历史渊源
《灌志文徵·李冰父子治水记》：二郎喜驰猎之事，奉之命而斩蛟，其友七人实助之，世传梅山七圣。此梅山七圣《封神演义》第九十二回谓是猿、猪、牛、羊、狗、蜈蚣、蛇七怪，助纣为虐，杨戬、哪咤收斩之。而四川民间传说，则谓是猎户七人，俱李冰子二郎之友。或又称为梅山七友。二郎擒孽龙所在之灌县玉垒山一带，均产煤之山，七友盖古代采煤工。该县二王庙旧有“七圣殿”，塑七友像，以其形状诡异，俗亦谓之为“七怪”。今二王庙山门内小戏台横额尚有木刻线雕涂金人物图像，约作于清代初年，即二郎偕梅山七圣助李冰斗犀图。右侧一象鼻怪兽，身被鳞甲，一有须壮汉徒手搏之，当即李冰斗犀。中武士八人，居中一戴冠著战袍之少年，腰悬宝剑，倒持三尖两刃刀，前后均有猎犬跟从，自属二郎无疑。其余七武士，亦均各著战袍，前三后四，当即所谓“梅山七圣”。
李冰何许人也
李冰，今山西省.运城市.盐湖区.解州镇.郊斜村人，是战国时期的水利家，对天文地理也有研究。秦昭襄王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51年）为蜀郡守，在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原灌县）岷江出山口处主持兴建了中国早期的灌溉工程都江堰，因而使成都平原富庶起来。北宋以后还流传着李冰之子李二郎协助李冰治水的故事。 据说李冰其实没有儿子，由于中国儒家传统的习惯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人们不愿意李冰这么大的功臣担着不孝的罪名而为他杜撰了一个儿子，也就是二郎神即为李冰的儿子。由此可见，梅山七圣的存在和二郎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梅山巫文化
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梅山教，是起源于古代湘中梅山地区的传统宗教。由于道教在长江中游地区的传播，使得梅山蛮(瑶族先民)较早地受到了道教的影响，因此，梅山教具有融摄道教法术和原始巫教的特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瑶、壮、苗、白、水、土家、仫佬、仡佬、毛南、侗等民族。都不同程度地信奉梅山教。这些民族共同祭祀道教的三官、三元法主、唐葛周三元三将军、张赵李三天师和梅山教的梅山法主；视三元、三天师和梅山法主为本教祖师。
尊崇道教神灵三元，是梅山教的显著特点。道教的唐、葛、周三将军，在壮族传说中为同母异父三兄弟，后在五岭梅山道院修炼法术，故三元教也称梅山教，师公在祭祀请神时，自称为梅山弟子，要做“陪梅山”的法事。仫佬族的法门弟子分茅山弟子、梅山弟子。师公度戒使用的经书《度梅山教用》，经文演唱五方五伤(即东方五伤、南方五伤、西方五伤、北方五伤、中央五伤)在梅山度法的故事，由五伤神在坛场传授“伤坛法”。这些都体现出道教对梅山教的影响 。
梅山教之所以能在南方广大地域内传播，与道教的长期影响以及历史上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梅山教对不同族群所产生的影响，正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宗教文化上的反映。梅山教对南方少数民族信仰的影响，在明代文学作品中也有表现。明吴承恩《西游记》讲二郎真君率领梅山六兄弟收降妖猴；明陆西星《封神演义》讲杨戬、哪吒收服的梅山七圣，是猿、猪、羊、牛、狗、蜈蚣、蛇七种精灵，其实是梅山教巫法的象征。《封神演义》有关梅山的描写，确乎有民族志资料的根据。广西瑶族师公为非正常死亡者超度，仪式中要念祖传的四句咒语：“梅山狗怪性猖狂。炼度伤人势莫当；谁知仙犬能伏虎，红尘血土命空忙。”师公认为犬是梅山七圣之一，念诵此咒语可以降伏五伤。《封神演义》中的梅山七怪，在南方少数民族中被尊为梅山七圣，云南昭通端公面具形像中就有梅山七圣。
曾经在四川西北部农村听到农夫骂牛：“你这个打梅山的！”意思还是明白的，相当于猪八戒骂牛魔王：“你这个遭瘟的！”但是，“打梅山的！”是什么来历，不懂。问农夫，也说不懂，说这是上辈人那里口耳相传下来的，知道意思，说不清楚来历。
后来才大略知道，这是精简过后的半句话，说完整是“你这个打梅山跟头的！”当然，知道这个程度等于还是没弄懂，这时候的农村新一代，已经不说这句话了。又过了很久，才终于明白，梅山跟头不是谁都可以打的，这是二郎神的梅山六兄弟中间的一个人的专利！
在梅山教和茅山教，都在上坛祀太上老君，中坛祀历代祖师，下坛祀。
梅山启教翻天倒挂张五郎，这个张五郎就是“打梅山跟头”的主！ 在梅山教的祀坛上，木雕的张五郎神像两腿朝天，双手撑地，称之为“翻坛倒挂张五郎”，又叫开山五郎，瑶族神谱中简称为“番坛倒立”。张五郎的原型，来自于梅山先民的狩猎生活。其神像所以倒立，是源于梅山地区的民间传说：张五郎是善于打猎的好猎手,开山修路的巧匠；一次和一只猛虎搏斗。被虎撞下山岩倒挂树上而死。也有说法是他长着一双反脚，倒立行走，还说飞禽走兽都是他的传令兵。人们将其倒立雕像敬奉于神龛上，逢年过节，进山巡猎，抗击外敌之前，必先祭祀一番，傩祭《开山舞》表现开山五郎的身世，傩戏《打梅山》则表演的是梅山洞猎神的故事，此习历千年不变。
? 梅山文化源于九百多年前的土著部落“梅山洞蛮”，是在特殊环境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古代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湖湘文化又与我国的其他地域文化一道，构筑了辉? 煌灿烂的华夏文明。梅山文化区域主要分布在湖南省的隆回、武冈、洞口、溆浦、新邵及涟源、冷水江、安化、新化等县市的部分地区。梅山文化主要包含这些地域内的民间宗教、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等等。其中的民间宗教——巫教，在这一地区的广大民众之中根深蒂固，凝聚着梅山民众顽强的生命力，深受乡民喜欢，一直久盛未衰。
什么叫巫教？
? 说到巫教不免就要提到道教正一五斗米教祖师张道陵，当年祖天师在我们巴蜀习得巫教之法又收伏八部鬼帅押禁封都，并在我的老家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鹤鸣山创立道教的故事广为流传.而随着道教的兴起渐渐巫教也淡出了大众视野.其实呢巫教是起源于上古时期，主要是负责占卜祭祀，供奉三教神灵但没有祖师，多以“天皇”“圣母”为尊，“天皇”即盘古，而“圣母”则是女娲，以崇尚自然为主，讲究万物有灵.而一转眼中华大地五千年了，巫也逐渐与各种地方习俗融合，而梅山巫教就是其中一个.
张五郎和梅山巫教
张五郎又名陈十五郎，是湘西南梅山教中唯一以木雕神像供奉的神祗。人们往往对此神冠以“翻坛倒峒”四字，称“翻坛倒洞张五郎 。”张五郎是一位双手撑地，两脚朝天的倒立神。神像由民间专事神像制作的工匠，用野葡萄或家葡萄的藤雕刻。神像的高度，一般二十至二十五公分，雕刻时，要以靠根的部份雕刻神像的头。神像雕成之后，在背上开一方孔，方孔里装一副中草药代表神的内脏、骨髓。
传说
在湘西南一带，有关张五郎的传说主要有以下两则：
传说一
猎人张五郎，到太上老君那里学法，深得太上老君喜爱，而太上老君并不知道，他的女儿姬姬，暗中已经和张五郎相爱了。姬姬向父亲禀明他对张五郎的爱慕。太上老君极力反对这桩婚事，并下令驱逐张五郎。姬姬无奈，邀约张五郎私奔。姬姬为了保证张五郎的安全，将他遮挡在手中的神伞之中。太上老君得知此情，勃然大怒，追至路途，放出飞剑，欲除却张五郎。一剑、二剑，都被姬姬的神伞挡了回去，太上老君又放出神伞无法遮挡的第三剑。姬姬见心上人危在旦夕，急中生智，将月经布抛上云头，玷污了父亲放出的飞剑。张五郎的性命得以保全。为了使张五郎不再受到伤害，姬姬让他的身子倒转，头、手着地，两脚朝天，变得面目全非，躲过了太上老君的追杀。后来，张五郎将法术在猎人中广为传播，这些法术便是民间流传的梅山之法。张五郎受到猎人的拥戴，他也成为了猎人敬奉的梅山之神。因此，梅山教供奉着一尊倒立的梅山神像。那罩在梅山神坛上，缠在梅山虎匠头上的红色“云头布”，原来是姬姬的月经布。
传说二
其二为：张五郎是一位道艺高超的猎人，屡屡猎获山中的野兽。在湘西南民间，有一种称为“大山野物，见者有份”的习俗。即任何人猎获了野兽，只要是在场的人，都可以分到一份。张五郎常常猎获野兽，分给乡民。年长月久，他成为人们拥戴的人物。有一次，张五郎行猎时，与老虎进行殊死搏斗，他不幸被撞下悬崖，倒挂在树上而死。人们怀念张五郎，奉张五郎为猎神。并雕刻了一尊倒立的神像，设坛供奉，这就是后来的梅山神坛。
? 说起梅山神“张五郎”，人们就会联想到充满神秘、诡异色彩的梅山文化。然而什么是梅山文化？学术界也是众说纷纭，至今没有定论。笔者认为：梅山文化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分支，是至今仍集中保存于湖南中部、西南部的一种古老的原始狩猎文化。安化是梅山文化的发祥地，据《宋史?梅山峒蛮传》记载：“梅山峒蛮，旧不与中国通，其地区东接潭，南接邵，其西则辰，其北则鼎，而梅山居其中。”梅山处湘中的腹地，那里崇山峻岭，旷野荒蛮，交通闭塞，苗瑶杂居其间，分为梅山十峒。梅山峒民在那种独特的环境下，形成和发展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默默地流传千年，直到宋熙宁五年归顺宋朝后汇入中国文化的江河。梅山文化集中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宗教信仰；二是生活习俗；三是反映梅山峒民的劳动、生活，表达思想的文化形式，或称文化载体。
梅山峒民奉梅山教。它有系统的神、符、演、会和教义。他们信奉的男神叫张五郎，是梅山祖师。相传他是狩猎能手，开山修路的巧匠，抗击外侵的英雄。他长着一双反脚，倒立行走，飞禽走兽都是他的传令兵。人们将其雕象敬奉于神龛上，神龛上写着“梅氏门中宗祖，梅城助福正神”。逢年过节，进山巡猎，抗击外敌之前，人们必须祭祀一番，并在腰间系一个祖师雕像，以求“兽见自退，蛇见自藏，瘴见自隐，妖见逃之”（梅山咒语）。此习历数千年不变。他们信奉的女神叫白氏仙娘，她是家禽家畜的总管神灵。峒民们当禽畜生息育雏，或逢瘟遇灾，求其消灾化吉，保佑六畜兴旺。
关于张五郎的来历，有很多传说，最多的一种说法是：很久前，张家有五个兄弟，家住梅山密林中，族人世代靠打猎为生。五兄弟从小学习梅山功法，习练巫术，后来师从太上老君，个个神通广大。为了狩猎范围不相互冲突，五兄弟各自划分了打猎区域，东南西北中各执一方，这也就是后来传说的五方猖兵领帅，即：“东方九夷兵、南方八蛮兵、西方七戎兵、北方五狄兵、中央三秦兵”。 五兄弟中五郎虽然年纪最小，但是武功最高，法力最强，老五自然成了领头的队长。
梅山一处常有老虎出没，入山打猎的族人经常一去不返，兄弟五人商量一起除掉这祸害。兄弟们各展神通，有布置陷阱的，有熬制毒箭的，还有牵狗设置埋伏的。老虎出现时，各种方法施尽依然没能制服老虎。此时五郎挺身而出，手持开山刀跟老虎近身搏斗。一番扭打后，五郎被逼近山崖边，老虎猛扑过来，五郎见势及时闪开，不料被树枝牵绊，跟老虎一同摔下山崖。
幸运的是五郎被崖壁上的葡萄藤挂住保住了性命，而老虎却摔死了。搏斗中五郎摔断了右腿，行动不便，从此五郎便倒立过来，用手取代脚行走，照样入山布阵，开山打猎。
老虎死了，族人们从此便不再担心受怕，以五郎为主的张家五兄弟被后人视为梅山的开山坛主，只要上山打猎，必请五郎佑身，请求一路安全，收获更多猎物。
从此家家户户神龛下层便多出了一个神位，神像为五郎倒立开坛，抓鸡施法的形象，尊称“坛神”、“翻坛小山”、“祖师张五郎”、“统兵张五郎”等。
几组有趣的张五郎的木雕像，经初步鉴定制造年代最早的应该是清代早期，最晚的是清晚期。这些雕像最高的为27厘米，最小的高14厘米，大多是用普通木材雕刻的。清早期用葡萄藤雕刻的较多，因为梅山人认为葡萄藤救了张五郎的命，有通灵的作用。一般大一点的是放在神龛下面供人们祭拜的，小一点的是猎人打猎时随身佩戴在身上的，这个与行坛有关。老一辈猎手说，上山打猎时会随身带着张五郎，到了山上找处好的位置，开坛做法之后，才开始布置陷阱，捕获猎物后再将其带回。这样搬动神位，另设零时法坛的，叫做行坛。为方便移动，所以张五郎像尺寸都比较小。这些木雕张五郎神像共分为三组，一组是呈站立的姿势，双手横持状或一手竖持，左脚前驱，或昂首挺胸或身体微趋向左前方（图一）；另一组为神像双手横持或右手拿着一卷打猎用的绳索，左脚前驱，右脚下还跟着一条警惕张望的猎狗，神像面部表情严谨中透着神秘威严，好像正在警示四方野兽，不得逃跑、伤及人类（图二）；最具典型色彩的一组就是倒立的张五郎，人称“翻天倒地张五郎”神像，也有几种造型：一种造型是脚朝天，头朝下，四肢健壮，两只手撑地的同时，右手还拿着一把刀（刀已脱落），左手捉着一只鸡。准备杀鸡的神情是庄重而虔诚的，嘴唇紧闭，双目炯炯有神，形象灵动，栩栩如生（图三）。另一种造型更为复杂生动，双手撑地，双脚朝天，左脚心顶一碗水，右脚心顶一香炉，朝下的双手左手抓鸡，右手拿刀，在他面前有呈梅花形排开五只碗或酒杯（图六）。另外一种也是双手撑地，双脚朝天，左脚心顶一碗水，右脚心顶一香炉，但是右手拿的刀和左手抓的鸡都被简化掉了，五个酒杯则雕刻在木座上，比较简洁（图四）。我们认为，他双手拿的刀和鸡，表示他即将杀鸡取血来犒劳五只杯碗所代表的五路猖兵。还有一个用葡萄藤雕刻的比较精美，这个神像头上扎着儿童似的发髻，垂耳，慈眉善目，神态安详，身穿对襟短衫，右手竖持（枪下截已断），脚下有一只猎狗仰头看着神像，好像随时在等待着张五郎的指令（图五）。
总而言之，在中国众多的神像中，只有张五郎是以倒立形象出现的，也只有张五郎是除放在神龛上祭拜外还被人随身携带设行坛祭拜的。有关梅山文化和神秘的张五郎还有许多需要我们继续去研究整理和发掘的地方。通过这些张五郎神像的艺术造型，我们可以感受到梅山人质朴而不笨拙，自然而不造作的审美风格。他们从某些方面向大众展示了梅山文化的神秘情趣，引领着我们去继续探寻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文化
“张五”与“端午”的语言学解析及其所隐含的原始数理文化内涵 关于“张五郎”这个神祇的诞生，民间主要有四种传说：1、“从端午节种的南瓜（或东瓜）中诞生说”；2、“盘古——黄斑犬说”；3、“太上老君女婿说”；4、“青州知府张世魁说”。这四种传说明显地有一个从原始文化到道教文化、儒家文化的时间流变过程。后两种传说虽然流传面更广、影响更大，而且直接承传在今天的梅山巫歌中，但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这是张五郎之所以为神的本来面目。
前两种传说主要分布在今梅山腹地新化、新邵、冷水江一带和与今绥宁“梅口”（ “梅山入口”）毗邻的城步县一带，具有鲜明的远古“葫芦神话”和“创世神话”色彩，比较符合张五郎作为原始狩猎神的时代特征和梅山文化作为原始渔猎文化的文化属性，我认为它们应是关于张五郎的最早传说；第三种传说隐约保留了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期的某些原始文化因子，更多的是反映了宋开梅山后所融入的道教文化内容，标示着道教文化对梅山文化的改造与融合；第四种传说仅保留了张五郎的狩猎神原型，体现了儒家“官本位”文化对梅山文化的强势扭曲和彻底变形——由此产生了一种不伦不类、自相矛盾的文化特征：民间所信仰的关于张五郎的巫术内容是原始时代的，而张五郎却成了具有“儒官”身份的猎户。这种不伦不类、自相矛盾的说法后来成为张五郎传说的主流，经过若干代的口碑相传，以至我们今天的梅山巫术承传者们（包括不少梅山文化研究者）都认为真的是这么回事了。
顺着第一种传说往下研究，我发现“张五郎”之名并不是指“姓氏排行”，而与“端午节”有密切关系，可以说，“张五郎”就是“端午节”的人格化。 我这样说的理由不仅因为在今梅山腹地尚有张五郎诞生于端午节种的南瓜(或东瓜)中的民间口头流传——在这个传说中，他就被称为“端午郎”；而且还因为“张五”与“端午”在语源上的完全相通：
在古汉语中，“张”、“端”二字是同源字，其语义相同，声音相近，可以通用；在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中，“张”、“端”二字同源则更为明显：新化称“正月”即称“张月”或“端月”！
“五”和“午”也是同源字，二字完全同音；“午”与“五”语义密切或即为“五”。《广韵》释“午”：“交也”；《韵会》：“一纵一横曰旁午，犹言交横也”；《仪礼?特牲馈食》：“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注：纵横割也”；《礼?内则》：“男角女羁。注：‘午达曰羁。’疏：‘度尺而午，令女剪发，留其顶上，纵横各一，相通达也。’”——这简直就是甲骨文“五”字的绘形。因此，“端午节”在古代也称“端五节”。
其实，在先秦时期，“张五郎”便称“张五即”——“张五节”。传说他是楚庄王时期的一个巫师，曾成功地为楚庄王求雨，楚庄王很高兴，在“即”字上加了一点，便成了“张五郎”。梅山腹地新化方言今仍称“郎”（男孩）为“即”，如“二毛即”、“猛子即”等；称送节日礼物为“送即”，如端午给岳家送礼称送“端午即”。“即”与“节”一音之转，可见“端午节”亦即“张五节”。
端午节即“张五节”，我们还可以从汉以前传入朝鲜的“端午节”民俗中找到旁证：朝鲜后期学者洪锡谟的《东国岁时记》载，端午节时王家“观象监本朱砂拓天中赤符，进于大内，贴门楣，以除弗祥。卿士家亦贴之。其文曰：‘五月五日，天中之节。上得天禄，下得地福。蚩尤之神，铜头铁额。赤口赤舌，四百四病，一时消灭，急急如律令！’”——据有关学者研究，“蚩尤”是“张五郎”在不同时期的称谓，在今天的梅山傩舞中，梅山巫师仍带着蚩尤面具作为标志。⑤因此，这里所说的“蚩尤”，也应是指的“张五郎”——在梅山地区，张五郎除了是狩猎神外，便兼有给人治病的“巫医”身份。 从梅山地区流传的“盘古——黄斑犬”创世神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张五郎与端午节的紧密联系。在古梅山地区，有这样一个神话传说：张五郎是一条“黄斑犬”（盘古），有一次人类遭遇齐天大水，他为人类抢救稻种，在稻谷堆里打了几个滚，将身上粘满谷粒，想从大水中抢运出来，但最后身上粘的谷粒都被洪水冲走了，只剩下尾巴上粘的那一串没有被冲走，后来人们就用那串稻谷做种子，所以水稻只有上面的穗子长谷粒。这则神话中的“齐天大水”神话元素和“黄斑犬”神话元素，在“端午节”中都有反映：
端午节处于雨水多发季节，今梅山地区仍有每年看“端午水”的习俗。一年一度的“端午水”，承载和传递着梅山先民在远古时期的创世洪水神话中留下的永恒记忆：端午节划龙舟，很可能就是人类在远古时期所遭遇的那场毁灭性洪水中划独木舟救人的记忆残留；而往水中丢粽子，是为了纪念和感谢那只在洪水中为人类抢救稻种的黄斑犬（张五郎）。——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千古文化之谜：粽子为什么要做成有棱有角的样子？以前谁也没有去深究。其实，这就是“狗头”的状形，梅山腹地新化旧时称粽子称“狗头粽”；与此相对应，因蚩尤以“牛”为图腾，新化还有一种很长的粽子称“牛角棕”。因此，粽子应是梅山先民犬图腾和牛图腾崇拜即张五郎——蚩尤崇拜的产物。 由上进一步推论：我认为张五郎的名字隐含着中国原始人类从“数觉阶段”向“计数阶段”突破的一段珍贵的文化记忆，“端午节——张五郎”是中国初民从自然与人事两个方面记载开辟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一个纪念性文化符号。
如前所述，“数觉”和“计数”是不能混为一谈的，若干种鸟类也有一种和人类相似的原始数觉。而“计数”则是人类的特殊才能，可以说，人类从数觉阶段发展到计数阶段，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三”作为原始数觉的极限数，曾经长期迷惑着中国初民，当中国初民的数理思维迈过“三”的门槛，突破到“三”以上的计数时代后，他们开始用积累起来的数理思维经验从天文、地理上重新整合世界，于是产生了“十月太阳历法”和“五方”观念。
“五”是人类思维开发到“三”以后的计数时代所诞生的一个“中心”数。在太阳十月历法中，它是十月时间轴上的“中点”，标志一个太阳年的回归位数；在五方观念中，它是五方的“中心”，标志着五方空间的形成数。可见，“五”在计数时代的地位非常重要，可以说，没有“五”，就没有“十月太阳历法”，也不会有“五方”观念，中国初民将依然处于时空的迷茫之中。因此，“五”，成为中国先民迈进计数时代的重要标志。
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应是中国初民一段最难忘却的记忆，因为他们的生产、生活由此而发生了质的变化。为了铭记这段记忆，于是人们将太阳十月历中的五月初五定为“端午节”；而这段记忆的人格化，便诞生了“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因此，所谓“端午节”、“张五郎”，也就是“开五节”、“开五的人”的意思，其用意是标示 “五”的时代的开始或开端。“张”和“端”二字本来就是“开始”的意思。“张”的本义即“开弓”。在现代汉语中，“张”、“端”二字仍保留有如“开张”、“开端”的用法。因此，“张五”、“端午（五）”，其实也就是“开五”或“‘五’的开始”。
然而，虽然“张五”、“端午”都是表示“开五”的意思，二者在表示“开五”的意义上仍是有区别的。“端午节”做为一个时令节气，它居于十月太阳历的中间，主要是从时间上突出“五”的时代的开始；而“张五郎”作为一个原始部落英雄集合神，肩负着为氏族开辟生存空间的重任，则更多地体现了“五方”空间开拓者的特征。 在梅山巫仪中，张五郎是统帅着东、南、西、北、中“五路猖兵”的最高军事首领，梅山人的每一次重大狩猎活动，都要念“五郎诀”，请张五郎发“五路猖兵”。“五郎诀”的手诀完整地体现了开辟五方的过程：张五郎的化身——“巫师”先将五路猖兵紧攒于手诀中，然后依次按东、南、西、北、中五方把五路猖兵差出去：右食指表示东五猖，右拇指表示南五猖，左手小指表示西五猖，左手拇指表示北五猖，左手中指表示中五猖。显然，张五郎的“五路猖兵”统帅身份，其实就是“五方”开辟者的身份。
张五郎的这种“五方”开辟者身份，在梅山文化传播区流传很广，如广西恭城瑶族自治县观音乡等地的《梅山图》中，便有“五方开方先公”。在梅山腹地冷水江岩口镇一带，至今仍流传着“搬锯匠”、“搬五台山”等巫仪，展示的都是张五郎开辟五方的内容。“搬锯匠”表面上讲述的是梅山先民上山砍伐寿木的故事，先沿东、南、西、北四方山依次选材，都没有选中，最后在中方山上选中了，实际上隐含的就是张五郎这个英雄集合神寻找方位，开辟五方的过程。“搬五台山”更加明显地体现了“倒立（倒挂）张五郎”开辟五方甚至八方的“情景”，这个巫术活动由一个身着长衫、头扎红巾的巫师表演，道具是两张梅山地区常见的八仙桌，代表五方和八方空间。巫师先依次将头倒顶于一张平放的八仙桌的四角（四方），身体垂直倒立，然后将头倒顶于桌子的正中间（中方），倒立旋转360度，表示五方开辟成功；接着将另一张八仙桌倒放在第一张桌的桌面上，两张桌的桌面平贴，双脚依次反勾于上面那张桌的四个方位的横枋上，将身体倒挂，最后又依次将头倒立于上面那张桌的四根脚柱顶端，表示八方开辟成功。整个表演过程可谓惊心动魄，充分反映了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开辟五方、八方空间的艰辛。 在梅山地区出现张五郎这个标志着中国初民从“三”的数觉时代向“五”的计数时代突破的原始部落英雄集合神绝非偶然。从紧靠梅山文化核心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的文化堆积层中，出土了1.4万年至2.2万年前的人类最早的原始栽培稻和大量的动物残骸。动物残骸中有许多的鸟禽类骨胳，其个体数量可达30%以上，种类可达10种以上，这在我国早期史前遗址中是罕见的。这说明梅山文化圈的原始人类的思维已经很发达，能认识天时去栽培植物和用技巧发明工具去捕捉鸟禽；而鸟禽食物的获得及稻粮的栽培成功，又扩展了原始人类的食谱，反过来更促进了人类大脑的发育和智力的进一步提高，这就为梅山地区原始人类走出迷茫的数觉时代进入理性的计数时代提供了必要的智力开发的客观物质基础。
今梅山地区民间还流传着许多如“牛角棋”、“争高位棋”、“成三棋”、“锁棋”、“豆腐棋”、“裤裆棋”、“夹担棋”、“五行棋”、“五子飞棋”等对促进数理思维极有帮助的古老而奇特的棋艺。特别是“五子飞棋”流传甚广。这种棋艺俗称“卧岛”，相传源于远古时代的抢婚制。梅山远古婚俗，男女双方要在离各自村落一里许的地方布一“卧岛”，即设一“五子飞棋”。我们知道，婚礼是人类繁衍的重要仪式，在婚礼上出现“五子飞棋”，可见梅山先民对人类数理思维的开发是何等重视！⑥我认为，上述棋艺所反映的梅山先民对开发数理思维的重视，是他们得以从“三”的数觉时代跨入“五”的计数时代的主观原因。
综上所述，端午节是纪念张五郎的一个节日，“张五”即“端午”亦即“开五”。“张五郎”的名字铭刻着中国先民从迷茫的数觉时代进入以“五”为标志的计数时代的一段深刻的文化记忆。张五郎作为伴随着中国早期文明的诞生而形成的英雄集合神，他的身上不仅有中国初民原始数觉时期迷惑于“三”的影子，也隐含着中国初民进入“计数时代”后整合世界的丰富的生产生活内容。著名学者萧兵先生说过，每一个汉字都是一段文明发展史。从语言学的角度审视梅山文化，我们看到了梅山文化的一个崭新天地。 在《中国百神全书》、《中国寺庙200神》、《中国鬼神精怪》等书中，都没有收入“张五郎”，这足以说明他的神秘性；在中国有史以来的诸位神祇中，张五郎是唯一倒立的一个神祇，这足以说明他的奇特性。张五郎这个原始英雄集合神的身上，到底还隐藏着一些什么样的鲜为人知的文化秘密？
今天我们所常见的张五郎神像，是一个约五寸高，用木头或葡萄藤雕的倒立形象：手撑地、头朝下，两脚倒伸向上；大都身着官服、头带官帽，有的还描了彩漆。我所见到的最早的张五郎神像，是明万历四十四年由一个叫曾子瑞的人绘在一张近3米长、约15公分宽的“梅山图”上的。2000年，我在新化县宗教办刘伟主任的陪同下，在该县上梅镇青石街袁建和先生家第一次见到了这张“梅山图”（据袁先生介绍，这张图取自一个菩萨的“肚腹”）；六年后，我找到袁先生拍到了这张图。这张图上的倒立张五郎神像与今天民间流传的很有所不同，无衣服，头顶一个“三角形”帽，双手撑着一个“离卦”。其右侧是五个鸟头“雷神”像和一个上下长着两个人头的“车神”像，接着是五个手握鸟的“五猖”像；其左侧紧连着两个大鸟头，接着是四只鸟从四角飞向中间的日形光圈图，再接着是两条相对的龙、三个穿兽皮裙的男子像……。这张图充分说明张五郎的来历的确非常古远，他应来自人类文明的原始时期。他的倒立形象绝非像后来人们所附会的那样，是太上老君之女吉吉令其倒立，或打猎时摔下悬崖倒挂树上这么简单，一定铭刻着人类远古时期一段更深刻的文化印迹。 我认为，张五郎的倒立形象标示着中国远古人类的一种最原始的宇宙视角。上文提到的今天梅山地区流传的“搬五台山”巫仪中张五郎用头倒立着逐一开辟“五方”的过程，便是这个倒立着观察世界的原初宇宙视角的体现。
很多年前，我曾在一篇叫《〈易经〉与毕达哥拉斯数学美学比较》的文章中论到西方人和中国人宇宙视角的不同，指出其在思维上一个是习惯于“横”着看宇宙，一个是习惯于“竖”着看宇宙。并认为“这可能是受原始思维‘天人同构’观制约之故”。在中国原始文化和古希腊原始文化中，其“天人同构”观已有“竖”式和“横”式之别。在中国原始初民眼里，宇宙由混沌中开辟之时起，就是一个立着的人那样的竖式长条结构。“盘古开天地”的神话很好的说明了这种观念。在这则神话中，天（宇宙），是由盘古（人）站着撑开的。汉字 “天”就是一个立着的“人”。而在古希腊文明的源头之一——两河流域文明的创世神话中，天（宇宙），却不是由站着的人生出来的，而是由横躺着的人生出来的——天和地是英雄玛尔杜克将提亚玛特的尸体横剖为两半所造成的。在文中，我还从西方与中国文字符码排列的区别——西方从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线性文字起均是由左至右横排和中国从殷商甲骨卜辞起都是由上到下竖排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指出“这种区分应当是很有深意的。语言文字作为人类智慧和思维的物化态，它不只是一种书写符号、不只是人类表情达意的工具而已，它还应是人类心灵中宇宙空间‘形状’的反映。它的排列组合方式绝非偶然，这表现出宇宙空间在人的思维中的坐标位置序列的不同。” 倒立张五郎形象又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中国文化中，有了“两个”盘古视角（如上所述，张五郎亦即盘古），一个是站立着看世界的，一个是倒立着看世界的，这就又多出了一个宇宙视角！到底哪个宇宙视角更早呢？联想到古老的易经卦爻由下到上的排列顺序，无疑“张五郎宇宙视角”更早。易卦为什么与后来的中国文字从上至下排序的习惯不一样，而是由下到上排序的？这也是长期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问题。解开了张五郎倒立之谜，或许也就解开了易卦从下到上排序之谜。
我认为，张五郎倒立着看世界的宇宙视角，是人类从母体来到世界上的原初视角，是中国原始人类对人之诞生这种生命现象的一种最初印象。 人的胚胎在母体中成形、生长、发育一般有9个余月，称“十月怀胎”。从第二个月到第七个月，胎儿在母体中都是头朝上的；从第八个月到出生前，身体完成往下旋转的过程，双脚蜷局交叉朝上，头部朝下。因此，人出生时总是头朝下倒着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知道，在原始社会，原始人对人类的生殖繁衍特别关注，大量的原始生殖崇拜现象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既然他们特别关注人类的生殖繁衍，也就必然会特别关注人类生命的诞生过程——倒立张五郎形象，就是中国原始人类对人之诞生这种生命现象的一种符号定位，表示人之初始状态。
我这样说并非信口开河，而是有充分根据的：
首先，中国人敬奉的神祇雕像一般都有一尺多至几尺高，有的甚至达到几丈、几十丈高（如“乐山大佛”），讲究的都是所谓高大威仪；而倒立张五郎雕像却一律都很小，酷似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
其次，张五郎虽贵为梅山的开山神，但在梅山诸神排位中，他必须安在神龛最下端的地上，不能上神龛，这分明是指状婴儿的倒着落地。
第三，梅山地区民间传言，用一条妇女的短裤，即可破解张五郎的法术。——妇女的短裤，是产门的象征，这一传说亦暗喻母体对婴儿的钳制作用。
第四，梅山人十分重视怀孕生产，梅山巫术中有一整套安胎法术，如“看胎”、“祭胎”、“掏胎”、“收魂”等。在“祭胎”和“掏胎”仪式中，所念咒语都和“五”有关，如“前收五里后收五里，五五二十五里，千五里万五里，祖师收回，本师收回……”；生产时还有所谓“催胎水”法术，法术中的数字亦与“三”有关：在产妇额头上沾“三”点水，胸脯上沾“三”点水，脚板心沾“三”点水；此外，婴儿落地后剪脐带要预剪“三”次，每次念一句咒语。⑧——如前所述，“三”和“五”都是张五郎的数字符号身份象征！
第五，再从语言学上来印证：人的“头”在甲骨文中即“元”字，“元”的本意是“人头”，《孟子》：“勇士不忘丧其元。”在现代汉语中，仍有“元首”这个词；而“元”又有 “根本”的意思，如，《潜夫论?本训》：“必先原元而本本。”班固《西都赋》：“元元本本,殚见洽闻。”“本”的本义即草木的“根”，《说文》：“木下曰本”。“根”和“本”都是在下面的，这就向我们暗示了人的头也是在下面的。甲骨文“元”字便是由上面一横（疑表示产门），下面一个“下”字构成（表示人头在下）。因此,“元”的含义，也是我们的祖先对人离开母体时头朝下出来这个人类原初生命印象的记录。所不同的是：倒立张五郎形象用的是一种雕刻造型符号，而“元”用的是一种语言文字符号罢了。 其实，“倒”字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从造字法来分析，“倒”是个形声兼会意字，从“人”，“到”声。“人”和“到”为什么能在意义上组成“倒”字呢？因为人是倒着头生出来的！可见，“倒”字也应是我们的祖先对这个人类原初生命印象的文字符号记录。
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中，“元”（头）——因为它的最初意义来自人之诞生这种神秘而神圣的生命现象而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元”，又指万物之本原——“元极”； 指天地未分前的混沌之气和人的精神、精气——“元气”；指道家所谓的“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老子?道德经》）
“元”，因其最初的意义指先出来的“人头”，它的含义还有“第一”、“开头”的意思，如新年的第一天称“元旦”，第一个月称“元月”。所以， 在易经哲学中，“元”就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那个“一”，也就是易卦的第一根爻——“太极”。这第一根爻的位置应当在哪里呢？根据张五郎头（元）向下的生命符号指向，它应该在最下面！
可见，张五郎的倒立生命符号，标示的正是中国人的原初宇宙观。在中国原始人类的巫术思维中，人们最初就是从这个倒立的视角去把握世界的。由这个倒立的宇宙视角，形成了易卦六爻由下到上倒列排序的基本构架，确立了中国人最早的宇宙（哲学）空间。
正像个体的人的童年对他的一生发展极为重要一样，人类的童年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是极为重要的；亦正像个体的人的童年印象在他的记忆中会变得越来越模糊、最终被淡忘一样，中国原始人类的童年记忆在漫长的文明发展过程中也被人们逐渐遗忘了。然而，童年时期留下的生命印记却是始终存在的，对个人、对人类，都是如此。这就给我们留下了张五郎的倒立宇宙视角之谜和易卦卦爻的倒列排序之谜。不唯如此，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还留下了“俯仰天地”（ ——先俯后仰，俯观天、仰观地）这样的倒位思维痕迹。这种“倒位思维”往往是在中国人的“正位思维”极不顺畅——人生极不得志的迷惘状态下才会出现的，如官场失意后的陶渊明《读山海经》：“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中国人在“倒位思维”中所产生的快感，正来自童年时期的宇宙空间！
在上文提到的那张《梅山图》中，倒立张五郎撑着一个“离卦”，这无疑在向我们暗示他与易经八卦的组合排列存在着某种关系。在《易经》八卦中，我认为“离卦”应是最初形成的卦象，因为“离卦”由下面一根阳爻，上加一根阴爻，再上覆一根阳爻（一元复始）构成，在《易经》的八个卦象中，是最符合中国原始数理思维规律即“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规律的一个卦象，应为易卦推演的“根本卦”。在《易经》中，“离卦”这个“根本卦”被称为“南方之卦”，这很可能就是寓意易卦的原始数理思维基础和宇宙观来自在南方!
综上所述，梅山文化中潜藏着一个最古老的原始数码系统，这个系统反映了中国初民从“数”的角度认知世界、把握世界的原初过程。我一直坚持从人类文明起源和中华早期文明流变史的高度来研究梅山文化，今天我更坚定这个观点。种种迹象表明，梅山文化绝非一种仅在湖南土生土长的封闭性地域文化，它曾以湖南为基点，随稻作文化的传播在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创造过灿烂的中华远古文明。它是开放性的、超地域的——所以我们在全国很多地方乃至世界各地的华人区都可以看到它的影子；它又是超语言、超民族的——所以很多民族如苗族、瑶族、白族、壮族、土家族、藏族……包括汉族，在各有自己的民族宗教信仰的同时，也都信“梅山”。只有“母源文化”才具有这种生命力、穿透力、涵盖力和影响力！因此，我认为，梅山文化——应是被人们遗忘了的中华文明的一个最古老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