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亡政息是什么意思-人亡政息现在的意义

1.如何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2.两个务必的历史背景

3.背叛了自己阶级的改革家-王安石

4.从苏共亡党亡国20年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5.重赏!商鞅变法对现在社会的影响~

如何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一?为何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研究法治建设问题，就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作出决定，这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以此为里程碑，行进在复兴之路上的中国，进入全新的“法治时间”。为什么要把法治建设提到如此突出的位置？如何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意义呢？

这是历史的深刻启示。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较好地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相反，一些国家陷入这样那样的“陷阱”，没有顺利迈进现代化门槛，很大程度上与法治不彰有关。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少国家没能解决好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没能跳出“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人治怪圈。从我们自己来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既吃过破坏法治的苦头，也尝到了法治昌明的甜头。历史深刻启示我们，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在我们这样一个13亿多人口、56个民族的大国，要保证国家统一、法制统一、政令统一、市场统一，实现经济发展、政治清明、文化昌盛、社会公正、生态良好，必须秉持法律这个准绳、用好法治这个方式。

这是现实的迫切要求。当前，中国正经历空前深刻的社会变革。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保持稳定的秩序，在各方竞逐的市场领域维护公平的规则，在意见碰撞的观念世界坚守文明的底线，必须织密法治之网、强化法治之力。“以律均清浊，以法定治乱。”只有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能顺利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进程，确保我国社会在深刻变革中既生机勃勃又井然有序。

这是长远的战略谋划。现在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有5年时间，只要国际国内不发生大的波折，经过努力，这一目标应该可以如期实现。但“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第一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后，我们还要向着“第二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前行，还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还将应对可能更为复杂的局面和问题。之后的路该怎么走？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实现长期执政？如何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只有靠法治，才能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我们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民族复兴筹、为子孙后代计、为长远发展谋。

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依法治国事关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我们应该从这样的高度，充分认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高高扬起依法治国的旗帜。

二?怎样把握总目标的内涵?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这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这个总目标中，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为我们描绘了宏伟蓝图，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则为我们绘制出路线图，指明了具体路径。这两句话是有机统一的整体，离开了哪一句都不行。

如果把建设法治中国看作建设一座恢宏的大厦，我们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的丰富内涵，就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和把握。

一是奠定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三大基石”。这就是坚持中国***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句话，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力量、制度基础、理论指导，实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核心要义，是实现总目标必须牢牢把握的最根本的东西。

二是构筑了法治中国大厦的“五大支柱”。这就是形成五大体系，即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以及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这个“4+1”组成的五大体系，涵盖了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法治运行与保障机制、依法治国与从严治党等各个层面、各个环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具体展开和有力支撑。

三是设计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施工方案”。这就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国家治理、执政、行政等问题，涉及党、国家、公民等不同的行为主体，应该如何推进、如何实施呢？必须统筹兼顾、突出重点、整体谋划，在“共同推进”上着力，在“一体建设”上用劲，更加重视法治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更加重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

四是描绘了法治中国大厦的“效果图”。法治建设既是法治本身的“自转”，也是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公转”。通过法治建设，我们要取得什么样的效果呢？从法治建设本身看，就是要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目标；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局看，就是要着眼于更好更优的国家治理，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法治中国大厦的地基夯实了，支柱立起来了，按照施工方案科学操作、加紧推进，美丽的“效果图”就一定能变为现实，这座恢宏大厦必将巍然耸立起来。

两个务必的历史背景

“两个务必”是特定历史时代的产物。首先，从直接背景看，“两个务必”形成于进驻西柏坡时期，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前夕。中后期，中央工委、后委和毛主席、先后从陕北向华北转移，进驻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从1947年5月中央工委进驻西柏坡，到1949年3月毛主席、由西柏坡移驻北京，前后不到两年时间。驻西柏坡时期，三大战役的发动和全面胜利，标志着全国胜利即将来临，中国***将由一个长期被压迫、被围剿的党变成全国范围的执政党；标志着***的工作重心将由农村包围城市转入城市领导农村；标志着中国***的创业之难即将成为过去，而巩固和开创新事业的考验即将成为现实；标志着中国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新时代的开始。这样的历史条件，就将胜利之后如何防止“其亡也忽”的悲剧发生很尖锐很现实地提上了党的议事日程，而在西柏坡时期的一切活动就是为加速实现这样的历史性转变和战胜转变之后所面临的各种新考验作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理论上准备。这一时期形成的西柏坡精神，内涵十分丰富，包括万众一心的团结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戒骄戒躁的谦虚精神，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大无畏精神，坚定不移的彻底革命精神等。其最核心的内容，则是“两个务必”。由此可以看出，西柏坡精神主要是一种历史性转变的精神，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精神，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在敢不敢胜利问题上的坚定不移，和对胜利后革命前途的冷静思考。 其次，从更远一些的背景看，至少有三点值得引起注意。

一是1945年与国民参政员在延安窑洞里的那次谈话。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邀访问延安。痛感于历史的无常，黄炎培在和谈话时大发感慨。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这是所知人们第一次谈到历史周期律问题。他同时希望中国***能找到一条道路，摆脱周期律的支配力。

那么，什么是历史周期律发生的内在原因呢？黄炎培认为：“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于是“其兴也浡”、“其亡也忽”，周期律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了。

那么***究竟能否跳出和怎样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呢？对此，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当然，就像找到了船不等于到了对岸一样，找到了民主这条新路，并不意味着已经跳出了历史周期率。能否跳出去，还要看这条路具体怎么走，要看能不能对跳出周期率时刻保持高度警惕性。这就是“两个务必”所要解决的问题。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和与黄炎培在延安的那次著名谈话有一脉相承的思想渊源关系。 二是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发表。1941年皖南事变后，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本文以丰富的史料揭露了明末尖锐的阶级矛盾和，朝廷腐败，天灾人祸，民不聊生，，隶属于延安府辖区的李自成、张献忠发动和领导农民起义，并在李岩的帮助下，使“农民起义走上了正规”，节节胜利，势如破竹，直打到北京城，推翻了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

然而进了北京以后，李自成便进了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基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挟降官，搜刮赃款，严刑。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像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无事了的一样”。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只派了几千士兵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都屯积在京城里享乐。进京不久，李岩便被陷害。乃至清军入关，“自成亲自出征，仓惶而去，仓惶而败，仓惶而返。”不得不离开北京，一败再败，终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战，时年39岁。“这无论怎样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悲剧的主人。”

此文于1944年3月在《新华日报》全文连载。此时正值伟大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自然洞悉它的重大政治意义，立即批示在《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加发了《编者按语》，同时把它作为整风文件，印发全党学习。1944年11月21日，在给郭沫若的复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若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的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为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希望随时示知。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见《书信集》）“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出来。”这段话充分说明领导中国革命那种心境。就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呕心沥血，时刻防止出现失误。他自信无比，胆略过人。但他的自信和胆略是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上的，同时又要防止各种偶然性。从这种意义上讲，“两个务必”的提出，体现了、对中国历史上一些农民战争尤其是李自成农民起义失败教训的深刻总结。 从以后的形势发展看，“两个务必”的告诫是很有预见性的。因为此后不久，随着一座座大中城市被接管，一些干部面对灯红酒绿的城市生活，或被资产阶级以各种手段拉下水，或自发滑入腐败的深渊，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所担心的事情很快就出现了。

下面这件事就很有代表性：七届二中全会仅仅开过5个月，1949年8月15日，上海《解放日报》就刊登了这样一条消息：“知法犯法，罪在不赦”、“玷污军誉，破坏纪律，欧震被判处刑”。被处决的是担任接管工作的军代表。

1949年6月8日，时年25岁的欧震奉命参加公安部查处国民党军空军司令部第21电台台长毕晓辉私藏武器案件。当时，毕晓辉早已随国民党军南逃，家中只有毕的妻妾两人。公安部办案人员在毕家查获了非法武器之后，考虑到毕的妻妾年轻无知，且能知罪服法，故对其作了宽大处理，将案子就此了结。而欧震人虽离开了毕家，心却留在了毕妻朱氏身上。朱氏20出头，生得眉清目秀，欧震心生邪念：一定要把她搞到手！于是当晚，欧震置军管会纪律于不顾，趁外出执行任务之机，踅进毕家，勒索毕家钱财，迫使朱氏答应从此与他同居。

欧震的犯罪行为很快就东窗事发。欧震被捕后，各级领导对此都十分重视，最后经陈毅市长批准，执行就地。欧震事件的发生，再次向即将在全国执政的***人敲响了反腐倡廉的警钟。

然而在这一时期，欧震事件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欧震所犯的罪行也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事实是，***刚刚执政，以贪污、浪费、官僚主义为主要表现形式的腐败行为就在一部分人中蔓延、滋长了起来，也冒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的人物。

比如，1951年11月东北局向中央报告说，沈阳市在部分单位揭发出3629人有贪污行为，东北贸易部仅检举和坦白的金额就达5亿元人民币（旧币，下同）。浪费现象和官僚主义也很严重，仅东北铁路系统就积压了价值上千亿元的材料而不作处理。其他各中央局也有类似的情况向中央报告。在大大小小的“李自成”式人物中，刘青山、张子善可谓罪行昭著的突出代表。他们利用职权，非法经营；违反政策，投机倒把；以次充好，盘剥民工；，腐化堕落。他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和非法获利且不必说，仅个人从盗窃的国家资财中贪污、挥霍即达3.7亿元以上，其中刘青山1.8亿元，张子善1.9亿元。确属罪大恶极，十恶不赦。 接到华北局向中央所作的关于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情况的报告，感到非常震惊，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同时，在另一封给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并告各中央局的复电中又强调：“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并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才能克服二中全会所早已料到的这种情况，并实现二中全会防止腐蚀的方针。”迅即中央便做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并深刻指出：“自从我们占领城市两年至三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证明 1949年春季党的二中全会严重地指出资产阶级对党的侵蚀的必然性和为防止及克服此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是完全正确的，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这项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从此，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据统计，在半年左右时间内，全国县以上党政机关参加“三反”运动的总人数为383万多人。经核实，贪污1000万人民币（旧币，下同）以上的共10万余人，贪污的总金额达6 万亿元。对有严重贪污行为的罪犯，判处有期徒刑的9942人，判处无期徒刑的67人，判处缓的9人，判处刑的42人，其中就包括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建国才仅仅两三年，即有这么多人腐化犯罪，其速度之快，数量之大，确实令人触目惊心。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两个务必”仍然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要永葆先进性，始终保持自己的政治本色，必须时刻牢记“两个务必”，警钟长鸣。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对全党同志“两个务必”的告诫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

背叛了自己阶级的改革家-王安石

很多人看到王安石变法时都有个疑惑，明明是有利于百姓的，为什么那么多名臣都反对他？我上学时也有这个疑惑，后来查阅了许多当时的背景资料才解开了这个疑惑。

王安石是一个留下了很多争议的人，在政治上支持他的人认为他是伟大的改革家，反对他的人认为他祸国殃民。但都不否认他在文学上的成就，也不可否认他是 历史 上少有的“真宰相”他做宰相时可谓“宰执天下”，坚持自己的原则，即使天下汹汹，老臣都反对，皇帝都心生退意义，他依然坚持不退。

北宋神总年间，宋朝对西夏的军事上先后接连战败，财政赤字高的吓人，百年积蓄消耗一空，连赵匡义留下的封桩库都空了。冗官、冗兵、冗费困的国家上下焦头烂额。

宋代是国家财政养兵的募兵制，包袱随着时间的累积雪球越滚越大。宋太祖开宝年间，禁军和厢军的人数是27万；宋太宗至道年间增至66万；宋真宗天禧年间为91万；宋仁宗庆历年间已经高达125万，到宋神宗即位的时候已经高达140万人！

而宋朝的官制，有官、职、差遣三套班子，经科举、恩荫和荐举来源，演变出大量冗官。有官有职而没有事情干的官员，已经占到了官员总数的60%以上。

当时年财政收入约6300-6800万贯，一年光发军饷和官员工资就要6000万贯。再加上皇家开支、救济灾民、再算上给辽国和西夏的岁币以及其他各项杂费支出，国家财政根本入不敷出。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当时执掌朝政的名臣吕公著、韩琦、文彦博、司马光、富弼等人却拿不出任何有用的办法来。司马光只一味上书劝皇帝生活上要节约。皇帝的生活又能花几个钱？满朝官员只会空谈大义，没有一个拿的出可行的具体措施，君子不言利嘛！

于是年轻的赵顼就把眼光放到了朝廷之外。

此时王安石已经积累了三十年的名声，朝廷多次召他入京为官他都坚辞不受。当时官场流传“安石不出，奈苍生何”恰在此时，他已经看到国家不改变已经不行了，皇帝也觉得必须要变了，于是请他入京收拾这个烂摊子。他毅然站在所有达官显贵的对立面，决心变法！

他难道不知道自古变法者都没有好下场？他已经当了高官。难道变法成功能给他个人带来更多的好处？他的名声已经被天下景仰。为了国家财政大计，为了生民的困苦，他决定向有钱人开刀。因为变法，损害了达官显贵的利益，从而招来天下汹汹骂声，好友司马光跟他割袍断义，一生都在跟他作对，并把王安石主政期间夺得河湟千里土地送给西夏。亲家吴充也是反目成仇，并迁怒于王安石的女儿，致使其女郁郁而终。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这是王安石任宰相的头一年在皇帝面前说的，由此也可看见他表达的决心，虽千万人吾往矣！

名臣皆反对变法，却又拿不出任何解决问题的办法，皇帝一问具体措施，就糊弄皇帝，要萧规曹随，不要瞎折腾，国家自然会慢慢好起来的。可这有鸟用，你解决不了财政没钱的问题！王安石确是有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皇帝当然支持王安石。

反对变法最激烈的文彦博揭开了文官们的遮羞布，他说:“圣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未闻圣天子与百姓共治天下！”由此可见，在他们眼里只有地主阶层，没有普通平民百姓。他们眼里的“民”是地主阶层，而不是普通农民！

变法内容为: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农田均税、兴修水利等

变法主要成绩有:

一、国库充实了，封桩库也重新堆满了，不用再整天为钱发愁了。

二、军队能打了，打败羌人、吐蕃人，拿下五州领土，收降数万，斩首数千，转战两千里。

三、兴修了大量水利工程。

四、抑制了土地兼并，扶植农民，打击了高利贷。

五、打击了垄断市场、囤积居奇的商业行会。

六、削减了宗室，减少了国家开支。

从这些成果上就可以证明，新法是有效的、是好的！

由于变法反对的官员太多，导致王安石乏人可用，只能用了一些名声不是太好的人，如章惇（他爹跟他爹的岳母偷情所生）吕嘉问（有家贼的名声）蔡确（这是个墙头草，投机分子）吕惠卿、曾布（被官场称为“幸进”）由于用人不当，反对者太多，有些新法执行走了样，也出现了一些残民、害民的现象。曾布、吕惠卿先后后因政治利益背叛王安石，尤其是吕惠卿，王安石视其为衣钵传人，他却怕王安石影响了他的权力，从而背叛了王安石。王安石为了维护新法，依然帮助他。

王安石变法伤害了官员、大商人、宗室、地主的利益，这也导致天下吕公著、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张方平、苏轼、苏辙……这些人的极力反对。在他们眼里，个人私利远大于国家利益。基层百姓活根本不放在心上。

王安石变法虽然无可避免的成了“人亡政息”，但不可否认他是伟大的政治改革家。

北宋晚年，平定荆湖的章惇进了奸臣传，领着西军打赢了西夏的吕惠卿进了奸臣传，顶着司马光试图保住变法成果的曾布，蔡确进了奸臣传，除了王安石的新党大佬通通进了奸臣传。可别的朝代这种奸臣秉政的时期都是民不聊生丧师失地，可这帮奸臣秉政偏偏对西夏转入战略反攻，地方上府库充足。

倒是打算把熙河开边辛辛苦苦打下来的领土送过西夏的司马光，说出“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的文彦博没进奸臣传。还有张方平、韩琦等人，他们可谓出名臣，在辽国逼迫宋国时候，他们为了政治立场睁着眼睛说瞎话，一力主张割主张软弱求和，反对王安石强硬的外交态度。用辽国恐吓皇帝，导致宋辽边界之争国割地六百里。由此可见这些所谓的“名相”是多么无耻！

文彦博、韩琦、韩维、他们家里土地非常多，还放高利贷。新法的具体内容，其他人为什么反对我就不细说了，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宰执天下》这本书，作者对王安石变法剖析的非常透彻，对当时的 社会 人文、经济、语言、生活习惯等都考究的非常细致，作者一定参考了《水壶传》。

从苏共亡党亡国20年应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从全党全国角度讲。第一，必须始终坚持以为指导，高度重视党的思想理论工作。恩格斯说过这样两段名言，一是正面阐发：“ 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二是反面警示：“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

对于一个党、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来说，理论太重要了。理论正确，党就坚强，政策就正确，思想就统一，经济就发展，社会就稳定。反之，党便涣散，政策便失误，思想便混乱，经济便停滞甚至倒退，社会便动荡。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运动。从另一角度来说，错误的理论必然产生错误的行动。正确理论是革命的先导，错误理论是垮台灭亡的先导。重视理论的根本体现，就在于勇于、善于把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和时代的发展相结合，在不断出现新形势、新情况、新问题的情势中始终把握正确的方向。

第二，必然始终坚持党的鲜明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而始终坚持和不断完善党的领导。群众中的个体是一滴水，一滴水很容易干涸，但一滴滴水汇聚在一起，便成溪成河，成江成海。对于各种损害人民群众利益的歪风邪气和错误潮流，群众在一定条件下、一段时间内可能会无能为力，显得风平浪静，但在特定条件下，就有可能掀起巨浪，翻江倒海。永久站立在人民这块大地上，我们才能永久成为力大无比的英雄安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只有始终为了群众，我们党才能永不变质，永葆先进性，才可能长期执政。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切实加强监督。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主席在延安与黄炎培那段著名的谈话值得我们永远铭记。黄炎培说：“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关于人人负起责的思想，是对关于人民民主政治思想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核心和根本目的是人民当家作主，而人人负起责来则是达到这一根本目的的根本途径，舍此别无它途。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主义事业惟其艰难，就是真正让人人负起责来的艰难。全体党员不论职务高低，一律平等，均享有党章规定的直接或通过代表间接地处理党内所有事务，其中包括确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权利。

党和国家***多次强调发扬民主，要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这就是要保障党员能够按照正常的组织程序，充分发表不同意见。党内对任何问题的讨论，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

只要是从党的利益和工作出发，就要允许充分发表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从而在党内真正形成敢说真话、畅所欲言的良好政治氛围。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党内团结，有利于行动的高度一致。那种压制不同意见，搞一言堂的做法，是和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格格不入的。

第四，必须始终坚持改革开放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方向。两者不可偏废，更不能分离或对立，并应始终统一到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上来。惟有如此，才能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强国富民。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和规律，他们所阐发的关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原理，我们必须坚持和遵循，而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我们必须不断解放思想，及时进行改革，采取新的举措，以不断适应发展变化着的新形势。

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各自的优秀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先进科学技术和各种特有资源，这都需要我们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和气派，进行学习借鉴和引进；与此同时，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也十分需要被介绍到世界上，并用我们的各种资源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互通有无、互利合作。这就需要我们必须长期坚持开放的政策。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任何国家关起门来搞建设都是不能成功的。正因如此，坚持改革开放应是我们长期坚持不变的强国战略。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改革开放确有一个根本的前提，这就是方向道路的问题。我们的改革开放，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巩固与自我完善，必须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有利于最广大人民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的提高。因此，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高度珍惜并坚定不移地维护中国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得来的国家独立自主的权利。否则，就会如邓小平所说，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

第五，必须始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高度警惕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阴谋。我们应当清醒认识到，西强我弱局面可能较长时期存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制度将长期并存，有合作、有竞争，同时有激烈的较量。两种制度的根本战略目标不可能共赢。因此，我们在高度警惕西方对我运用硬实力的同时，更应高度警惕对我运用西化、分化的软实力、巧实力。我们还应特别注意到，在新的形势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强国软实力中金融操纵、意识操纵、非政府组织渗透、信息干扰等新武器的新作用。

第六，必须始终坚持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掌握在忠诚的者的手中，始终高度重视培养一代又一代可靠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从历史唯物主义来看，任何重大事件及其后果，都不是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因为，人类历史演进的最终原因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而不同国家的生产力发展赖以进行的历史环境也对其产生作用，从而使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点。除此之外，每个特定的社会时代都需要自己特定的代表人物，如果没有这些人物，它也会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列宁和斯大林是无产阶级及其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突出代表，而戈尔巴乔夫这个特定的人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于苏联，从一定意义上讲，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的现象。

但是，必然往往通过偶然开辟道路。“这是因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现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社会条件，决定了这个时候不出戈尔巴乔夫，也必然会有其它的替代者出现。历史早已证明，伟大的革命斗争会造就伟大人物；而历史的逆流，则会推拥出逆动的人物。

其实，在阶级社会里，不同的领袖式人物，都是特定阶级或集团的代表。按照的定义，阶级及阶层，主要是指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领域的概念。任何社会的阶级及阶层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也就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阶级及阶层一旦形成，对一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则必然产生反作用。任何剥削阶级及其阶层一旦形成，则必然企图进一步建立最大限度有利于自己甚至企图终结和固化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

从一定意义上讲，苏共中的特权阶层及其代表人物，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物质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苏共亡党和苏联解体的原动力。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是几十年间苏共党内和社会上企图在苏联最终确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力量的代表，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垄断资产阶级在苏共党内力量的代表。戈尔巴乔夫们和叶利钦们要最终在苏联消产主义的动机，决不是其琐碎的个人欲望，而正是由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所决定的。

我们坚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是曲折不会自己消除，光明也不会自动到来。两军对垒帅坐阵，从一定意义上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较量，是其各自政治力量的代表领袖间的较量。资产阶级十分重视培养和选拔自己的代表人物，我们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更加注重培养和选拔我们自己事业的代表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才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历史在曲折中不断前进，经过反复的艰难困苦的斗争，最终把逆历史潮流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

这也又一次说明了同志“ 强调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的远见和正确，说明邓小平同志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的远见和正确，说明了“在体制与人的关系上从一定意义上讲关键在人”的深刻道理。

第七、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领导，反对军队国家化和司法独立。军队自产生以来，就与国家紧密联系一起。军队是重要组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军队是国家的，具有国家性质。而军队国家化却把我军从属于党、国家、人民性质割裂、对立起来。坚持党的领导必须坚持军队的无产阶级性，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军队国家化”为幌子，是要党交出军队，其本质就是“要把人民的军队化为少数人的军队”。

从党员干部角度讲。第一、一定要坚定正确的理想信念。我们所说的理想信念，是指不单在和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兴盛时，更要在其十分困难时，看到它的生命力，看到它必然的发展趋势和光明的前途。对的信仰，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种精神动力。什么是信仰？信仰决不是一种空洞的说教和理论。它是被一种理论所征服，并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依然自觉自愿、斗志昂扬、一往无前、义无反顾地去为之奋斗，这才叫信仰。

苏东剧变后，针对失败的论调，邓小平斩钉截铁地说“不要惊惶失措，哪有这回事！我坚信，世界上赞成的人会多起来的”，这才叫信仰。有没有信仰，大不一样。对各级领导干部来说，失去了这一信仰，极有可能害人害己。近些年，不少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受到党纪国法处理时，几乎都痛哭流涕反省说，自己放松了学习，丧失了对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这是根本的缘由。

实践证明，当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思潮、理论、运动和制度处于高潮时，人们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往往估计不足，急于求成甚至盲目乐观；反之，则往往容易信心不足，悲观失望。这就需要认真学习基本理论，真正认清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千万不要以为过时了。

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革大调整之中。世界已经步入历史发展的快车道。21世纪前二三十年，乃至上半个世纪的世界格局，都可能处于一种激烈动荡甚至跳跃的状态，这是世界各种各类重大矛盾特别是生产社会化乃至生产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根本矛盾长期累积冲突的必然结果。我们坚信，世界各国人民将在无比丰富的社会实践和多姿多彩的经验教训中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在2050年前后，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又一个无比灿烂的艳阳天。

第二、认真学习党的基本理论与。人生不过两件大事，一是认识世界，二是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认识世界是前提。这就必须加强对、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认真学习，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正确把握。现在，各种出版物斑剥陆离。因此，读书要有选择。主要是读好书，同时也要读点坏书、坏文章；不读点坏书、坏文章，好书、好文章就不可能真正读懂。因此，对比着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读书方法，不可不用。读书时，要坚决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牢记“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要带着问题和挑剔的目光读；要从党、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不断变化着的时代和国情出发，不断与时俱进，始终勇于创新。

第三、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认真关注、深入思考重大问题。我国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本质是人人起来负责。关注思考国内外大事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位公民，中国***每一位党员的责任和义务，决不是极少数的专利。

在国际上有四大战略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目前尚未见底的国际金融危机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二是西亚、北非局势的走向和美国重返亚洲的战略；三是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和核辐射后的战略走向；四是俄罗斯今后的战略走向。

第四、认真改造世界观。十七大报告中说：“坚持用发展着的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有一个好的世界观，是一个人毕生的巨大财富。我们并不一味反对考虑个人利益，但切不可过分。私心太重了，也缺少朋友；患得患失，就可能整天惴惴不安；尤其是做了点违规违法的事，更会时时提心吊胆，担心东窗事发。仅从个人私利角度讲，月朗风清之时，无诈无愧，也有利于自己身心健康。

我们要有历史的责任感。领导干部今天的所作所为如同学者今天的所言所著，必将接受明天历史和人民的评说。让我们牢记苏联亡党亡国深刻教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同志为总书记的周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谱写人民美好生活新篇章而努力奋斗。

重赏!商鞅变法对现在社会的影响~

成功的商鞅变法，在中国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一样的意义。它摆脱了一个旧时代，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在战国那个群雄逐鹿，战乱频仍的年代，商鞅变法能够取得成功，不能不让我们对其进行深入的思考。

首先，改革要等到时机成熟，适时而动，方能取得成功。而要做到水到渠成，还要重视变法以前的准备工作，化劣势为优势。.

商鞅入秦之时，秦国还很落后。秦晚至春秋才立国，又偏处西陲，民众袭用戎狄习俗，“父子无别，同室而居”，贵族身亡，以人殉葬，一人犯罪，诛及三族，中原各国鄙视秦国，不让它参加“会盟”。秦国长期内乱，战备不修，魏国乘虚而入，夺去了肥沃的河西之地。面对如此严峻的内外形势，秦孝公于公元前361年继位伊始，就下令“求贤”，公开承认“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并且诚心表示：“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可见事实而言秦国有变法的需要，秦孝公有变法的想法。否则，秦国有亡于战国其它强势对手之下。

另外，当时形势瞬息万变，楚有吴起变法，魏有李悝改革。当别人大踏步前进时，弱小的秦国也需要短期而有实效的强国之策。所以，商鞅“帝道”“王道”“霸道”三“道”治国之策中的“霸道”，内蕴严厉的发家思想，正合孝公之意，两人“语数日不厌”。经过这次长谈，秦孝公决定重用商鞅，实行变法，以图富强。

商鞅根据李悝的《法经》，调查了秦国的情况，于公元前359年提出了变法的设想，可是遇到的阻力很大。就连孝公也犹豫不决，便召集廷议。当时旧势力的代表甘龙、杜挚反对变法，强调用旧法治国，官吏熟悉，人民习惯，即“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杜挚甚至说：“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编辑：泡菜草堂博客法古无过，循礼无邪。”面对这种情况，商鞅看清形势，针锋相对，指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汤、周武不循古法而兴盛，夏桀、殷纣不改变旧礼而灭亡的历史打动了秦孝公的心，因而商鞅的主张得到他的肯定和支持。商鞅也因这次辩论达到了变法前的级别最高的舆论宣传。

面对不同的形势，采取不同的策略，合理利用对手的情况，达到预定的目的。所以，商鞅利用秦国的危急形势和孝公的急切心理，利用了和众反对者的直面交锋，做好了变法前的准备工作。以后变法的发展也是在这些基础之上顺利进行的。

其次，变法或改革都要取信于民，并且还必须以法治为辅助。由于变法或改革的受众是广大的民众，取信于民有利于获得广泛的支持和信任；由于变法或改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保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改革的成果，法制的确保是关键。人治，只会带来人亡政息的后果。

变法之初，恐民不信，商鞅把一根三丈之木立于国都之南门，然后宣布能将此木徙置北门者赐10金。搬动一根木头，何须如此重赏，人们自然不信，于是他又下令，将赏金加至50。有人将信将疑把木头搬到北门，即赏50金，以示不欺。于是商鞅在人们心目中树立了令出必信，法出必行的印象。早年在评论“徙木立信”这段故事时指出：“商鞅之法，良法也。......其法惩奸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移动一根木头并非难事，关键是以此而树立的千金难买的威信。

商鞅以重法著称，他极力主张以“法”代“礼”，反复告诫国君“不可以须臾忘于法”。他认为，法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具有“定分止争”和“兴功禁暴”的作用。“缘法而治”是法家的基本主张，最早由商鞅在秦国付诸实施。他认为：“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而名地作矣”。因此商鞅变法所以较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化法治。他把变法中行之有效的措施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强制贯彻，或者通过制定法律改变旧有的经济关系和某些阶层的特权，保证变法有效地进行，并巩固它取得的成果。如果不以法治，而以人治，那么随着统治者的变化，变法就有可能终止或废弃。商鞅虽，其法未废，改革仍在延续，就是由于法律保障的缘故。

对于商鞅变法在这方面的成功，张居正改革的最终失败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反例。编辑：泡菜草堂博客张居正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整顿官府，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而且注意不拘一格大胆使用人才，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以均赋役作为改革的中心，厚商利农，发展社会经济。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将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并将力差归入田赋，一律按田亩核算，减化手续，统一征收。并可改折银两，允许被征调的差役出银雇人代役。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张居正生前的改革，搞得是有声有色，很有效果，大有挽狂澜于衰世的情形。但由张居正个人主导的改革，成功的背后却也隐伏这巨大的危机，那就是没有以法律的形式把改革巩固下来，而导致最后的人亡政息。所以张去世后，被满门查抄，至于他一腔心血建树的新政，更是付诸流水。

再次，不论变法或改革，都要有创新的精神。从实际出发的创新能够立足现实，能够突破陈规。

商鞅从小就受法家思想的影响，但他在秦国主持变法时，并不是完全照搬李悝的主张，而是从实际出发进行的。如耕战政策，当时许多政治家都在各个诸侯国实行过，然而只有秦国的效果特别显著。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商鞅能够从秦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出奖励军功等一系列具体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以军功晋级原则取代官禄世袭制度，庸碌无为的世袭奴隶主贵族丧失了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调动了地主阶级和下层民众从事农业生产和参军作战的积极性，使土地日渐开垦，物资日渐丰富，秦国从而逐渐富强起来。因此，改革很有成效。编辑：泡菜草堂博客据《史记》记载，商鞅在秦国推行改革十年之后，“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亍私斗，乡邑大治。”

最后，在改革和变法中，主持者要富于斗争精神。因为，无论任何的改革都是对社会财富和权力的再分配，都会遭到一些即得利益者的坚决反对与阻挠。面对这些，就需要改革者冲破层层迷雾，承担着来自于上级和下级的种种压力与不理解。

在推行新法过程中，商鞅也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的。商鞅变法的实质是消灭旧的制度，发展新的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因此，新法的制定与颁行，必然要遭到旧的习惯势力，特别是旧奴隶主贵族的阻挠和反对，激烈的廷议就是明证。另外，新法颁布不到一年，以太子驷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为首的一批人，唆使太子故意触犯法令，破坏新法的推行。面对上层的阻力，作为国君继承人的太子不可直接施刑，于是就“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他敢于同旧势力作斗争，为维护封建统治毫不动摇。历史上许多改革家之所以失败，并不完全是因为改革的内容不符合实际，有的改革方案甚至很理想，但一触犯权贵的利益和特权，就不敢继续坚持下去，使改革成为纸上谈兵。商鞅却能以极大的勇气推行新法，不畏权贵，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所以说，改革是有风险的，需要有胆识与魄力。否则，改革是不会成功

尽管商鞅先为变法入秦，后却以殉法秦，但这始终不能阻止植根深厚的商君之法在秦的延续不该，为弱秦变强秦开辟了一个大帝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