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孤道寡方法-称孤道寡的孤是什么意思
1.形容孤独的成语
2.急求评价李煜或诸葛亮的论文1500字
3.描写人坏事连连的词语
4.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的故宫国宝最后都去哪了
5.是不是开国皇帝都深谙厚黑学?
形容孤独的成语
形容孤独的成语
形容孤独的成语,人的一生当中,大多数的是时候都是自己孤身一人的,没有人会一直陪伴在自己的身边,所以很多人难免孤独,关于孤独的词语有很多,以下分享形容孤独的成语。
形容孤独的成语11、举眼无亲
释义抬头看,看不见一个亲人。比喻孤单无依,人地生疏。同“举目无亲”。
出处清·曹雪芹《红楼梦》第八十三回:“你日后必定有个好人家,好女婿,决不像我这样守活寡,举眼无亲,叫人家骑上头来欺负的。”
2、独游偶影
释义偶:配偶,伴侣。以影为伴,独自游览。比喻孤单。
出处晋·陶潜《时运·序》:“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影独游,欣慨交心。”译:我已经穿上了春天的衣服,万景万物都期待有伴,而我以影为伴,独自游览,心中万分感慨。、
3、淡而无味
释义淡:薄,与“浓”相对。菜肴因盐少而没有味道,亦泛指清淡无味。亦形容说话、写文章内容平淡,无趣味。
出处宋·朱熹《朱子语类辑略》第四卷:“此工夫似淡而无味,然做时却自有可乐。”译:这菜虽然清淡无味,然而在烹饪时确有它的乐趣。、
4、闲愁万种
释义闲愁:说不出的烦恼。莫名的烦恼极多。形容思想空虚,多愁善感。也形容愁情满怀。
出处元·李好古《张生煮海》第一折:“真乃是消磨了闲愁万种。”译:我、真的是渡过了愁情满怀的时光、。、
5、瘦骨零丁
释义形容人瘦弱孤单的样子。
出处《中国民间故事选·老爷和奴才》:“牧人看见奶牛瘦骨零丁的样子,很生气。”
6、索居离群
释义离开集体或群众,过孤独的生活。
出处《礼记·檀弓上》:“吾离群而索居,亦已久矣。”译:我离开群体过着独自一人的生活,也已经很久了。、
7、无根无绊
释义绊:羁绊。孤单一个人没有牵挂。
出处明·吴承恩《西游记》第十八回:“我老拙见是这般一个无根无绊的人,就招了他。”
形容孤独的成语21、孤苦伶仃
解释:伶仃:孤独,没有依靠。孤单困苦,没有依靠。
出自:晋·李密《陈情表》:“臣少多疾病,九岁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示例:头里有老太太,到底还疼我些;如今也了,留下我~,如何了局? ◎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一一二回
语法:联合式;作谓语、定语;指无依无靠
近义词鳏寡孤惸、形影相吊、鳏寡孤独、茕茕而立、形单影只、孜然一身、举目无亲、形影单只、伶仃孤苦、顾影自怜、无依无靠、孤家寡人、孑然、离群索居、孑然一身、茕茕孑立
2、孤家寡人
解释:古代帝王的自称。后指脱离群众,孤立无助的人。
出自:《礼记·玉藻》:“凡自称,小国之君曰孤。”《孟子·梁惠王上》:“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
示例:到了今日,云岫竟变了个~了。 ◎清·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六十五回
语法:联合式;作宾语;指孤立无助的人
近义词众叛亲离、形影相吊、单刀赴会、单枪匹马、孤城寡人、断子绝孙、千乘之王、孤军作战、孤掌难鸣、落落寡合、单人独马、离群索居、称孤道寡、孤苦伶仃
反义词一呼百应
3、单人独马
拼音[ dān rén dú mǎ ]
解释单枪匹马;单独行动。
近义词孤军作战、单刀赴会、孤家寡人、匹马单枪、单枪匹马
4、顾影自怜
解释:顾:看;怜:怜惜。回头看看自己的影子,怜惜起自己来。形容孤独失意的样子,也指自我欣赏。
出自:晋·陆机《赴洛道中作》:“伫立望故乡,顾影凄自怜。”
示例:科亦~,矜其容色,高其声价,不屑一切。 ◎清·张潮《虞初新志·板桥杂记》
语法:连动式;作谓语、定语;形容孤独失意
近义词孤芳自赏、孤苦伶仃、形单影只、形影相吊、够锛自赏、举目无亲
反义词妄自尊大、自高自大
5、落落寡合
解释:形容跟别人合不来。
出自:《汉书·耿传》:“常以为落落难合。”
示例:他的文章观点深奥,一定~。
语法:偏正式;作谓语、定语;含贬义
近义词孤芳自赏、碌碌寡合、落落难合、与世无争、孤家寡人、自命清高
反义词八面玲珑、同舟共济、和衷共济
形容孤独的成语3关孤独的句子
1、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粥可温;无人告我夜已深,无人与我把酒分。
2、我喜欢四下无人的街,黯淡无光的夜,素昧平生的风,无处停留的目光,还有孤独时为了安慰自己说的谎。
3、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
4、醉与不醉是在你们眼里,我醒与不醒却是在我心里,只是醉也想你,醒也想你。
5、成长的路上被辜负得多了,自然也就学会了防卫,结果防住了恶意,也挡住了好意,只剩一身疲倦与孤独。
6、有时候,有个可以依靠的肩膀,和一个懂我的沉默的人,就是我唯一需要的。可什么都没有,我只有我自己。
7、和好容易,如初太难,你是我喉咙里的刺,拔出来会痛,咽下去会。
8、我们都应该明白,有些人走了就是走了,不能挽留,更不能回头,你觉得新不如旧,他却早就弃旧从新。
9、或许太重感情的人,日子终究不会好过。信任,依赖,念旧,分分钟把你虐的万劫不复。
10、你是不是也觉得,为什么每个人看起来都过得那么好的样子,只有你,糟糕得不像话。
11、有心者有所累,无心者无所谓。你总是在一个人的时候想太多,然后莫名其妙不开心。
12、心里有你的人,总会主动找你;心里没有你的人,总是自动忽略你。其实,沉默就是答案,躲闪就是答案,不再主动就是答案,其实,你早该明白了。
13、你的孤单和伤痛,躲得了灯火阑珊的街,却逃不过私下无人的'夜。
14、念旧的人总是最容易受伤,喜欢拿余生来等一句别来无恙,只是你念你的旧,他又能记得你多久。
15、你一副不缺我的样子,让我怎敢深拥你;我们都像小孩,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陌生,生气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怕自己是多余。
16、枕头里藏满了发霉的梦,梦里住满了永远不可触及的人。
17、世上哪有什么爱是欲擒故纵的,连动物都知道,表达爱意的方法是扑上来黏着,把人往外推的可实在称不上爱。
18、我们最默契的事就是:你不找我,我不找你,我们互不打扰,相安无事,感情越来越淡,最后,慢慢走散。
19、生命中的诸多告别,比不辞而别更让人难过的是,一句再见过后,我们再也没见过。
20、一个人熬过了所有的苦难,也就不期待一定要和谁在一起了;我曾诚心努力过,但结局我不想说。
21、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一个人让你束手无策,即使他一无是处,即使他劣迹斑斑,你却仍然非他不可。整个城市都睡了,只剩我和我的心事不能寐,夜未央、情已逝,那个好久不见的你,又占据我的回忆。
22、孤独的人喜欢深夜,多情的人喜欢黄昏。幸福的人喜欢阳光,伤心的人偏爱风雨。不管有没有人爱,我们也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阳光下灿烂,风雨中奔跑,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
23、要努力做一个可爱的人。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阳光下灿烂,风雨中奔跑,做自己的梦,走自己的路!幸福这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地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
24、看穿但不说穿。很多事情,只要自己心里有数就好了,没必要说出来。彼此关系逐渐疏远,不是因为不爱了,而是因为差异太大造成的矛盾和误会让彼此都累了。
25、两个人相处久了,难免会抱怨一句你变了。其实,我们并没有改变,我们只是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对方而已。放弃一个人从来就不是一瞬间的事,当你把我全部的爱慕和关心一点点的消磨干净,我也渐渐攒够了对你的失望。
急求评价李煜或诸葛亮的论文1500字
诸葛亮忠君思想再认识
诸葛亮高卧隆中,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实则“藏器在身”《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裴度《蜀丞相诸葛武侯祠堂碑铭》。是胸怀大志的。他曾对好友石韬、徐庶、孟建云:“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当三人反问诸葛亮可仕至何官时,“亮但笑而不言”。《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笑而不言者为何?盖因刺史、郡守一类官职皆不在诸葛亮眼中,而其大志所欲则难以启齿告人也。诸葛亮抱经纬天地之才,“每自比于管仲、乐毅”《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然而,管、乐亦并未建立盖世之功,任官不过诸侯之将相而已。诸葛亮志存高远,他自比管、乐,很可能仅是其追求的较低目标。以当时形势而言,不排斥诸葛亮亦有争夺天下、建立王霸之业的雄心。
东汉末年,皇纲解纽,各路诸侯纷纷起兵,称孤道寡者不可胜数。曹操、袁绍、孙策、孙权、刘备等人皆有并吞八荒、囊括宇内、扫平四海之志。难道诸葛亮就不如他们,注定只能为人臣,而不能为人君?可惜的是,由于诸葛亮出道太迟(按:较曹操、袁绍、刘备等人要晚出生二十多年),诸葛亮未出隆中,“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同上。其余军阀,如刘表据荆州,“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三国志》卷六《刘表传》,刘璋占益州,张鲁守汉中,马腾、韩遂称雄于关中。汉朝十三州之地已被各路诸侯瓜分殆尽。诸葛亮已失去自树大旗,成为独霸一方诸侯的最佳时机。胸怀济世之才,欲图王霸之业的诸葛亮要想攀上权力的高峰,唯一的途径只能是择主而事之,这对诸葛亮而言,虽是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但与司马懿相似,仍是实现其政治目标的重要契机。
需要探讨的是,诸葛亮“择主”的标准是什么?我认为,诸葛亮考虑的标准不外乎两条。其一,人主必须是雄才大略的明君;其二,自己必须成为人主的股肱,得到人主的特殊重用。从《隆中对》中可知,诸葛亮对世之英雄早已洞若观火,一目了然。刘表、刘璋、张鲁等碌碌之辈,根本不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诸葛亮心目中的英主明君,唯有曹操、孙权、刘备三人。从当时的政治格局而言,最有可能统一天下的当然是曹操。那么,诸葛亮为何要放弃这一选择?我以为这并非因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诸葛亮要与“汉贼”划清界限。
诸葛亮弃曹的最主要原因是考虑到中原汝、颍地区人才济济《三国志》卷十四《郭嘉传》载曹操与荀彧书信曰:“汝、颍固多奇士。”《晋书》卷一百一十八《姚兴载记》载姚兴之语:“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异,汝颍多奇士。”,曹操平定北方后,已非初起兵时可比,其帐下确是猛将如雨、谋臣如云,初出茅庐的诸葛亮要想在曹操帐下脱颖而出,谈何容易?对此状况,诸葛亮是有足够认识的。当其好友孟建思乡心切,欲往中原求取功名时,诸葛亮劝阻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后来诸葛亮伐魏时获悉徐庶任御史中丞,石韬任郡守时,不由感慨道:“魏殊多士邪,何彼二人不见用乎!”《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魏略》。为徐、石二人仕途不畅而鸣不平(按:二人官至二千石,岂能谓曹魏未予重用),未尝不是为自己未投魏而感到庆幸!以诸葛亮之慧眼,当然深知孙权亦是雄略之主,且其兄诸葛瑾亦在东吴供职,然而当东吴重臣张昭推荐诸葛亮予吴主时,诸葛亮断然拒绝:“孙将军可谓人主,然观其度,能贤亮而不能尽亮,吾是以不留。”《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袁子》。
为什么诸葛亮最终选择的是刘备?刘备有雄才,知人善任,自然是诸葛亮择主的重要条件。加之刘备求贤若渴,三顾茅庐,诸葛亮“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除此之外,历代政论家谈论的最多的是诸葛亮心存汉室,他同刘备的合作,主要是建立在拥刘安汉基础上的。“汉祚将倾,方将翊赞宗杰,以兴微继绝克复为己任故也。”《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裴松之自注。裴注的这条材料为众多史家所引用,以论证诸葛亮素有“宗本之心”《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习凿齿《侧周鲁通诸葛论》。,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对此分析,我颇不以为然。东汉中叶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秉政,朝政日益败坏。东汉末年,董卓作乱,军阀混战,汉家朝廷已是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史称:“自安帝以来,政去公室,国统数绝,至于今者,唯有名号,尺土一民,皆非汉有,期运久已尽,历数久已终。”《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略》。对此形势,深谙“人事”、“天道”的诸葛亮会看不出来?两汉时期,盛行五德终始说,时人皆知炎汉火德已衰,土德将取而代之,才具冠世的诸葛亮难道真的对“历数”、“期运”一点儿都不相信?诸葛亮不事孙权的理由很清楚,是孙权“能贤亮而不能尽亮”,而并不是孙权姓“孙”,不姓“刘”。那么,为何诸葛亮要辅佐“羁旅奔逃,寄人篱下,无寸土可以立业” 的刘备?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古今几乎所有的政论家都未深究个中奥秘,大都认为诸葛亮目光远大,并没有在乎刘备在军事实力与人才资源上的“一穷二白”,而以为刘、葛的合作是志同道合。其实这个问题大有玄机,刘备的“劣势”、“短处”在诸葛亮眼中恰恰是“优势”、“长处”。试想,倘若刘备和曹操一样地广兵众,人才济济,诸葛亮还能受到特殊的重用吗?正因为刘备手下,武将不过关羽、张飞、赵云,谋臣不过糜竺、孙乾、简雍等数人。“亡命于行旅之间”《诸葛亮集》附录卷二引尚驰《诸葛武侯庙碑铭》。的刘备集团的人才匮乏到如此程度,这就给诸葛亮大展宏图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足够的平台。
诸葛亮出山的条件很高,人主对其不仅要做到“贤”之,还必须做到“尽”之,“贤”、“尽”两字的寓意深长,必须参而悟之。所谓“贤”,即把诸葛亮视为“贤士”,对待“贤士”的最高规格无非是以“国士”待之,如同春秋时智伯待豫让《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载:“豫让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战国时燕昭王待郭隗。这在诸葛亮看来是远远不够的。而“尽亮”就很难用一两句话来表达个中之意。诸葛亮自视甚高,虽然年轻,且初出茅庐,但绝不愿一步一个台阶地从“下曹从事”关于“下曹从事”,《三国志?鲁肃传》载鲁肃谏孙权不可降曹操时云:“今肃迎操,操当以肃还付乡党,品其名位,犹不失下曹从事,乘犊车,从吏卒,交游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又《三国志?庞统传》载:“先主领荆州,统以从事守耒阳令,在县不治,免官。吴将鲁肃遗先主书曰: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诸葛亮的才干与抱负皆高于庞统,当然更不愿任从事。的基层工作做起,而必须从高起点开始。既然要“尽”全力发挥亮之大才,当然要将其放到最重要的岗位,赋予重权要职。
诸葛亮高卧隆中时,虽在司马徽、庞德公等名士的鼓吹下,在荆襄地区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仍然有许多人不以为然,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只有其小圈子内的几个好友“谓为信然”《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至于中原、江南地区对其更不了解,可谓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诸葛亮还未成名前,就要求人主使用他必须“尽亮”,其出山的“心理价位”如此之高,这在人才资源极其充足的曹、孙两家那里是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得到满足的。至于刘玄德那里就不同了。刘备虽然其时官拜左将军、豫州牧。汉制,将军、州牧虽可以开府治事,然刘备的“幕府”空虚,人才奇缺,赵翼云:“是时人才已为魏、吴二国收尽。”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诸葛亮“高瞻远瞩”看中的正是刘备的这一其他诸侯无法与之相比的“优势”,故甘心辅佐刘备。
其实,诸葛亮进入刘备集团以后,其地位和权力也是逐步上升和提高的。赤壁之战后(公元208年),“亮为军师中郎将”同。秩比二千石;刘备取益州,亮迁为军师将军,秩二千石。而关羽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年)就被拜为偏将军、汉寿亭侯,赤壁之战后,羽为荡寇将军,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羽迁为前将军,位次三公。张飞在建安四年已为中郎将,赤壁之战后,为征虏将军、宜都太守,秩二千石。刘备称汉中王,“拜飞为右将军”《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位次三公。在刘备称帝之前的两个时间段内,关羽、张飞的地位均高于诸葛亮。文官之中的许靖虽为清谈客,但因名望甚高,故“先主为汉中王,靖为太傅”,太傅乃上公,当然在“军师将军”诸葛亮之上。《三国志》卷三十八《许靖传》。甚至连才具极为平庸的糜竺之官职亦在诸葛亮之上。“益州既平,先主拜竺为安汉将军,班在军师将军之右。”《三国志》卷三十八《糜竺传》。其他如庞统、法正、黄忠、马超等人之地位亦不低于诸葛亮,正如大多数史家所指出的,刘备与关羽、张飞之关系比之诸葛亮似乎更进一层。他们“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故任何加入刘备集团的人都只能居于关、张二人之后。这对于一心欲谋取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来说,这个排他性极强的小圈子是他仕途上的严重障碍。 其实,刘备对诸葛亮亦并非一开始就推心置腹,君臣犹如鱼水。闯荡半生,历经数十年军阀混战磨难的刘备,此时已经是一个相当老练成熟的政治家。在诸葛亮没有显山露水之前,他不可能一开始就厘定诸葛亮能力的高低,故刘备收取荆州江南四郡后,并没有委诸葛亮以军政重任,而仅使其“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而已。《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田余庆先生在其《隆中对再认识》一文中指出:“刘备并未以《隆中对》的方略为念,孜孜以求实现,当然也没有把诸葛亮放在运筹帷幄的地位,大事向他咨询。刘备前,诸葛亮长时间内并不在刘备身边,戎机大政,并无诸葛亮参赞其间的事实,决计入蜀和叛攻刘璋,是法正、庞统之谋。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这些关键之事不论正确与否,都与他无干系。”田文载《历史研究》1989年第5期。我认为,田先生这个分析相当精辟,道出了诸葛亮相当长时间内并不是刘备手下第一号人物的真相。
诸葛亮攫取权力的最大障碍是谁,毫无疑问,是关羽。关羽骄横跋扈是出了名的。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刘备攻益州,西凉马超来投,马超是当时颇具声望的虎将,刘备得之喜出望外,即封其为平西将军,位同关羽,远在荆州的关羽闻之极为不满,当即写信给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诸葛亮作书答称:“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关羽阅信后,洋洋自得,将信“以示宾客”。《三国志》卷三十六《关羽传》。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备自称汉中王,欲重用黄忠为后将军。“诸葛亮说先主曰:‘忠之名望,素非关(羽)、马(超)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飞)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先主曰:‘吾自当解之。’”《三国志》卷三十六《黄忠传》。刘备所谓“自当解之”,仅是派遣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往。《三国志?费诗传》曰:刘备“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案:史家习知,魏晋时代兵卒身份低下,“兵”成为对人侮辱的称呼,这类例证并不罕见。《三国志》卷三十九《刘巴传》注引《零陵先贤传》,刘巴以张飞为武人而骂之为“兵子”;卷四十《彭羕传》,彭羕骂刘备为“老革”,裴松之注谓:“皮去毛曰革。古者以革为兵,故语称兵革,革犹兵也。羕骂(刘)备为老革,犹言老兵也。”东晋时也有例证。《世说新语?简傲》谓谢万矜豪傲物,谢安诫之,万“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愤恨之”。《通鉴》升平三年(公元359年)胡注曰:“凡奋身行伍者以兵与卒为讳。”
关羽如此狂妄,不可一世,诸葛亮为何不加制止,反而要曲意逢迎,讨其欢心呢?我以为,这正是诸葛亮工于心计、深藏不露的韬略。亮、羽二人的关系如何?史无明文记载。然细加考察,亦可略窥一二。诸葛亮初出茅庐,刘备“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可见,关羽、张飞并没有把诸葛亮放在眼里,对刘备“与亮情好日密”是一肚子的不高兴。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大军南下,欲一鼓荡平东南,刘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形势危如累卵。诸葛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权既宿服仰备,又睹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万人以助备,备得用与武帝交战,大破其军,乘胜克捷,江南悉平”赤壁之战,诸葛亮建立奇功,不仅巩固了他在刘备集团中的地位,而且树立了一定的威信,使关、张等人再也不敢小觑他了,但关羽却由过去的轻视而变为嫉妒诸葛亮。王夫之对此看得十分清楚。他说:昭烈之败于长坂,羽军独全,曹操渡江,不能以一矢相加遗。而诸葛公东使,鲁肃西结,遂定二国之交,资孙氏以破曹,羽不能有功,而功出于亮。刘琦曰:“朝廷养兵三十年,而大功出一儒生。”羽于是以忌诸葛者忌肃,因之忌吴,而葛、鲁之成谋,遂为之灭裂而不可复收。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九,中华书局,1975。
关羽和张飞的性格截然不同。“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飞爱敬君子而不恤小人。”《三国志》卷三十六《张飞传》。张飞对有才能的士大夫是十分敬佩尊重的,但关羽却对士大夫始终心存芥蒂,盛气凌人,诸葛亮作为刘备集团中的头号士大夫,当然也在其中。诸葛亮对关羽目空一切、不把他放在眼里的情况是十分清楚的,然而考虑其与主公“恩若兄弟”的特殊关系,加之自己投奔刘备的时间要比关羽晚得多,官职也比关羽低,故不得不虚与委蛇,巧为周旋。诸葛亮考虑的不是如何惩罚关羽,而是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等待时机除去关羽。
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发动襄樊战役,虽然水淹七军,威震华夏,但最终却导致荆州失守,自身也为孙权所杀。这其中有很多隐情至今令人费解。襄樊战役前后,吴、魏使者往来不绝,密谋夹击关羽,可谓紧锣密鼓,配合默契,而刘备、诸葛亮对此却一无所闻,对关羽未作任何具体的军事、后勤与外交的部署和支援。更使人困惑的是,曹操亲统大军屯驻摩陂,并不断调遣于禁、庞德、徐晃率兵增援樊城,如此规模巨大的军事行动,蜀汉方面也丝毫没有采取任何对策,最后当关羽败走麦城,将全军覆没之际,蜀中援军还是迟迟不至。这就引发后人的纷纷猜议。国学大师章太炎有他独特的见解。他说:“临沮(关羽被擒杀之地)之败,葛氏不以一卒往援,昧者讥其无远略,而或解以败问之未通。苟罗骑斥侯之疏如是,则政令愈慢矣!”对“无远略”、“败问之未通”、“政令愈慢”之解,章氏俱予以否定,他推论:关羽乃世之虎臣,功多而无罪状,除之则不足以厌人心,不除则易世所不能御,席益厚而将掣挠吾大政,故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非媢之也。一国之柄,无出于二孔;出于二孔,其所举虽是,而宰相因以不能齐人心,一法令,则国已分裂矣。虽杀之而疆易侵削,终不以易内讧。其故事则有萧何之戮韩信。何公用之于韩信,而葛氏阴用之于关羽。《章太炎全集》第三卷,2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关羽镇守荆州,手握重兵,骄狂不可一世,不但易代(刘备后)之后将难以对付,即使刘备健在之时,诸葛亮也很难越过关羽这道障碍,而攫取更大的权力。故“葛氏”宁可丢失荆州,也要借吴人之手除掉关羽。章氏的这个见解很大胆,当然这仅仅是猜测。也许章氏觉得此说理由不够充分,故不久又补充曰:“当是时,政在先主,武侯徒以抚民划策见任,未能一切领录。其任武侯又不如关羽旧人保信,荆州之败,始于娆吴,终于失援,则先主之褊迫疏慢为之。”《章太炎全集》第三卷,611页。将“荆州之败”归咎于刘备的“疏慢”轻敌。但章氏此说亦颇牵强。是时诸葛亮虽不能“一切领录”,执掌军政大权,但他明知关羽攻取襄樊条件并未成熟,且完全违背了《隆中对》提出的待“天下有变”,两路北伐曹魏的战略决策。然《三国志》正文及裴注中均未见诸葛亮劝谏的记载。退一步而言,即使刘备宠信、纵容关羽,不把《隆中对》放在心上,但襄樊战役打响后,刘备、诸葛亮不可能不全力关注战役进展的一举一动。尽管川、鄂之间山路阻隔,交通不便,信息传播不甚畅通,但整个襄樊战役从建安二十四年七月开始,至翌年一月结束,首尾长达半年之久,蜀汉作为一个完整的新兴政权,不可能没有任何信息传播渠道。
关羽攻襄樊,守荆州兵力不足,加之此时孙刘联盟已呈破裂之势。“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孙吴随时可用奇兵偷袭荆州,诸葛亮深谙兵法,难道他会掉以轻心?众所周知,诸葛一生唯谨慎,从不肯弄险。他为何不提醒“疏慢”的刘备?方诗铭先生在《三国人物散论》(62)《刘备与关羽》一文中认为,不是诸葛亮要除去关羽,而是刘备要剪除关羽。兹节录方诗铭先生在《刘备与关羽》一节中的部分原文:“关羽斥骂黄忠为‘老兵’,这是愤怒至极的表现,是谁将自己与这个‘老兵’同列,当然是刘备,因而关羽的愤怒不是指向黄忠,而是指向刘备。由此可知,关羽对刘备的不满已经到了何等程度,对此,刘备不可能不有所知晓。但是,关羽手握重兵,镇守荆州,不但易代(即刘备后)之后将难于控制,即刘备健在之时也感到没有把握。怎么办?如何处理这个问题,这时必然提上刘备思考的日程。……《隆中对》的破灭,荆州的失守,关羽不能辞其责。但是,由于刘备与关羽的矛盾,一方面派糜芳、士仁各据荆州政治军事重地,以监视关羽,终于矛盾激化……更为重要的是,听任关羽破坏《隆中对》策划,挑起对曹操的战争。对此,刘备似皆若无其事。”并不惜歪曲章太炎的原意,将诸葛亮“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篡改为刘备“不除(关羽)则易世所不能御”。还说:“章太炎在《訄书》中的看法是大胆的,更是有见地的。”方诗铭:《刘备与关羽》,见《三国人物散论》(62),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方先生这种移花接木的方法实不可取。我以为,只要诸葛亮负起自己作为“军师”的职责,随时将荆州的“险情”提醒刘备,与关羽“自少结契”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七“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情同手足的刘备绝不会“疏慢”到只作壁上观,对兵败临沮的关羽不以一卒相救的。所以把关羽送上断头台的除了孙权、吕蒙之外,诸葛亮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羽后,诸葛亮的地位和权势有所提高,但仍未能上升至“一人之下”。入蜀后,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远远超过了诸葛亮。对此,诸葛亮自己也十分清楚。刘备东征,“以复关羽之耻”,群臣纷纷劝谏,刘备一概不听,“章武二年,大军败绩,还住白帝,亮叹曰:‘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对刘备发动的夷陵之战,诸葛亮是否谏阻,因史无记载,无从得知。但从诸葛亮这番言语中,即可知法正在刘备心目中的特殊地位,是诸葛亮难以企及的。
刘备入川主要倚靠法正的规划,法正不仅助刘备取益州、定汉中,建立了卓越功勋,且“智术有余,能回人主之意”。“先主与曹公争,势有不便,宜退,而先主大怒不肯退,无敢谏者。矢下如雨,正乃往当先主前,先主云:‘孝直避箭。’正曰:‘明公亲当矢石,况小人乎?’先主乃曰:‘孝直,吾与汝俱去。’遂退。”《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裴松之注。由此足见,法正对于刘备可谓以身相助,事事取信于备。攻取成都后,备“以(法)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法正一身兼内外要职,这是刘备对其绝对信任的充分体现。法正对“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有人对诸葛亮说: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强,东惮孙权之逼,近则惧孙夫人生变于肘腋之下,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
诸葛亮所云反映了当时的实情。但也不难看出,这是诸葛亮在自我解嘲,一方面是法正自以为凌驾于诸葛亮之上,不再把他放在眼里,另一方面则是诸葛亮对法正的“纵横”、“威福”,也深感无可奈何。
法正的骄横跋扈,诸葛亮当然是不快的。但如何在适当时机削弱其权势,诸葛亮心中自有打算。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因兵力不足,“急书发兵,军师将军诸葛亮以问杨洪,洪曰:‘汉中则益州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时蜀郡太守法正从先主北行,亮于是表洪领蜀郡太守,众事皆办,遂使即真”。《三国志》卷四十一《杨》。汉中是“益州咽喉”,得失关系蜀汉政权的“存亡”,对此诸葛亮焉有不知之理?至于“急书发兵”,这是主公刘备的命令,岂能违抗。诸葛亮之所以询问杨洪,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借机推荐杨洪兴办蜀郡发兵之事,从而以杨洪取代法正蜀郡太守的职位。在法正“缺岗”的情况下,刘备也无可奈何。杨洪将军队、粮草等物资及时运送到汉中前线,以“众事皆办”之功继法正之后,“即真”为蜀郡太守。
法正失去“外统都畿”的重任,权势大为削弱。然而,诸葛亮与法正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诸葛亮与正,虽好尚不同,以公义相取。”所谓“公义相取”其实是表面的,而“好尚不同”才是实质性的。对法正的聪明才智,诸葛亮内心是十分钦佩的,“亮每奇正智术”《三国志》卷三十七《法正传》。更重要的是,法正又是当时唯一能使刘备言听计从的谋臣,这一点连诸葛亮也自叹弗如。因此,如果法正长寿,其与诸葛亮矛盾必然加剧。使诸葛亮感到幸运的是,刘备称汉中王的第二年,法正病故。刘备称帝时,关羽、庞统、法正、黄忠皆亡。张飞虽然与刘备“恩若兄弟”,但毕竟只是一员武将,马超“羁旅归国,常怀危惧”《三国志》卷四十《彭羕传》。更不足信任,太傅许靖仅是“清谈”之客。刘备环顾左右,除诸葛亮外,竟无一人可赋予重任。故其即位伊始,就封诸葛亮“以丞相录尚书事、假节,张飞卒后,领司隶校尉”《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诸葛亮奋斗了整整十五年,才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丞相高位。
刘备白帝托孤,对诸葛亮曰,若其子刘禅“不才”,“君可自取”,古人论此,多赞其君臣肝胆相照,并取鱼水之喻相印证。但也有人认为此乃刘备“诡伪之辞”《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注引孙盛曰。对诸葛亮心存猜忌,故以“自取”试探之。田余庆先生对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皆不以为然,在其《蜀史四题——刘备托孤语》一文中作出新的诠释。田先生的见解是否有道理,本人暂且不作评论,我以为刘备托孤之语,是真心还是假意,抑或另有打算,今已无从考证,诚然是千古之谜。现在要检讨的问题,不是刘备要不要诸葛亮当皇帝,而是诸葛亮自己想不想再上一个台阶,由宰相登上龙椅。这个问题古今从未有人作过思考。正如田余庆先生所说:“诸葛亮对蜀汉的忠诚,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田余庆:《蜀史四题——蜀国新旧纠葛的历史追溯》,载《文史》,第35期,中华书局,1992。之所以没有人怀疑过,无非是经过历代文人及小说家的渲染,诸葛亮已经被衍化成“圣人”,成了“鞠躬尽瘁”、忠贞冠世的典范。历史学家受其影响,大概也会感到这是古史中的一大“禁区”,轻易不敢染指。要把诸葛亮从圣坛上请下来,我想很有必要对这一最棘手的问题作一番探讨。
其实,诸葛亮执政时并没有被时人视为事君以礼、谋国以忠的圭臬。反之,蜀汉政权中,李严、廖立、来敏、魏延等人对诸葛亮专政揽权颇多微词,诸葛亮在世时,迫于其权威,人皆不敢直言指斥。然而,诸葛亮甫卒,丞相参军、安汉将军李邈即上书后主刘禅,曰:吕禄、霍禹未必怀反叛之心,孝宣不好为杀臣之君,直以臣惧其逼,主畏其威,故奸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顾虎视,五大不在边,臣常危之。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华阳国志》卷十中《先贤士女总赞?广汉士女》。
描写人坏事连连的词语
1.描写坏事的词语
暗室欺心:在黑暗的屋子里昧着良心做坏事。指偷偷地做坏事。
拔本塞原:①比喻背弃根本。②铲除事物发生的根源。多用于坏事。亦作“拔本塞源”。
拔苗助长:比喻违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急于求成,反而坏事。
帮狗吃食:比喻帮坏人作坏事。同“帮虎吃食”。
帮虎吃食:比喻帮助恶人做坏事。
褒善贬恶:褒:赞扬;贬:批评。对好人好事加以赞扬;对坏人坏事加以斥责。指分清善恶,提出公正的评价。
2.形容人干坏事成语形容人干坏事成语如下:
胡作非为、横行霸道、惹是生非、群魔乱舞、倒行逆施
1、胡作非为
解释:胡:乱;非:不对。不顾法纪或舆论,毫无顾忌地做坏事。
出自:《旧五代史·张瓘传》:“汝车渡村百姓刘开道下贼惯作非为,今须改行,若故态不除,无日矣。”
译文:你车渡村百姓刘开道下贼习惯作非为,现在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如果不除掉老样子,到临头了
示例:或诬好吃懒做,或诬胡作非为。 ◎清·李汝珍《镜花缘》第十二回
语法:联合式;作谓语、定语、状语;含贬义,指任意做坏事
近义词飞扬跋扈、惹是生非、任性妄为、轻举妄动、不可一世、滥加粗暴、作威作福、胡作胡为、鱼肉乡里、妄作胡为、耀武扬威、无法无天、胆大妄为、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作奸犯科、胡为乱做、专横跋扈、倒行逆施、为所欲为、横行不法、肆无忌惮、群魔乱舞、胡作乱为
反义词循规蹈矩、奉公守法、安分守己、秋毫无犯、谨言慎行、安分守纪、安贫乐道
2、横行霸道
解释:横行:行动蛮横仗势做坏事;霸道:蛮不讲理。依仗权势为非作歹。
出自:清·曹雪芹《红楼梦》第九回:“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但不去管约,反‘助纣为虐’讨好儿。”
译文:一任薛蟠横行霸道,他不只是不去管约,反‘助纣为虐待’讨好孩子。
示例: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越是卑鄙 *** ,自私自利的人,越是得势,~。 ◎茅盾《霜叶红似二月花》十四
语法:联合式;作谓语、定语、状语;含贬义
近义词飞扬跋扈、杵倔横丧、任性妄为、不可一世、作威作福、鱼肉乡里、妄作胡为、耀武扬威、一手遮天、暴戾恣睢、武断专行、为非作歹、作奸犯科、专横跋扈、胡作非为、倒行逆施、为所欲为、霸道横行、横行不法、打躬作揖、肆无忌惮、称孤道寡、横行无忌、横冲直撞、无法无天
反义词打躬作揖、奉公守法、安分守己、安分守已
3、惹是生非
解释:惹:引起;非:事端。招惹是非,引起争端。
出自: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安分守己,并不惹是生非。”
示例:学生在教课上得不到满足,在校内便时常爱闹风潮,在校外也时常~。 ◎郭沫若《我的童年》第三篇一
近义词寻事生非、无理取闹、无事生非、兴妖作怪、为非作歹、自作自受、撩是生非、招是搬非、无中生有、惹事生非、胡作非为、兴风作浪、无风作浪、招是生非、无风起浪、调皮捣蛋
4、群魔乱舞
解释:成群的魔鬼乱跳乱蹦。比喻一批坏人在政治舞台上猖狂活动。
示例:社会动荡,群魔乱舞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5、倒行逆施
解释:原指做事违反常理,不择手段。现多指所作所为违背时代潮流或人民意愿。
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伍子胥列传》:“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
译文:我已到日暮途远,我故意倒行逆施的
示例:在压迫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候,疏解和抗议都无用,压迫者是可以任所欲为,~的。 ◎邹韬奋《患难余生记·离渝前的政治形势》
3.形容人衰运连连的成语祸不单行:基本解释:指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
拼音读法:huò bù dān xíng
使用举例:~,那个私立中学因为吃了一家钱庄的倒帐,发不出薪水了。(叶圣陶《得失》)
近义词组:多灾多难、福无双至、雪上加霜
反义词组:时来运转、双喜临门
使用方法:主谓式;作宾语、分句;常与“福无双至”连用
成语出处:汉·刘向《说苑·权谋》:“此所谓福不重来,祸必重来者也。”
歇后语:跌倒又挨拳头;躲过棒槌挨榔头;屋漏又缝连阴雨
4.形容坏事一连串的成语有哪些1、多灾多难[duō zāi duō nàn]:指灾难深重。
2、祸不单行[huò bù dān xíng]:祸:灾难。指不幸的事接二连三地发生。
3、雪上加霜[xuě shàng jiā shuāng]:比喻接连遭受灾难,损害愈加严重。
4、福无双至[fú wú shuāng zhì]:指幸运的事不会接连到来。
5、避坑落井[bì kēng luò jǐng]:躲过了坑,又掉进井里。 比喻躲过一害,又受一害。
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的故宫国宝最后都去哪了
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
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在出国留洋的引诱下,也为自己留好后路以防不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但是,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运往宫廷之外,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
溥仪在盗运善本书得手之后,便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历代的法书名画上,因为溥仪深知这些名迹的珍贵程度。可以这样说,溥仪对书画等艺术品还是颇有兴趣的,这主要是受其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溥仪在逊位后的12年间,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关上家门做皇帝”,既无军国大事,亦无朝政过问。溥仪无事可为,便要找点事情做一做,于是便开始了对宫中珍藏的历代书法名画的清理和鉴赏。
清代自嘉庆以来,国事多故,也开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已被内忧外患的国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他们本不感兴趣的书法艺术,真令人怀疑他们对宫中历代名迹从未展阅过。对此,溥仪的回忆是最好的说明:“我16岁那年(1921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房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一库。”
所以在宫中的书画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庆之后诸位皇帝的鉴赏印记,倒是末代皇帝薄仪令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令清理、鉴赏字画的大臣们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之上,与其说溥仪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倒不如说他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促使其如此所为的。
意图之一便是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因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对清宫书画藏品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整理工作。以所贮宫殿为序,按书、画册、卷轴分类,逐件鉴定,区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编号,分详简逐一著录;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外,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清鉴玺”、“宜子孙三印”,称“五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整理工作,鉴藏的印迹除原来“五玺"和贮藏宫殿印记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定鉴”,称“七玺”,乾隆逊位后,又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所钤嘉庆诸鉴藏印亦仿乾隆五玺、七玺格式。
溥仪觉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钤玺盖印,他便效仿着也堂而皇之地盖上自己的鉴赏章。
意图之二是简洁而明确,摸清底数,以便“赏赐”为盗运出宫作准备。
清宫所藏的法书名画,主要分贮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
宫中的书画,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也有为宅专制的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白软缎作裹,上面钤印墨色所报书画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评定等级在内,每件均为专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图案,裹刻品名,并填赤金,文字与包袱皮裹一致。每件书画都有楠木匣盛装,其长短大小是根据书画本身的体积订做的。各处收藏的书画原先用的事大立柜,多为紫檀制成,有的高达屋顶,存放相当方便,提取也不太费事。另外,每件书画品名上加一个编号,提取时按号查找柜架。在溥仪的“赏赐”目录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记有字号,最多的为“静”字号,次为虽列号而缺编字的,再次为“永”字号、“长”字号、“海”字号。
虽然神武门、北上门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门仍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把守,但溥仪觉得这还是不能对他实施盗运书画的计划构成威胁,因为成功地运出善本书的行动,一直在对他起着打气鼓劲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运出宫,那书画的盗运又有何难呢?
溥仪仍然是仿照盗走善本书的办法,首先选择手卷的册页,因为它的体积较小,看起来不显眼,不至于引起警卫的注意,较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一向由太监携带的黄绞袱出出进进,跟着溥杰一道,值勤的人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懒于过问,于是就听之任之,畅通无阻了。
溥仪第一次“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竟达10件。从同年12月9日起,他们见守门的警卫马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虚设一般。于是他们便乘机增加了每次盗运的件数。15件,20件,25件,贼胆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12月27日的“赏赐",一次竟高达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宋)马远《溪山秋爽图》、(宋)赵伯驹《蓬瀛仙鹤图》、(明)文征明《赤壁赋图》、(明)仇英《五百罗汉图》、(元)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1923年1月5日后的“赏赐”中,有好几次竟达到35件之多。就是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盗运的方法,溥杰、溥佳这两位“皇帝”的伴读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回去,都带走几大包书法名画。开始还是几天分两次来“赏”,随后干脆就一次“赏”出,其真正的企图就是要把宫内这一批书法名画全部盗出。
由此可知,溥仪在他的所进行的“赏赐”活动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更为狠毒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消灭罪证,不列入清单,撕去原来的伪装,变本加厉、无所顾忌,暗中窃取,连负责管理看守的太监们也被蒙混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笔整理不清的糊涂账。
溥仪盗运国宝的计划绝非仅限于法书名画卷册部分,他是要把故宫中能盗运的国宝全部偷出宫外,据为己有。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赏赐”,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至于册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仅有画轴还没有动手。这些未动的画轴和极小部分的册页,并非是溥仪一伙“良心”发现而舍不得动手,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具体困难,主要是画轴的体积太大,有的还太长,无法进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马脚。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险的新的盗运方法之时,就遇上动荡的政治时局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
1924年,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把贿选出的“大总统”曹锟软禁在故宫武英殿后侧的“延庆楼”,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并加强了对紫禁城的兵力和监护。在这种形势之下,溥仪原拟的密谋计划,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说,是时局的突变迫使溥仪等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盗运活动。只要时局再变,来了可乘之机,溥仪他们还会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书轴盗尽为止,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精品的珍贵程度,用言语是难于表达,更是无法估价的,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谢帖》,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的亲笔墨迹,宋徽宗赵佶《后赤壁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等等。在绘画方面,有东晋顾恺之《洛神图》、《列女仁智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步撵图》,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图》、宋代马远、夏圭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等。
至于溥仪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则无记载,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等珍宝。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着民国政府准备的 汽车 ,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前北海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此时溥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都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盗出的国宝是怎样运到天津的
溥仪、溥杰等从北京故宫盗出的国宝,在醇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便全部转移到天津的租界内。对此溥仪的堂弟也是他的宫中伴读盗运国宝的局内人溥佳的一段自述所言所据:
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租界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铁路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1925年2月23日,溥仪来到天津,不久便将戈登路所存全部国宝移到张园,后又移到静园。
存放在天津的国宝是如何运往长春的
后来,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帝宝座表面上坐稳之后,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国宝,这是他在经济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拥有的无价财富。运不运到伪满洲国来?即便是运又是怎么个运法?在天津有他父亲载沣以及若干亲信看守着这批珍宝,又有日本警察署为之撑腰,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运到“新京”来,放在溥仪的身边,心里总会平稳些,但运来之后又怕发生意外,日本人会不会打这批国宝的主意呢?
正当溥仪还在犹豫打着他的小算盘之时,日本人早已对此确定了既定方针。因为日本人对这批国宝的重视程度毫不逊于溥仪,将其全部运到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全面控制,尽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对来讲亦可说是掌中之物,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尝不觊觎这大量的国宝,一到时机成熟,任何时候都可成为囊中之物。
“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指令对溥仪提及此事时说:“务必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的‘宫内府'来。否则将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国土以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胁之下,溥仪乖乖地将存放在天津的书画文物分批运到了长春伪皇宫。
1936年6月中旬,溥仪传谕,命在天津清室办事处留守的族人溥修护送第一批国宝来“新京"。溥修奉谕将手卷40件分装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运到了伪皇宫。
这些国宝的运送过程相当严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稳妥。首先由溥仪派到天津的贴身侍卫官存耆与天津清室办事处的溥修等人当面按物品详册逐箱逐件点收签封,然后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装置,以期沿路装卸周全”。运输则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接负责,商妥铁道司令部挂车一辆,并派日本宪兵沿途保护直送“新京”的伪皇宫。
溥仪在天津期间清宫法书名画的存藏、散失与转移
中国 历史 上曾经发生了数次令人惨痛的法书名画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发生的原因莫不与朝代的治乱、战乱或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 历史 现象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原来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时聚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而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如此,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更为甚者。溥仪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清宫内府的珍宝并秘密运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间为满足自己无度的挥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对视为己有的清宫珍宝肆意变卖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证。
说到溥仪在天津时期内府珍宝的存藏、散失与转移,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后的北京“小朝廷”时,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以赏赐溥杰为名盗出的法书名画和古籍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天津,存在于这所楼内。
为什么溥仪要在天津买房以存藏盗运出来的内府珍宝呢?一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京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发生的事在天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再说在天津“写剧本"到北京去“唱戏”(此处指溥仪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搞复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儿。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政客、军阀都曾在天津做过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就是盗运出宫的珍宝的安全问题, 天津是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当时一共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国租界。其中英租界势力最大。当时,溥仪及其“小朝廷”与日本人可能尚无实质性的接触。因此,载涛受命到天津买房也就选择了旧属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号路166号楼,依仗英帝国势力为之保镖。天津的楼房购置妥当,**珍宝的准备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唯恐迟则生变的溥仪在1922年正式开始“赏赐”,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之机,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地运出了紫禁城,待积至七八十箱之后,再由溥佳出马奔走,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运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楼房中,秘密地藏起来。
溥仪潜逃至天津后珍宝的存藏与转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内府的庋(guǐ)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
溥仪在天津期间存藏的珍宝大致分为法书名画、善本书籍和珠宝翠玉三个部分。法书名画和善本书籍都是体积并不显眼,方便溥杰、溥佳用书包或包袱携出而不致引起警卫注意之类。其中法书名画的盗出,首先选择的是手卷和册页,其次是那些体积较小、类似手卷而不带轴头的挂轴(条)字画。这两个部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估计。
从所谓“清室善后委员会”统溥仪“赏赐”的“清单”编印出来的一本小册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从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后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溥仪通过“赏赐”溥杰、溥佳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之多。加起来共是1353件,是清内府庋(guǐ)藏晋唐宋元明法书名画4000件左右的近一半。这样的统计可能并不符合当时溥仪所盗出宫外的书画手卷册页的真实数量。因为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名品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清理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时,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为一束,认为两者“大体符合”的看法,说明“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上的法书名画的数量与在“赏赐”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盗出而不列入清单的法书名画的实际数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原因在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毕竟都是溥仪的旧时臣工。当他们发现溥仪“赏赐”的清单时,既未报请共和政府声讨追回,亦未能着手彻底清理点查以弄清到底“赏”出多少。可能他们略作清点就对溥仪盗出书画心知肚明,却宁愿“相信”一纸清单,走走过场例行公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得出两者“完全符合”的结论呢?
“大体符合”是颇有意味的一种看法,联系到给出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体符合”在这里可能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数量确是相当,相差无多;二是数量极不相符,相差可能数十件或数百件之多。相差数十百件之多,在中国历代传世的浩如烟海的名家书画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清内府4000件左右的法书名画的庋(guǐ)藏数量上,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溥仪的“赏赐"原本就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窃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赏赐”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我以为在当时的时局和形势下,在当时的时代风气层面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旧时臣工们给出“大体符合”四个字是无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话;对 历史 而言,对后人而言,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盗出宫的宋版书的数量,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云“二百种上下”,应是有二百个种类的宋版书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这个数目。至于珠宝翠玉的件数则可能要多得多。
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们想盗窃的内府珍宝原本远不止这些。直奉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在进行中的计划。1924年11月直系军中的冯玉祥将军进军北京,幽禁“大总统”曹锟,改编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并命令部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突然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清室优待条件》也到此取消。溥仪窃取宫中法书名画的计划由此中断。20多天后,他由其父的醇亲王府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随后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数月之后于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卫”之下,潜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张彪私宅张园那里安顿下来,作为逊位皇帝的“新宫”,还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皇室中人轮流到天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原来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路)166号楼内的宫中珍宝便搬到了张园。这次转移在总的箱数和珍宝的件数上应该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楼内的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应增加了溥仪潜逃至天津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珠宝翠玉之类的东西。但由张园迁往静园时数量究竟减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静园存放了近7年的这批清宫珍宝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至长春伪皇宫,但已不到70箱了。“几十种”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的变卖、抵押或赏赐,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转移到长春的清宫珍宝自然就减少了。但真正的清宫珍宝的浩劫还在后头,这仅仅是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又一次浩劫的前奏。
溥仪留津期间珍宝的变卖、抵押和散失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依然过者“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财源仍满足不了“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和他无度的挥霍,便开始通过身边的陈宝琛等人或宝熙,郑孝胥等旧日臣工,把视为其私人财物的贵重书画作为商品卖给殖民者和古玩商,换取大量的金钱。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很难摸清底细。但在天津期间售出的大概有:
(1)王献之《中秋帖》、(2)王珂《伯远帖》。这两件黑迹乃清乾隆皇帝弘历“三希堂"中之“二希”。据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这两件法书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不知何时归原为琉璃厂古玩商人,曾做过袁世凯的总务局长,后从事银行业务的郭世五,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度为财阀宋子文据有,后又退还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为李公麟传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时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题诗。流传有绪,屡经名家递藏和著录。极具 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 历史 和艺术地位。在天津售出后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传为北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原流往日本,可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得。
(6)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此卷有元明人诸多诗题。入明为诸家递藏,清初为宋荦(luò)珍秘。郑思肖开元明之花写意之先声,传世作品绝少,此卷集诗书画荟萃于一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诗题,极为珍贵。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图》。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为上海庞莱臣,现藏上海博物馆。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此乃王庭筠传世孤本。风格上继承苏轼、米芾墨戏之笔,下开元代文人画之先声,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元赵孟頫《滦菊图》。赵孟頫的人、马、山水之作较为常见,唯花卉绝少,尤以写菊确为仅见。此图对全面研究赵氏技法,以及赵氏花卉如何继承并发扬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元张渥《九歌图》。《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11)元黄子久《江山胜景图》。
(12)元王冕《梅花图》。
(13)元赵奕书《梅花诗》。《石渠宝笈》著录,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马琬《幽居图》。清代著录颇多,卷后有日本内藤虎题跋云“近年由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又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得知当时美国人购去三件,未记录时代、作者和图名。该美国人在购画过程中,与英国教习合谋想骗走的李成《寒林图》、《茂林远岫图》以及燕文贵《溪风图》等六件,后在日本使馆的干预下得以归还。
天津博物馆现藏清宫内府书画作品有: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南宋赵孟坚《水仙》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等近30件。这近30件清宫内府书画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的,有一部分则是后来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购买。其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过设在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所购买。
溥仪在天津期间变卖抵押的除了法书名画之外,还有珠宝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许多抵押品与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有关,有些抵押品则不是从宫中盗出之物。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以及拟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
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 qí )龄与北京盐业银行80万银元抵押贷款。第一批乾隆五十五年铸制的16枚金编钟,第二批抵押是金宝、金册、金塔等金器,期限一年。溥仪出宫后无力偿还,一部分金器已熔毁,金编钟1932年运至天津盐业银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运津行保管的。天津盐业银行与北京盐业银行关系密切,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天津,因此溥仪存放在盐业银行抵押品,过期后就又可能变卖或处理。天津博物馆现藏的一对碧玉提梁卤(高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贵,极可能是溥仪在津期间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抵押品。
溥仪在津期间所散失的珍宝还包括他赏给近侍的一些东西。如他为酬答其师傅陈宝琛之外甥刘骏业而赏赐给刘骏业的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此件归刘氏不久即归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得)和《步辇图卷》,五代阮郜传世孤本《阆苑女仙图卷》三卷。当时还酬有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一卷等。从以上作品的 历史 性和艺术性来看,它们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瑰宝。当然,溥仪的酬答如此“丰盛”,与他当时也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有关。所幸保管《步辇图卷》、《阆苑女仙图卷》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人,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后归故宫博物院庋(guǐ)藏。这也实属一场大不幸中的万幸了!
是不是开国皇帝都深谙厚黑学?
当然是了。凡是成功者,大都深谙厚黑之术。由三代以至于今,王侯将相,豪杰圣贤,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成,何一不出于此。在李宗吾的著书原由里说得很明白: 我自读书识字以来,就想为英雄豪杰,求之四书五经,茫无所得,求之诸子百家,与夫廿四史,仍无所得,以为古之为英雄豪杰者,必有不传之秘,不过吾人生性愚鲁,寻他不出罢了。穷索冥搜,忘寝废食,如是者有年,一旦偶然想起三国时几个人物,不觉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为英雄豪杰者,不过面厚心黑而已。 三国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长,全在心黑:他杀吕伯奢,杀孔融,杀杨修,杀董承伏完(非史实——读者按),又杀皇后皇子,悍然不顾,并且明目张胆地说:“宁我负人,毋人负我 。”心子之黑,真是达于极点了。有了这样本事,当然称为一世之雄了。其次要算刘备,他的特长,全在于脸皮厚:他依曹操,依吕布,依刘表,依孙权,依袁绍,东窜西走,寄人篱下,恬不为耻,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国演义的人,更把他写得惟妙惟肖,遇到不能解决的事情,对人痛哭一场,立即转败为功,所以俗语有云:“刘备的江山,是哭出来的 。”这也是一个有本事的英雄。他和曹操,可称双绝;当著他们煮酒论英雄的时候,一个心子最黑,一个脸皮最厚,一堂晤对,你无奈我何,我无奈你何,环顾袁本初诸人,卑鄙不足道,所以曹操说:“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 此外还有一个孙权,他和刘备同盟,并且是郎舅之亲,忽然夺取荆州,把关羽杀了,心之黑,仿佛曹操,无奈黑不到底,跟著向蜀请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操稍逊一点。他与曹操比肩称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驾下称臣,脸皮之厚,仿佛刘备,无奈厚不到底,跟著与魏绝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刘备稍逊一点。他虽是黑不如操,厚不如备,却是二者兼备,也不能不算是一个英雄。他们三个人,把各人的本事施展开来,你不能征服我,我不能服你,那时候的天下,就不能不分而为三。后来曹操、刘备、孙权,相继了,司马氏父子乘时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刘诸人的薰陶,集厚黑学之大成,他能欺人寡妇孤儿,心之黑与曹操一样;能够受巾帼之辱,脸皮之厚,还更甚于刘备;我读史见司马懿受辱巾帼这段事,不禁拍案大叫:“天下归司马氏矣!”所以得到了这个时候,天下就不得不统一,这都是“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诸葛武侯,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著司马懿还是没有办法,他下了“鞠躬尽瘁,而后已”的决心,终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呕血而,可见王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敌手。 我把他几个人物的事,反复研究,就把这千古不传的秘诀,发现出来。一部二十四史,可一以贯之:“厚黑而已 。”兹再举汉的事来证明一下。 项羽拔山盖世之雄。咽鸣叱吒,千人皆废,为什么身东城,为天下笑!他失败的原因,韩信所说:“妇人之仁,匹夫之勇”两句话,包括尽了。妇人之仁,是心有所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气,其病根在脸皮不厚。鸿门之宴,项羽和刘邦,同坐一席,项庄已经把剑取出来了,只要在刘邦的颈上一划,“太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挂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刘邦逃走。垓下之败,如果渡过乌江,卷土重来,尚不知鹿谁手?他偏偏又说:“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我念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这些话,真是大错特错!他一则曰:“无面见人”;再则曰 :“有愧于心 。”究竟高人的面,是如何长起得,高人的心,是如何生起得?也不略加考察,反说:“此天亡我,非战之罪”,恐怕上天不能任咎吧。我们又拿刘邦的本事研究一下,史记载:项羽问汉王曰:"天下匈匈数岁,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汉王笑谢曰:“吾宁斗智不斗力 。”请问笑谢二字从何生出?刘邦见郦生时,使两女子洗脚,郦生责他倨见长者,他立刻辍为之谢。还有自己的父亲,身在俎下,他要分一杯羹;亲生儿女,孝惠鲁元,楚兵追至,他能够推他下车;后来又杀韩信,杀彭越,“鸟尽弓藏;兔狗烹”,请问刘邦的心子,是何状态,岂是那”妇人之仁,匹夫之勇”的项羽,所能梦见?太史公著本纪,只说刘邦隆准龙颜,项羽是重瞳子,独于二人的面皮厚薄,心之黑白,没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良史。刘邦的面,刘邦的心,比较别人特别不同,可称天纵之圣。黑之一字,真是“生和安行,从心所欲不逾矩”,至于厚字方面,还加了点学历,他的业师,就是三杰中的张良,张良的业师,是圮上老人,他们的衣钵真传,是彰彰可考的。圮上受书一事,老人种种作用,无非教张良脸皮厚罢了。这个道理,苏东坡的留侯论,说得很明白。张良是有夙根的人,一经指点,言下顿悟,故老人以王者师期之。这种无上妙法,断非钝根的人所能了解,所以史记上说:“良为他人言,皆不省,独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见这种学问,全是关乎资质,明师固然难得,好徒弟也不容易寻找。韩信求封齐王的时候,刘邦几乎误会,全靠他的业师在旁指点,仿佛现在学校中,教师改正学生习题一般。以刘邦的天资,有时还有错误,这种学问的精深,就此可以想见了。刘邦天资既高,学历又深,把流俗所传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伦,一一打破,又把礼义廉耻,扫除净尽,所以能够平荡群雄,统一海内,一直经过了四百几十年,他那厚黑的余气,方才消灭,汉家的系统,于是乎才断绝了。楚汉的时候,有一个人,脸皮最厚,心不黑,终归失败,此人为谁?就是人人知道的韩信。胯下之辱,他能够忍受,厚的程度,不在刘邦之下。无奈对于黑字,欠了研究;他为齐王时,果能听蒯通的话当然贵不可言,他偏偏系念著刘邦解衣推食的恩惠,冒冒昧昧地说:“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人之事。”后来长乐钟室,身首异处,夷及九族。真是咎由自取,他讥诮项羽是妇人之仁,可见心子不黑,作事还要失败的,这个大原则,他本来也是知道的,但他自己也在这里失败,这也怪韩信不得。 同时又有一个人,心最黑,脸皮不厚,也归失败,此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姓范名增。刘邦破咸阳,系子婴,还军坝上,秋毫不犯,范增千方百计,总想把他置之地,心子之黑,也同刘邦仿佛;无奈脸皮不厚,受不得气,汉用陈平计,间疏楚君王,增大怒求去,归来至彭城,疽后背,大凡做大事的人,那有动辄生气的道理?”增不去,项羽不亡”,他若能隐忍一下,刘邦的破绽很多。随便都可以攻进去。他忿然求去,把自己的老命,把项羽的江山,一齐送掉,因小不忍,坏了大事,苏东坡还称他为人杰,未免过誉? 据上面的研究,厚黑学这种学问,法子很简单,用起来却很神妙,小用小效,大用大效,刘邦司马懿把它学完了,就统一天下;曹操刘备各得一偏,也能称孤道寡,割据争雄;韩信、范增,也是各得一偏,不幸生不逢时,偏偏与厚黑兼全的刘邦,并世而生,以致同归失败。但是他们在生的时候,凭其一得之长,博取王侯将相,烜赫一时,身之后,史传中也占了一席之地,后人谈到他们的事迹,大家都津津乐道,可见厚黑学终不负人。 上天生人,给我们一张脸,而厚即在其中,给我们一颗心,而黑即在其中。从表面上看去,广不数寸,大不盈掬,好像了无奇异,但,若精密的考察,就知道它的厚是无限的,它的黑是无比的,凡人世的功名富贵、宫室妻妾、衣服车马,无一不从这区区之地出来,造物生人的奇妙,真是不可思议。钝根众生,身有至宝,弃而不用,可谓天下之大愚。 厚黑学共分三步功夫,第一步是“厚如城墙,黑如煤炭”。起初的脸皮,好像一张纸,由分而寸,由尺而丈,就厚如城墙了。最初心的颜色,作乳白状,由乳色而炭色、而青蓝色,再进而就黑如煤炭了。到了这个境界,只能算初步功夫;因为城墙虽厚,轰以大炮,还是有攻破的可能;煤炭虽黑,但颜色讨厌,众人都不愿挨近它。所以只算是初步的功夫。第二步是“厚而硬,黑而亮”。深于厚学的人,任你如何攻打,他一点不动,刘备就是这类人,连曹操都拿他没办法。深于黑学的人,如退光漆招牌,越是黑,买主越多,曹操就是这类人,他是著名的黑心子,然而中原名流,倾心归服,真可谓“心子漆黑,招牌透亮”,能够到第二步,固然同第一步有天渊之别,但还露了迹象,有形有色,所以曹操的本事,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了。第三步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至厚至黑,天上后世,皆以为不厚不黑,这个境界,很不容易达到,只好在古之大圣大贤中去寻求。有人问:“这种学问,哪有这样精深?”我说:“儒家的中庸,要讲到‘无声无臭’方能终止;学佛的人,要讲到‘菩提无树,明镜非台’,才算正果;何况厚黑学是千古不传之秘,当然要做到‘无形无色’,才算止境”。总之,由三代以至于今,王侯将相,豪杰圣贤,不可胜数,苟其事之有成无一不出于此;书册俱在,事实难诬,读者倘能本我指示的途径,自去搜寻,自然左右逢源,头头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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