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如泉涌诗海尽泛舟-文思如泉的意思是什么

1.一副好牌打得稀烂——苏轼的官场悲剧，是偶然也是必然

2.《中间的雪》诗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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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副好牌打得稀烂——苏轼的官场悲剧，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有人用这样一句话安慰那些倒霉蛋，大概意思就是贼老天给你关上了一道门的同时，弄不好还会替你打开一扇窗。当然啦，这种只能拿来糊弄小年轻的所谓心灵鸡汤早就烂大街了，现在的成年人基本都能免疫。

因为生活的现实是，就算贼老天终于大发慈悲的给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之后的结局往往就是顺手关上了所有的门，而且还都是铜墙铁壁的那种。

所以西晋名将羊祜才会慨叹“天下不如意，恒十居七八，故有当断不断。”（《晋书·卷三十四·列传第四》）

就像我们在游戏中培养英雄，天赋点总是不够用，突出特长就得暴露特短，综合发展就意味着平庸废材。而在人生中，又何尝不是如此？

说到诗才词华，用一句唐有李青莲，宋有苏东坡就足以镇压华夏文坛数千年——别人能文思如泉涌就足称大才，这二位大神呢？如泉涌、如尿崩那算状态不佳。一旦情绪来了，名词佳句就好像火山爆发、钱塘大潮一样拦不住、没法挡，只能任由其一溃千里……与其同时代的文人墨客，要么只能羡慕嫉妒恨，要么如老杜那般化身超级粉丝迷弟，要么干脆像欧阳修一样心服口服的“当避此人出一头地”（《宋史·卷三百三十八·列传第九十七》）。

如此超凡脱俗的天赋，只能说老天爷过于偏爱了——这何止是开门开窗，简直是替他俩活生生的拆了整整一面墙！

但上天又是公平的，在毫不吝啬的将他俩的文才天赋树点爆之后，并不会慷慨的附赠额外的点数顾及其它，于是悲剧就发生了……

李白先不去说他，今天就聊聊苏轼。说到这位苏仙儿，那可是千年以降在东亚汉文化圈里堪称无敌的存在，无论诗词、文章、书法、绘画乃至美食、医药、茶艺等方面都能专治各种不服。然而文学和艺术并不能当饭吃，这位苏大文豪在事业和生活上的能耐就让人比较无语了，连个凡夫俗子都赶不上。

比如说身为一名官员，苏轼就神奇的把官做得越来越小不说，还一路从汴梁做到了琼州。要是这家伙再多活几年，没准还能把官做到国外去，也不知道算不算是替大宋朝开疆拓土了……

在古代、尤其是科举时代想当官，有没有经世济民的本事，能不能替君解忧、为民抒困啥的其实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书要读得好，还得擅长考试，即必须得是个学霸——要是通不过科举考试成为进士，哪怕你才比萧何、孔明，也只能对着朝堂官场干瞪眼，根本没机会施展才能。

从这个角度而言，苏轼天生就是个做官的料。这货不仅诗词文章如有神助，而且论到做学问和考试的本事，整个天下也没几个人敢说比他强。

北宋景祐三年（公元1037年），苏轼生于四川眉山。21岁时首次出川赴京赶考，结果这个生性大大咧咧的家伙就捅出了个大篓子——他在会试中洋洋洒洒的写了一篇名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简直是字字珠玑、妙到颠毫，深受考官好评。可是苏轼在文中引用的一个名为“三杀三宥”的典故，却让一众学问深厚的老学究们挠破脑袋也想不到出处，谁知却是这货胡诌出来的：

话说古人对待学问的态度是非常严谨的，尤其是对先贤、经典更是奉若神明。这要是换个古板些的考官，就凭苏轼这么胡闹轻则也得把他当场黜落，重则打为儒家败类，从此不再录用也不是不可能的。

幸亏苏轼运气好，摊上了嘉佑二年进士科的主考官欧阳修。老欧阳身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北宋一代文坛盟主，虽然官当得一塌糊涂，但素有识人之明，又有提携后辈之量，所以对苏轼的胡作非为不但一笑了之，还钦点其为会试第二名，遂成一段佳话。

而苏轼这个会试第二名的含金量那可是杠杠的，放到其他年份恐怕能顶上好几个状元的分量。为啥？因为嘉佑二年进士科可是号称“千年龙虎榜”——北宋从仁宗（后期）、英宗、神宗、哲宗到徽宗（早期）这50年间的大部分军、政、学等领域的精英几乎都被这一科一网打尽。有多精英？唐宋八大家这一科中了三大家（苏轼、苏辙和曾巩），号称儒学北宋五子中有两位（张载、程颢）被这一科抓了个正着；王安石变法最为倚重的四大干将（吕惠卿、曾布、章惇、邓绾），著名学术世家“南丰七曾”中的四曾（曾巩、曾布、曾牟、曾阜）以及北宋诸多自号“文帅”中唯一靠谱、堪称名将的王韶都是在这一刻中的进士，其中官至枢密副使以上者就超过了10人（详见《 科举史上的千年龙虎榜——聊聊神奇的北宋嘉佑二年进士科 》）。

而在这一众牛人中高居会试第二名的苏轼，自然就是牛人中的牛人。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十几二十年后衣紫腰黄、身居政事堂，成为大宋朝层出不穷的名臣良相都不在话下。

不过苏大学霸居然觉得自己没考好，当然他不会像好友章惇那样选择“复读”（章惇拒受敕诰，两年后卷土重来高居会试第五），而是选择了挑战地狱级难度的制科考试。

关于何为制科，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见《 科举很难考？在宋朝的制举面前那都是小儿科 》这篇文章。对于没兴趣点链接的朋友，我要强调四点——第一，制科考试非常设。两宋319年间才开过制科21次，其中南宋有据可查的仅开过1次；第二，制科考试对应试者的资格要求极高，不但需要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以上级别的高官推荐，考生还需要通过名为“阁试”的摸底考试。如果说制科考试是地狱级难度，那么阁试就是十八层地狱级的，能将绝大部分考生统统干掉；第三，制科考试成绩分五等七级，其中第一、二等从不授人，所以考生即便拿了满分也只列第三等，以下为第三次等、第四等、第四次等和第五等；第四，两宋科举共录取过进士近3万人，加上诸科、恩科、武举等考试通过的人数不小于10万。而能考过制科的有多少？答案是区区49人……

而能毫无争议的拿到制科第三等这个满分成绩的，整个大宋朝也就苏轼一人而已。

（另有一个叫范百禄的，《宋史》、《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等史料记载也考了个第三等，但在《宋会要辑稿》中将范百禄记为第四等。）

科举千年，隋唐时尚不完备，明清时则愈发保守僵化，唯两宋之时文风最盛，选拔出来的人才最佳。而苏轼作为大宋朝第一学霸，自然也堪称千年以来第一考试大牛。有多牛？当年众多考生听说这货带着弟弟前来应试制科，居然一哄而散，几乎无人敢与其同场较量：

这样的苏轼，理所应当成为大宋朝官场的宠儿、日后朝堂上的佼佼者。

说到苏轼，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词开豪放一派”：

事实上这种印象是极其片面的。要论豪迈，苏轼固然能唱“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要论豁达，苏子瞻亦能写下“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要论乐观，苏和仲可以笑谈“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春未老》）；要论离愁，铁冠道人也能慨叹“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要论奇思妙想，东坡居士可以通灵到“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要论闲情逸致，苏仙儿更是能慵懒到“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清夜无尘》）。

即便是比起婉约深情，“十年生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两茫茫》）这样的千古绝唱，又岂是某些无病呻吟乱拍栏杆的妖艳贱……那啥能比的？

可以说论到吟诗填词，苏轼可谓无所不能。就像他在考场那样大可横剑在手，向天下人大吼一声“无敌是多么寂寞”，估计也没人敢蹦出来跟他嘚瑟。

问题是在史册中、在后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个无所不能的大文豪，可是在现实的生活中，他的身份首先却是、也只能是个大宋朝的官员。毕竟在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是那些高端人才们惟一的前途和出路，苏轼也不能例外。

然而相对于文章诗词对于苏轼来说“就是玩”一样，这家伙当官的本事恐怕就要加上一个字——就是玩笑。

最开始时，他遇到的问题是运气很差。

嘉佑二年苏轼高中进士。正当他名动京师、打算大展身手之时，却传来母亲病逝的噩耗，于是他只能按制归乡为母守孝。

三年后，苏轼王者归来，又一举高中制科三等，为“百年第一”。于是在冗官无数、实职稀缺的仁宗朝，初入仕途的苏轼便被授正八品的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今陕西凤翔）判官，前往地方锻炼4年后，又调入京中判登闻鼓院——这是典型的潜力股升迁路线，意味着苏轼已经进入赵祯的视线，成为了重点培养对象。

只可惜苏轼的运气实在太差了。正当这颗冉冉升起的政坛新星进入快速成长期，先是赵祯驾崩，跟这位“先帝”各种不对付的宋英宗赵曙即位，苏轼遂遭冷落。紧接着，他的父亲苏洵又不幸病逝，苏轼只能再度弃官归乡替父守制。

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当苏轼再度回归时，北宋政坛早已面目全非。赵曙英年早逝，对苏轼完全不熟悉的新帝、宋神宗赵顼在位，而且还任用王安石开始变法，引起了旧党的激烈反弹，政争遂起。

从此以后，苏轼便开始了各种花式作。

苏轼本身没有什么坚定的政治倾向。只不过身为传统的士大夫，他深受欧阳修等师友的影响，所以对变法自然没什么好印象。再加上这货天生自带大嘴巴的属性，动不动就对变法的各种弊端大加讽谏，于是遭到了新党的集火打击，很快就被轰得焦头烂额，不得不自请出京避祸。

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这段新党最得意的时间里，苏轼一直在北宋的大好山河间四处流窜，先后出任杭州通判、密州（今山东诸城）、徐州和湖州知州。看似仕途还算顺畅，可是在北宋官场上，哪怕把地方官做出了花来，只要没机会进京依旧是废材一个，没有任何前途可言。

不过苏轼进京的机会还是很快到来了，只不过不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进京赴任，而是凄凄惨惨的被押解到汴梁受审——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说起文字狱，很容易让人想起明清两朝。事实上史上首个大规模爆发文字狱的，居然是文风昌盛、对士大夫极为优待的宋朝。两宋文字狱之多不亚于清朝，比如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仅宋高宗赵构一朝，据统计相关案件就不下20起。不仅如此，两宋300多年间、焚书等事件也层出不穷，其中私史成了重灾区。类似清朝明史案的文坛祸事在两宋屡见不鲜，比如《唐鉴》、《东斋记事》、《晁补之文集》等都在禁毁之列，连后来被儒家推崇备至、堪称宋明理学奠基人的程颐的著述都没有逃脱毒手。

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是由苏轼引发的乌台诗案。

这货本身就反对变法，再加上赵顼和王安石过于急躁、用人不当，以至于各项新法令在执行阶段弊端百出，苏轼在任职地方时就深有体会，于是对变法恶感更剧。于是在元丰二年因迁任湖州给找赵顼写谢表时，又没管住自己的嘴发了几句牢骚：

须知此时王安石已经二度罢相，变法完全由赵顼一手主持。此前赵顼隐身幕后时，旧党们还可以打着反对老王的名义攻击变法，那叫党争，没啥大不了的；如今皇帝赤膊上阵成了新党的总头头，再反对变法就是反对皇帝，那岂不是要造反了？于是聪明人纷纷溜之大吉，连号称旧党旗帜的司马光都躲进洛阳的地窖里写书去了，就剩一个傻不愣登的苏轼还敢跳出来嘚瑟，立刻被火力全开新党大肆攻讦，被弹成了棉花。

于是赵顼勃然大怒，下令抓捕苏轼归案，而且还摆出一副非弄他不可的架势：

话说这种待遇在“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宋朝是极其罕见的。而且在审讯期间，宰相王珪、御史中丞李定、监察御史里行舒亶、国子博士李宜之等官员还不顾“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祖训，千方百计的罗织罪名试图置苏轼于地，以至于绝望的后者都在狱中交待后事了。幸亏有宰相吴充等旧党暗中营救，王安石、章惇等新党干将也反对因政争，还有曹太后这个苏轼的“铁粉”出面说情，这才让他逃过一劫。

不过罪可免，活罪难逃。苏轼还是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用以安置贬黜官员的职位，无职掌），并受到监视居住。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因赵顼驾崩、太后高滔滔临朝称制后反对变法并任用司马光为相，苏轼作为旧党的中坚力量重获启用。他不但很快被征召入京，还火箭式升官，很快就由礼部郎中升任起居舍人、中书舍人直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再度成为官场上炙手可热式的人物。

此时到元祐八年（1093年）高滔滔去世、宋哲宗赵煦亲政后再度推动变法尚有8年光阴，如果苏轼老老实实的跟着旧党大佬们厮混，晋身政事堂成为国家重臣、保余生荣华富贵并非什么难事。可要是不嘚瑟、不惹祸，那他还是苏仙儿吗？

新党得意时，苏轼成天发牢骚、说怪话，结果惹得人人喊打，差点连小命都丢掉。现在旧党上台了，把那些曾经让他深恶痛绝的新法统统废除，结果苏轼又认为旧党与新党是一丘之貉，没一只是好鸟，又反对尽废新法：

这下好了——新党依旧视苏轼为仇雠，旧党则抨击他是墙头草。于是乎两派首次同仇敌忾的全力集火攻击苏轼，烧得这货外焦里嫩，在京城再也待不下去了，只好灰溜溜的再度自请出任地方。

不过苏轼毕竟在新旧党中都有朋友一大堆，所以这次并没有受到什么迫害。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他晋为龙图阁学士、知杭州，此后又先后知颍州（今安徽阜阳）、扬州、定州（今河北定州），小日子过得还算美滋滋。

不过随着赵煦亲政、重新任用章惇为相，这位已经跟苏轼反目成仇的昔日老友立即进行打击报复，将苏轼打发去尚为蛮荒之地的惠阳（今广东惠州）跟野人打交道。不过老苏向来豁达乐观，往好了说是善于苦中作乐，说难听点就是毫无城府，甚至有点缺心眼……所以这货还优哉游哉的在惠阳赋诗一首以自娱：

章惇为人激烈，但也并非赶尽杀绝之人，本来也没想把苏轼这位旧友如何。谁知有小人来打小报告，说苏轼居然在惠阳“春睡美”，把老章气得七窍生烟，干脆又一脚把他踹到了昌化军（今海南儋州），让这货到天涯海角好好睡大觉去。

昌化军属琼州，也就是今天的海南。在宋朝海南可不是什么好地方：因为极少对犯罪的官员处以刑，因此流放就成了“极刑”，其中又以流放琼州为最重，非罪大恶极者享受不到这个待遇。但凡是流放到海南的官员，不仅意味着仕途彻底完蛋，而且形同变相刑——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海南遍地“瘴疠”，外地人去了必无疑。

可是苏轼依旧性不改，在昌化军过得很开心不说，而且又赋诗一首，把海南岛视作故乡：

幸亏此时章惇已经下台，否则暴脾气的老章不再开一记大脚、把这货踹到国外当官才怪。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徽宗赵佶颁行大赦，苏轼得以复任朝奉郎（正七品散官，无实职）。次年他在北归途中病逝于常州，享年65岁。南宋时，宋高宗赵构追赠苏轼为太师，此后又被宋孝宗赵昚追谥“文忠”。

在今天，如果某作家、诗人之类的纯粹文人被任命为政府高官，一定会让人莫名惊诧，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种事在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不过是官场上的常规操作，根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毕竟在科举千年的历史中，能考中进士、继而成为官员首先要保证的就是写文章的水平。尤其是在北宋王安石变法前，科举最重诗词，要是当时哪个名臣良相脑袋上没挂上个诗人的头衔、没有几首名作传世，出门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但是学问好、诗词佳跟成为一名合格甚至优秀的官员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这当然是瞎扯淡。历史上固然不乏官声与文名双优的范例，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依然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在学而优则仕的时代背景下，绝大多数名臣良相就算他们的文章诗词水平很高，但能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出色的政治能力。而要是没有这个本事，哪怕胸中文才诗华充溢到爆炸，结果也只能是。

所以李白毕生到处自荐求官而不可得，苏轼则是捧着金饭碗却把官越做越小、越做越远。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

李宗吾先生总结了数千年历史中所谓成功人物的经验，得出了“厚黑”二字真言，可谓是精辟至极。然而苏轼之所以能成为“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东坡传》），如果也需用二字总结，那就应该是“天真”。

正因为天真，所以他至情至性、至纯至诚，所以他才能那般的豁达豪迈、和蔼可亲、机智幽默，无论进退得失皆能自得其乐。哪怕全世界都在与之为敌，然而在苏轼的眼中，这个世界仍然是美丽的、让他无限留恋的，所以才会写出那些脍炙人口、恍如天成的神仙诗词。

唯有如此，苏轼才能成为千百年来备受敬仰爱戴的苏仙儿。

可是天真与厚黑又是永远无法交叠的两个极端，于是苏轼又用他一生的经历给我们展示了一幕官场倒霉蛋的悲剧。

这是苏轼的悲剧，却又是无数后人的幸运。毕竟所谓的名臣良相在史书中多如牛毛，多他一个不多，少他一个不少。

而苏仙儿，才是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必不可少的那唯一一个。

《中间的雪》诗原文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

中间的雪 文 / 明媚未央

最近的生活一直过得入不敷出。物质，精神。金钱，文字。寻思着该好好地充电了。我日思夜想的是希望能文思如泉涌，并且笔耕不缀，可眼看心湖快成水了，干涸的心灵急需一场春雨。与其坐等，不如自己跋山涉水找瀑布去，也许会别有一番收获呢？

突然想到一个词：江朗才尽。我非江郎君，亦无才，无“尽”之说。记得小时候学《伤仲永》那篇文章，觉得自己正处于仲永的前期，很害怕自己沦落到与他一样的下场，如坐针毡。曾有那么多的名家、大家、经验家将笔尖对准韩寒，试图将它重新刻画一番，仿佛不如此，他就会成为21世纪现代版的仲永。一次在课堂上看韩寒的书，首页写着：“老子还没，老子跨世纪”，突然被触动得一踏糊涂，莫名其妙牵动了某根莫名其妙的神经。在那个于我而言天地洪荒的年代，给了我当头一记脆生生的警钟。

很久很久没有再接触韩寒，因为自己也长大了。以现在的眼光看韩寒，了悟英雄为何称为英雄，在“名门正派”眼中，韩寒顶多算个“枭雄”，但他同时也绝对是大多数80后的花朵们望尘莫及的“大侠”。仰视也好，鄙视也罢，他毕竟风雨招摇地走过了他的青涩时光。我们同样作为跨世纪的一代，却在世纪的边缘走得小心翼翼，悄声无息。而他脚踩风火轮，昂首踏步而过，灼伤了我们浑滞的眼睛。我相信他一定有底气不足的时候，一定有无助的时候，但他以不同于小四让人怜惜的坚强刚硬的心挺了过来。如今的他，风华落地，岁月静好，我以最庸俗而又最真诚的世人之心，为他感到高兴，只因他曾触动了我懵懂的心。

不玩物丧志，不挂科，不随落，成为我眼前最现实又最渺小的愿望。未来遥远得不可方物，可每个人都在不无必要地杞人忧天。大学毕竟只是少数人的大学，而社会，毕竟依然是大多数人的社会。在课堂上博古通今，纵横天下，下课后还是一样冲向食堂。

白手起家，发家致富的历史，不是单纯的勤俭节约。列强的发家史，是弱少者的血泪史。那么如何才能使世间万物达到共赢呢？多困难！和谐不易，从孔子年代直到今天，上下五千年，一直在等待，等待。

我们来，正赶上被欢迎的年代。据说，我们正赶上学校内涵式发展的时期，而我已来不及轻装上阵。每天睡眠不足，日积月累，黑眼圈、眼袋、面容枯黄、皱纹、色衰……长此以往，青春流失走了，充实散落一地。

没有创新的能力至少得有那个意识。那些早已成功的、成名的人们。想方设法夸大身上的光环的价值，恐吓后来者要付出很多很多不可估量的代价。所以，我们还没起步就被注射了抗体，要么自动与他们划清界线、退出圈外，要么为自己的不成功找到了不可多得的借口。这种感觉于我而言就像遭遇一个身材高大的骗子，找他理论还得用仰视的表情。

不做坐进观天的青蛙，不做白日梦的蛤蟆。临渊羡鱼，不若归家结网。竞争再怎么激烈，磨刀不误砍柴工是永远颠扑不破的真理。

李白的 将进酒 根据诗中李白的性格写随笔 400字。 乱七八糟的不要

将进酒

年代：唐 作者：李白 体裁：乐府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君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译文

你难道没有看见，汹涌奔腾的黄河之水，有如从天上倾泻而来？它滚滚东去，奔向东海，永远不会回还。你难道没有看见，在高堂上面对明镜，深沉悲叹那一头白发？早晨还是满头青丝，傍晚却变得如雪一般。因此，人生在世每逢得意之时，理应尽情欢乐，切莫让金杯空对皎洁的明月。既然老天造就了我这栋梁之材，就一定会有用武之地，即使散尽了千两黄金，也会重新得到。烹羊宰牛姑且尽情享乐，今日相逢，我们真要干杯三百。岑夫子，丹丘生，请快喝不要停，我为你唱一首歌，请你们侧耳为我细细听。在钟鼓齐鸣中享受丰美食物的豪华生活并不值得珍贵，但愿永远沉醉不愿清醒。自古以来那些圣贤无不感到孤独寂寞，唯有寄情美酒的人才能留下美名。陈王曹植过去曾在平乐观大摆酒宴，即使一斗酒价值十千也在所不惜，恣意畅饮。主人啊，你为什么说钱已经不多，快快去买酒来让我们一起喝个够。牵来名贵的五花马，取出价钱昂贵的千金裘，统统用来换美酒，让我们共同来消融这无穷无尽的万古长愁！

简析：

《将进酒》属汉乐府《鼓吹曲·铙歌》旧题，内容多写宴饮游乐。诗中表达了对怀才不遇的感叹，又抱着乐观、通达的情怀，也流露了人生几何当及时行乐的消极情绪。但全诗洋溢着豪情逸兴，取得出色的艺术成就。

李白咏酒的诗篇极能表现他的个性，这类诗固然数长安放还以后所作思想内容更为深沉，艺术表现更为成熟。《将进酒》即其代表作。

《将进酒》原是汉乐府短箫铙歌的曲调，题目意绎即“劝酒歌”，故古词有“将进酒，乘大白”云。作者这首“填之以申己意”（萧士赟《分类补注李太白诗》）的名篇，约作于天宝十一载（752），他当时与友人岑勋在嵩山另一好友元丹丘的颍阳山居为客，三人尝登高饮宴（《酬岑勋见寻就元丹丘对酒相待以诗见招》：“不以千里遥，命驾来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岭宴碧霄。对酒忽思我，长啸临清飙。”）。人生快事莫若置酒会友，作者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萧士赟）之际，于是满腔不合时宜借酒兴诗情，来了一次淋漓尽致的发抒。

诗篇发端就是两组排比长句，如挟天风海雨向读者迎面扑来。“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颍阳去黄河不远，登高纵目，故借以起兴。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一泻千里，东走大海。如此壮浪景象，定非肉眼可以穷极，作者是想落天外，“自道所得”，语带夸张。上句写大河之来，势不可挡；下句写大河之去，势不可回。一涨一消，形成舒卷往复的咏叹味，是短促的单句（如“黄河落天走东海”）所没有的。紧接着，“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说前二句为空间范畴的夸张，这二句则是时间范畴的夸张。悲叹人生短促，而不直言自伤老大，却说“高堂明镜悲白发”，一种搔首顾影、徒呼奈何的情态宛如画出。将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全过程说成“朝”“暮”间事，把本来短暂的说得更短暂，与前两句把本来壮浪的说得更壮浪，是“反向”的夸张。于是，开篇的这组排比长句既有比意——以河水一去不返喻人生易逝，又有反衬作用——以黄河的伟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这个开端可谓悲感已极，却不堕纤弱，可说是巨人式的感伤，具有惊心动魄的艺术力量，同时也是由长句排比开篇的气势感造成的。这种开篇的手法作者常用，他如“弃我去者，咋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宣城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沈德潜说：“此种格调，太白从心化出”，可见其颇具创造性。此诗两作“君不见”的呼告（一般乐府诗只于篇首或篇末偶一用之），又使诗句感彩大大增强。诗有所谓大开大阖者，此可谓大开。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悲感虽然不免，但悲观却非李白性分之所近。在他看来，只要 “人生得意”便无所遗憾，当纵情欢乐。五六两句便是一个逆转，由“悲”而翻作“欢”“乐”。从此直到“杯莫停”，诗情渐趋狂放。“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梁园吟》），行乐不可无酒，这就入题。但句中未直写杯中之物，而用“金樽”“对月”的形象语言出之，不特生动，更将饮酒诗意化了；未直写应该痛饮狂欢，而以“莫使”“空”的双重否定句式代替直陈，语气更为强调。“人生得意须尽欢”，这似乎是宣扬及时行乐的思想，然而只不过是现象而已。诗人 “得意”过没有？“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玉壶吟》）——似乎得意过；然而那不过是一场幻影，“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又似乎并没有得意，有的是失望与愤慨。但就此消沉么？否。诗人于是用乐观好强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是一个令人击节赞叹的句子。 “有用”而“必”，一何自信！简直象是人的价值宣言，而这个人——“我”——是须大写的。于此，从貌似消极的现象中露出了深藏其内的一种怀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积极的本质内容来。正是“长风破浪会有时”，为什么不为这样的未来痛饮高歌呢！破费又算得了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这又是一个高度自信的惊人之句，能驱使金钱而不为金钱所使，真足令一切凡夫俗子们咋舌。诗如其人，想诗人“曩者游维扬，不逾一年，散金三十余万”（《上安州裴长史书》），是何等豪举。故此句深蕴在骨子里的豪情，绝非装腔作势者可得其万一。与此气派相当，作者描绘了一场盛筵，那决不是“菜要一碟乎，两碟乎？酒要一壶乎，两壶乎？”而是整头整头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决不甘休。多痛快的筵宴，又是多么豪壮的诗句！

至此，狂放之情趋于高潮，诗的旋律加快。诗人那眼花耳热的醉态跃然纸上，恍然使人如闻其高声劝酒：“岑夫了，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几个短句忽然加入，不但使诗歌节奏富于变化，而且写来逼肖席上声口。既是生逢知己，又是酒逢对手，不但“忘形到尔汝”，诗人甚而忘却是在写诗，笔下之诗似乎还原为生活，他还要“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以下八句就是诗中之歌了。这着想奇之又奇，纯系神来之笔。

“钟鼓馔玉”意即富贵生活（富贵人家吃饭时鸣钟列鼎，食物精美如玉），可诗人以为“不足贵”，并放言“但愿长醉不复醒”。诗情至此，便分明由狂放转而为愤激。这里不仅是酒后吐狂言，而且是酒后吐真言了。以“我”天生有用之才，本当位至卿相，飞黄腾达，然而“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说富贵“不足贵”，乃出于愤慨。以下“古来圣贤皆寂寞”二句亦属愤语。诗人曾喟叹“自言管葛竟谁许”，所以说古人“寂寞”，也表现出自己“寂寞”。因此才愿长醉不醒了。这里，诗人已是用古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了。说到“唯有饮者留其名”，便举出“陈王”曹植作代表。并化用其《名都篇》“归来宴平乐，美酒斗十千”之句。古来酒徒历历，何以偏举“陈王”？这与李白一向自命不凡分不开，他心目中树为榜样的是谢安之类高级人物，而这类人物中，“陈王”与酒联系较多。这样写便有气派，与前文极度自信的口吻一贯。再者，“陈王”曹植于丕、睿两朝备受猜忌，有志难展，亦激起诗人的同情。一提“古来圣贤”，二提 “陈王”曹植，满纸不平之气。此诗开始似只涉人生感慨，而不染政治色彩，其实全篇饱含一种深广的忧愤和对自我的信念。诗情所以悲而不伤，悲而能壮，即根源于此。

刚露一点深衷，又回到说酒了，而且看起来酒兴更高。以下诗情再入狂放，而且愈来愈狂。“主人何为言少钱”，既照应“千金散尽”句，又故作跌宕，引出最后一番豪言壮语：即便千金散尽，也当不惜将出名贵宝物——“五花马”（毛色作五花纹的良马）、“千金裘”来换取美酒，图个一醉方休。这结尾之妙，不仅在于“呼儿”“与尔”，口气甚大；而且具有一种作者一时可能觉察不到的将宾作主的任诞情态。须知诗人不过是被友招饮的客人，此刻他却高踞一席，气使颐指，提议典裘当马，几令人不知谁是“主人”。浪漫色彩极浓。快人快语，非不拘形迹的豪迈知交断不能出此。诗情至此狂放至极，令人嗟叹咏歌，直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犹未已，诗已告终，突然又迸出一句“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开篇之“悲”关合，而“万古愁”的含义更其深沉。这“白云从空，随风变灭” 的结尾，显见诗人奔涌跌宕的感情激流。通观全篇，真是大起大落，非如椽巨笔不办。

《将进酒》篇幅不算长，却五音繁会，气象不凡。它笔酣墨饱，情极悲愤而作狂放，语极豪纵而又沉着。诗篇具有震动古今的气势与力量，这诚然与夸张手法不无关系，比如诗中屡用巨额数目字（“千金”、“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万古愁”等等）表现豪迈诗情，同时，又不给人空洞浮夸感，其根源就在于它那充实深厚的内在感情，那潜在酒话底下如波涛汹涌的郁怒情绪。此外，全篇大起大落，诗情忽翕忽张，由悲转乐、转狂放、转愤激、再转狂放、最后结穴于“万古愁”，回应篇首，如大河奔流，有气势，亦有曲折，纵横捭阖，力能扛鼎。其歌中有歌的包孕写法，又有鬼斧神工、“绝去笔墨畦径”之妙，既非? 刻能学，又非率尔可到。通篇以七言为主，而以三、五十言句“破”之，极参差错综之致；诗句以散行为主，又以短小的对仗语点染（如“岑夫子，丹丘生”，“五花马，千金裘”），节奏疾徐尽变，奔放而不流易。《唐诗别裁》谓“读李诗者于雄快之中，得其深远宕逸之神，才是谪仙人面目”，此篇足以当之。

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中的“快”是什么意思？

这里的“快”有痛快、舒畅的意思.

快诗是指短时间就能作诗,亦用来比喻人思维敏捷,文思如泉涌.?

快”大概有三层意思吧,一是写诗的速度,因为高兴,思路清晰,很快就写出这诗了；二是诗的风格,节奏明快,痛快淋漓；三是作者的心情,欣喜若狂,快乐无比.

释义：杜甫其他的诗作大多是忧国忧民的主题，这首《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表达了诗人听说官军收复了部分失地之后的狂喜心情，是诗人生平第一首表达心中快意的诗。

出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唐]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典故：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唐军收复了大河南北的大片土地，安史之乱算是平息了。但这时成都发生兵乱，杜甫避乱寄居梓州（今四川省三台县），听到安史之乱被平定的消息，不禁惊喜若狂，在极度兴奋之中写了这首诗。这首诗极自然概括地写出了所有乱离人的共同感受，使它成为千古名篇。前人评这首诗为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

赏析：这首诗是杜甫流落到梓州时所作.这一年杜甫52岁,，于安史之乱而漂泊到剑门之外已是第五个年头，杜甫无时不期望着能够平息叛乱，叶落归根。突然他听说官军收复了蓟北,喜极而泣，不能自抑.作者用了“忽传”、“初闻”、“却看”、“漫卷”四个连续动作,把惊喜心情有表达得淋漓尽致。而在“即从”、“穿”、“便下”、“向”这四个富有动感节奏的描述中，作者想象着自己仿佛已经穿过巴峡、巫峡,路过襄阳、洛阳,回到了梦寐以求的家乡.后人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此诗是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如此等等,都是非常精当的评语。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生平第一首快诗，第一首快诗是指（ ）全诗围绕着喜字表达了自己的感情，最能体

快诗是指短时间就能作诗，亦用来比喻人思维敏捷，文思如泉涌。

历史快诗名人：

1. 七步成诗的曹植：他是曹操的小儿子，从小就才华出众，很受到父亲的疼爱。曹操后，他的哥哥曹丕当上了魏国的皇帝。曹丕是一个妒忌心很重的人，他担心弟弟会威胁自己的皇位，就想害他。有一天，曹丕叫曹植到面前来，要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一首诗，以证明他写诗的才华。如果他写不出，就等于是在欺骗皇上，要把他处。曹植知道哥哥存心要害他，又伤心又愤怒。他强忍着心中的悲痛，努力地想着想着……果然，他就在七步之内作了一首诗，当场念出来：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2. 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内容]这首七律诗作于763年，这年春天唐军收复了中原大片土地，杜甫的家乡也光复了。诗的主题是抒写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老家的喜悦。首联真实地表现了诗人忽闻捷报喜极而悲、悲喜交集的感情波涛。颔联突出“喜欲狂”，全家人同享胜利的欢乐。颈联的第一句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第二句实则揭示了“喜欲狂”的原因，春天已经来临，有大好春光作伴，正好“还乡”。最后两句诗人狂想鼓翼而飞，身在梓州，弹指之间，心已回到故乡。后代诗论家极为推崇杜甫这首诗，清人蒲起龙认为此为老杜“生平第一首快诗也”。

其实，古代我国还有很多快诗才子，如纪晓岚、沈德潜、刘墉等……

杜甫生平第一快诗中“快”从何来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而不哀，强怒者虽严而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真悲无声而哀，真怒未发而威，真亲者未笑而和。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

——庄子

一首诗之所以能够千古流传，不仅是因为语言的无隙可乘，更因为诗中蕴含的深沉感情，让千年之后的我们读后依然为之动容。这也就是的诗者，真情流露。庄子更是注重诗的真，一种原始的感情流露，强调诗的真谛在于以情感人，而不是凭文字的优美，或者因为创作技巧的运用。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被后人喻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这并不是没有缘由的，是一种至真至诚的感情流露，能够给人一种感情的认同感，因而千古后依然脍炙人口。“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范满衣裳”这是全诗中唯一记事的一句，让我们隐约知道了当时发生的事。这首诗写于广德元年春，当时杜甫正寓居梓州。这年正月，叛军首领史朝义自杀，叛军纷纷投降，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终于结束。杜甫饱尝战乱之苦，又忧国忧民，一听到这个消息，真是欣喜若狂，脱口而出这首诗。

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喜，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悲。杜甫一生坎坷，空有满腹才华却怀才不遇，报国无门，流落民间，历经安史之乱，看透了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深重灾难，“朱门酒肉臭，路有冻骨”便是最真实的写照，他同情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贫苦人民，写了很多记载百姓苦难的诗，如《三吏》、《兵车行》、《哀江头》、等，寄托了深沉的忧思。

可以说，他无时不在渴望战争早日结束，希望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在战乱漂泊的年代，他虽然渴望为国为民出力，然而却无从下手，心中积压了无数的感情，宛如一座沉寂的火山。在此前，他的诗的风格是沉郁顿挫，缓慢深沉，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

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变其沉郁顿挫，诗写得行云流水，一气贯注，自然明快，所以被后人评为杜甫“生平第一快诗”如〈杜诗言志〉：“看他八句一气浑成中，细按之却有无限妙意，直是情至文生。”诗人曾经梦寐以求的愿望终于得偿，这如沉寂的火山终于涌出地表，势不可挡，诗人多年积压在心中的深沉的感情终于喷出，这不能不快吧。

细细品味诗句，“初闻涕泪满衣裳”诗人听到喜讯后禁不住老泪纵横，是喜悦的泪水，是为自己终于能够重回故乡，不再异乡漂泊而落泪；是为人民不再遭受战乱之苦，再次过上稳定的生活而流泪；是为终于看到国家统一，不再分裂而流下高兴的泪水。如此深的感情在瞬间化作泪水涌出，这不能不是一快吧。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回看妻子，愁闷扫尽，收拾诗书，欣喜若狂。在这句诗中，着重点明“喜欲狂”，与“却看妻子”与“漫卷诗书”作携眷整装之势，暗逗下文的“还乡”诗的节奏感强，环环相扣，宛如高山流水，一气呵成，后四句写诗人急欲还乡，诗人一面顾盼妻子，一面收拾诗书，一面又纵酒高歌——诗人为国家，为人民结束战乱而兴奋若狂了！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末二句，幻想沿江东下直达故乡的境界，仿佛千里归途只一瞬，可见诗人心中是多么的喜悦了！想到还乡，眼前立即浮现归途中具有代表性的四个地点：巴峡、巫峡、襄阳、洛阳。仿佛那旅途中的千山万水都只是地图上的几个图标罢了。一切都不用放在心上，只要能回家。这与李白〈早发白帝城〉中“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诗句中，“忽传”、“初闻”、“却看”、“漫卷”这些动词，加强了突然性和随意性色彩；用“即从”、“便下”、“穿”、“向”等词，连接四个地名，造成风驰电掣的气势。感情流畅，连贯性、整体性极强，毫不受律体的束缚。把一种骤然到来的狂喜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从中不难看出诗人在炼字造句方面的努力。怪不得苏轼曾说：“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

在文末二句中，所用的动词是有考究的，“峡险而狭，故说穿，出峡水顺而易，故说下，由襄阳往洛阳，又要换陆路，故用向字。”浦注——八句诗，其疾如飞，题事只一句馀俱写情，生平第一快诗也！（1）在诗句中，诗人将地名一一列举出来，给人一种归家的无比迫切之情。

因此，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的中的快从何而来，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简略说明。当然，这只是我浅薄的见解，不过是见笑于大方之家罢了。首先，是感情的真挚流露，突然而来的狂喜，宛如火山爆发般汹涌而至，此一快也。其次是诗句紧密连接，环环相扣，每每后一句都为前一句服务，前面为后面埋下伏笔，后面为前面的疑问解答。宛如高山流水，任何一处地方都不能断开，节奏强劲，如行云流水。再次，运用生动传神的动词，“即从”、“穿”、“便下”、“向”连接四个归途中有代表的地方，把想象中归[家似箭的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此外，诗人在诗中的情绪变化也是一“快”，从“涕泪满衣裳”到“喜欲狂”、“白日放歌”，寥寥无几的语言便把诗人内心激动，喜悦，百感交集的心情恰如其分地表露了。然而，由于自身浅陋的原因，对这首诗只能窥毛发，不知道诗歌蕴含在深处的丰蕴，只能从以上几点说一些对此诗的浅薄的见解，希望各位读者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唐]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