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的事例-大义灭亲的典范

1.曹雪芹家为什么被雍正抄家？曹家到底犯了什么罪？

2.舍小家、为大家的事例有哪些？

3.“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是什么意思？

4.批判诸葛亮,诸葛亮犯哪些错误?

曹雪芹家为什么被雍正抄家？曹家到底犯了什么罪？

曹雪芹家之所以会被雍正抄家，原因在于雍正想要借着曹家来做题发挥，以起到杀鸡儆猴的效果，而曹家当时并没有犯什么大罪，所能够被提及的也只是欠了国库的银子，和当时大多数的官员一样，这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帝王想要抄家，便抄了，杀鸡儆猴，这个理由，足够吗？如果不够，那么，为了维护超纲，这个理由够吗？想要定罪，有一百种理由，而身为臣子，莫敢不从，自古以来，封建王朝，皆如此，又有什么可见怪的呢？

自古多怪，皆因少见，而这种事例，在封建王朝，并不少见。当时的雍正新即位，屁股还没坐热乎的时候，想的事便是坐稳皇位要紧。而当他所掌管的势力能够确保他坐稳这个高位的时候，他就可以腾出手来，料理那些不听话的臣子了至少在他眼中，不听话。

雍正的这种心理，跟他一路走来的历程，有很大关系。他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步一步，深怕踏错，才走到这里登上这个高位的。这个心路，别人无法想象，有机会想象的人，都已经成为了他的手下败将，在他的高座之下，俯首低耳而称臣。这个历程，个中酸楚，多少狡诈，别人无法想象。别人只能够看到，胜利后的他变得更加深沉，更加沉默，目光如炬，如雷，亦如电。

经过了这样的心路历程的雍正，看谁都是需要料理的，那些没有拥护他的大臣，一个都逃不掉。而曹家，有幸成为了雍正眼中的不听话分子，雍正帝，正打算从曹家着手，杀一杀这帮反对新政的臣子的锐气。正好，曹家也有那么点钱，西北不是打仗正缺钱呢吗？一举两得，曹家就这样幸运当选了。于是，雍正帝大刀阔斧，抄其家，援西北，胜而归，扬己名。新政实施，正当其时。

舍小家、为大家的事例有哪些？

1、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著名的上古大洪水传说。他是黄帝的后代，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负责治水。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

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

2、王继才

江苏灌云县开山岛位于我国黄海前哨，面积仅有两个足球场大小。1986年，26岁的王继才接受了守岛任务，从此与妻子王仕花以海岛为家，与孤独相伴，在没水没电、植物都难以存活的孤岛上默默坚守，把青春年华全部献给了祖国的海防事业。

2014年，王继才夫妇被评为全国“时代楷模”。2018年7月27日，王继才因病抢救无效去世，年仅58岁。

3、张渠伟

张渠伟同志自2014年3月担任达州市渠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局长以来，舍小家，为大家，为渠县143802名（居四川省第二）贫困人口脱贫、130个贫困村脱贫和整县摘帽贡献了健康、智慧和热血。

由于长年熬夜和超负荷工作，张渠伟患上严重的“耳石症”和“青光眼”，但他从不惧怕，昼夜战斗在攻坚一线。

4、三峡移民

长江三峡位于中国重庆市和湖北省境内的长江干流上，西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193公里。长江在这里切穿了巫山，形成了瞿塘峡、巫峡和西陵峡，蕴藏了极其丰富的水能资源。

三峡大移民，决不是百万人口的简单重组。它所引发的巨大社会变迁，绝不亚于三峡自然景观的沧海桑田变化。三峡工程，为三峡库区注入了活力。

三峡移民舍弃了小家，为祖国的水利工程建设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三峡库区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得到全方位整合、重组，库区社会经济结构跃升，展示出了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5、许晓珠

许晓珠，男，湖南省岳阳人，1969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现佛山科技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2004年6月，许晓珠主动接受组织挑选参加援藏工作，到全国唯一不通公路、不通邮的国家级贫困县——西藏林芝地区墨脱县，任县委副书记、常务副县长。

他先后获得佛山军分区城门头干休所三等功、佛山军分区城门头嘉奖，被评为佛山军分区城门头干休所优秀***员、佛山市委办战线分党委优秀***员，2005、2006年度西藏林芝地区优秀***员、2006年度广东省模范***员、2006年度广东省十大新闻人物、第九届广东青年五四奖章。

因为西藏墨脱不通公路，物流不畅，在墨脱，一只鸡100多元，一条鱼数百元，一斤猪肉20元，山外10元一条的裙子在墨脱要卖50元，2005年墨脱县人均收入1075元，只够买几条鱼。

许晓珠开始琢磨如何通过通路改变当地的“产业结构”，在他的努力下，政府制订了“乡乡通车，再外接公路”的计划，带领农民自发组织起来修路。墨脱公路虽然时通时断，但拥有了160多辆汽车，原有的落后经济转向了多种畜牧养殖、农特产品开发。

在埋头工作的同时，许晓珠却一直没有时间回家探亲。2005年10月，许晓珠公务出差顺道探望7个月没见过面的女儿，才知道女儿在出生时因脑部缺氧患了脑瘫，妻子患有心脏病经常吃药，岳父母年事已高却负起了陪外孙女四处看病的职责。

有人说，为了援藏，许晓珠失去了很多。许晓珠却说：“援藏是自己的选择，虽然失去了很多，但我得到了心灵上的净化和精神上的充实。

百度百科-大禹治水

百度百科-感动中国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是什么意思？

“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意思是：古代继承权中，继承人的选择为嫡子中最大的一个，而不是以聪明才智来分别。继承人由身份高的继承，不以年龄的大小来区别。

这是中国古代的嫡长子继承制，嫡长子继承制是指宗法制度最基本的一项原则，即王位和财产必须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是嫡妻（正妻）所生的长子。

如果嫡子有好几个，那么按照封建礼风是“以长为尊”，“长兄为父”。谁最大，谁就有权利继承家族的财产和爵位，只要活着就享有优先继承权。

只有嫡子才有资格继承财产和世袭爵位，即使庶子比嫡子早出生也没有僭越或者窥伺的权利。除非嫡子了，才轮得到庶子继承。所以叫“以贵不以长”。

扩展资料：

嫡长子继承制的发展：

纵观整个中国历史，嫡长子继承制是中国古代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实行的一种继承原则（制度），是维系宗法制的核心制度之一。嫡即正妻、原配，正妻所生之长子为嫡长子。法律规定嫡长子享有继承优先权。

该制度起于商末，定于周初。具体规定为“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在奴隶制（礼制）时代，主要适用于宗祧继承中－－此时家国一体，宗祧继承可涵盖王位继承、爵位继承、官位继承。

进入封建时代，法律严格区别嫡庶，在王位继承、爵位继承、官位继承和宗祧继承中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在财产继承中诸子均有继承权，嫡长子仍处于优势地位－－王位、爵位、官位、宗祧不可分割，财产可以分割是原因之一。

这种制度体现了等级观念，与宗法制度、妻妾制度相表里；但在当时多妻（妾）制条件下，一定程度避免了继承中的矛盾冲突。

商代的继承制度是父子继，辅之以兄终弟及。(商朝前期，主要实行兄终弟及制，从商朝后期起，王位继承发展的趋势是向嫡长子继承制转变）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始行嫡长子继承制。

周制：统治阶级内部划分为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四个等级，财产和地位，世世相传，实行世袭制。在各个等级中，继承财产和职位者，必须是嫡妻长子；如果嫡妻无子，则立庶妻中地位最尊的贵妾之子。

所谓“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这种继承制度与商制相比，有效地避免了统治阶级内部兄弟之间为争夺权位和财产的继承而引发的祸乱，从而维护了王权的威严和社会的稳定。

百度百科-嫡长子继承制

批判诸葛亮,诸葛亮犯哪些错误?

公元223 年，在连连遭遇了东部咽喉重镇荆州于曹魏和东吴的夹击下被夺取，情同手足的心腹大将关羽、张飞身亡及夷陵大败等一系列重大挫折的蜀汉昭烈帝刘备，于白帝城病故。

刘备病危之时，召丞相诸葛亮、尚书令李严托孤，命二人辅佐其子刘禅，其间刘备与诸葛亮曾经有一段对话，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载是这样的：“章武三年春，先主于永安病笃，召亮于成都，属以后事，谓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先主又为诏敕后主曰：”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这段话和事情的经过，就是被后世人所津津乐道，推举为君臣之间肝胆相照的千古佳话的白帝托孤。此段加上后来诸葛亮为北伐而上的《出师表》，一直以来被作为推崇诸葛亮“千古第一人臣”的典范事例和佐证。

对此，我是有不同看法的。

诸葛亮，作为一个在乱世之中奉行法家申韩之术的人物，其面目绝非象一直以来文人骚客们所描绘的那样谦恭，而是一个懂得时刻要牢牢把持权利和实力，关键时刻对任何人都绝不手软的政治家，包括对其第二个主子刘禅以及朝野上下的大臣、百姓在内，莫不如此。

我们先来看看白帝托孤。

白帝托孤，刘备对诸葛亮说的“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一段话和诸葛亮后来的“鞠躬尽瘁”，既不是刘备首创，也不是仅仅只发生在诸葛亮身上。远的不说，在三国早期，东吴奠基人孙策在临终时就已经上演过这样一出戏文。《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策谓昭曰：”若仲谋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复不克捷，缓步西归，亦无所虑。‘（张昭）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

此时孙权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说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托付诸葛、李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的：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的东州集团，本地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没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的出色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1 ）。

实际上，在刘备临终的前一年章武二年，就已经把李严拔为尚书令，在官阶上可与诸葛亮比肩了。由诸葛亮照行丞相事，而李严则主掌内外军事，这样的分配正好能让二人互相制衡，以免有一方坐大。而从当时蜀汉政权的权利机构的构成和实力分配来看，也让我们相信，刘备要防备坐大的一方，绝非是当时不处在权利中心和主导集团领袖地位上的李严。在短短的一年多内，通过将李严从犍为太守地方长官的位置上提升到尚书令，并籍由其政治地位的上升以及原有的基础，人为地将李严制造成为了实际上的东州集团代表这一事实，充分说明了刘备对李严更多的是笼络，而不是提防。刘备将这样一个快速提升起来、以前从未进入过权利中心的政治新秀李严，列为两名托孤重臣之一，并且命其“统内外军事”，再联系“君可自取”的言语，显然说明刘备要防备、制衡的目标是诸葛亮无疑。

但在另一方面，做为一个君主的刘备，又是肯定希望他们二人能够全力合作来加强其政权的。正好李严除了前面说的那些优势外，另外还有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是南阳人，而“诸葛公侨客兹郡，有乡党之分”，因此刘备希望这样二人可以多点“必能协规”的可能性（2 ），从而通过这两大集团的领袖人物的通力合作来协调两大集团，以应付他身没以后蜀汉政权可以想见的要面临的各种危险局面，进一步地巩固蜀汉政权。

遗憾的是，诸葛亮并不愿意看见李严与他分享权利，甚至连李严进入政治权利中心机构所在的成都他都极端地不愿意。

二个托孤重臣，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应该居于首都成都，尤其李严还是“统内外军事”这样一个相当三军司令的人物。如果说刘备时蜀汉与东吴处于敌对状态，李严留镇永安是必须的话，那么在蜀汉与东吴在建兴元年“吴王孙权与蜀和亲使聘，是岁通好”（4 ）后，还是将李严这么一个“统内外军事”、各方面都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重臣，继续置于和东吴交界的永安，显然是不合适的。但在这样的情况下，于建兴四年春李严却去了面对东吴的二线城市江州，依然没能进入政治权利中心的首都成都。

作为一个混迹官场几十年，又有很强军政能力的人物，李严是不可能不明白远离政治权利中心的负面效应乃是远离统治阶层的各个官僚集团，其政治影响力越来越小，最后逐渐被人遗忘。而他还不至于也不会敢想去自立为王，因此不太可能自愿求居江州。从他后来曾“更成大城，周回六十里，......求以王郡之巴州，丞相诸葛亮不许”（3 ）的举动来看，他是非常想进入权利中心的。只是既然不能进成都，那只好退而求其次“以王郡之巴州”，当然相信他也明白这样的可能性更渺茫，因此这也许仅仅是他一种表达不满和要求的姿态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这都可以说明他并不是自愿远离政治和权利中心成都的，而有能力能做到这一点的，蜀汉举国上下惟诸葛公一人而已。

他们二个照后世的称谓，乃是“顾命大臣”，因此从官位和政治地位以及权利分配上讲，都应该是基本并列的。但事实上自从诸葛亮扶刘备灵柩回成都之日起，李严就被已经撇在了一边：“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建兴元年，封（李严）都乡侯，假节，加光禄勋。”

——《三国志》《蜀书》《李严传》同是托孤重臣，诸葛亮此前已假节钺，现在晋封乡侯，并且开府、领益州牧，其中的开府、领益州牧，意味着他可以向朝廷推举府属官吏，并成为了益州的最高军政长官，都是把握实权的举动，而李严虽然也晋封乡侯、假节，但却只加了个光禄勋的虚衔，相比之下显然分量就轻得多了。

我们如果不是一味盲目景仰，而是客观地去看待的话，从诸葛亮那篇被后世百般推崇的《出师表》中，也可以深刻地感觉到当时诸葛亮大权独揽、权倾朝野，明显地时常对后主刘禅指手画脚，甚至还表露出咄咄一副逼人的威胁态度来迫使刘禅就范，同时在他心里还有着许多忧虑。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从中体会到当时蜀汉朝廷权利斗争的激烈状况。

他在《出师表》中，先说了当前是危急存亡之秋，形势严峻，而后话锋一转道：“诚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这其中的“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一说，就把刘禅的“宫中”和他开府的“府中”归成了“俱为一体”，将皇帝的宫中等同于他的丞相府。然后说“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这就进一步地明确要求刘禅把宫中的事体也要交给他“开府”后的幕府来管，不用宫中的管理机构来处理了。而如若刘禅不答应的话，那就是“内外异法”了，那么“陛下”你就有不“开张圣德”，不“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偏私”并且不“平明”的嫌疑。我相信在看见诸葛丞相罗列了这么多不答应之后会产生的罪状之后，刘禅大约是不敢不应的。这些话更象是一个上司在教训属下，那里是一个臣子对皇帝说的话，然而却是出自诸葛亮这样一个被后人推举为千古第一人臣，被称为“一身唯谨慎”的臣子之口，难道不奇怪么。

只是诸葛亮觉得这样还不够，继要刘禅将宫中事体交给他的幕府处理后，诸葛亮又举荐了将军向宠“为督”，掌管京师的近卫军，说只要“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陈和睦，优劣得所”。此前执掌皇室保卫的近卫军头领是刘备的心腹赵云，刘备以赵云“严重，必能整齐，特任掌内事”，在进成都后升为翊军将军，翊，卫也，依然是刘备的头号保镖统领。而此刻诸葛亮将其带走出征，换成了自己保荐的向宠，虽然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人尽其用，但是联系《出师表》的前后语义和当时形势，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其他目的在内。“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此话又显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说谁，我们现在却不得而知了，不过这也是拜诸葛公不设史官所赐。

说起这个，我想以诸葛亮之“达于为政”，思维之周密和“杖二十以上亲决”的精细作风，应该是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国不置史”的举动所产生的最直接后果，是蜀亡以后作为蜀汉著名史学家谯周弟子的陈寿，奉命修编三国史，但即使是在当时人修当时史的情况下，也惟有蜀书因为“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资料严重匮乏，许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无法单独作传，而导致仅仅只修了一卷而作罢（5 ）。倘若说在刘备手上是因为蜀汉初建无暇顾及的话，那么在刘禅当政后这么长的时间内，无论经济和政权稳固度都大大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拥有刘巴、秦宓、谯周、许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学人才情况下，作为自承汉朝正统的蜀汉朝廷依然“国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诸葛亮“犹有未周”这样简单的失误所能解释得通了，而要是从“行事多遗”这个角度去看，多少会更令人疑惑其“国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除了对刘禅提出了这样一些不能不从的“建议”外，诸葛亮当然也不会忘记安排他北伐离开成都后朝中的人事问题。“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於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节之臣，原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我们可以发现，诸葛亮提出在他离开成都后，要后主“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的人选，无一例外的全部是荆楚集团的骨干，东州和益州人士一个也没出现。尤其是李严，作为这样一个和诸葛亮并列、“统内外军事”、官拜尚书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这件关乎国计民生的军国大事上未能有一点说话的机会，而在诸葛亮不在的情况下，也理应是由他来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诸葛亮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后朝中主持工作人选的表章中，连提都没提他，不管从那个角度而言，这都是不正常的。而诸葛亮所谓的“亲贤臣”，要刘禅亲信的郭攸之、费祎、董允、向宠等荆楚集团人士虽然的确都是贤臣，然换而言之，李严、费观、何宗、王谋（6 ）等人难道就不是贤臣了吗，而且他们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员，单就官阶论也要远高于这几位侍中、侍郎，不提他们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因此诸葛亮这样做绝非是偶然的。

在诸葛亮的内心，他是始终将自己摆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位置上的，一直以为蜀汉在他“无身之日，则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国者”（7 ）。同时相信他也很清楚刘备安排李严和他共同辅佐刘禅的目的，是利用李严来制衡他。因此为了保证他对蜀汉政权的操控性，他是绝不会允许李严这样一个能在政治上对自己形成威胁的人，来进入权利中心和掌握军事实权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严进入成都这个政治权利中心外，已经在开始北伐前又进一步地发动了削弱李严的实质性行动。

在前面我说过，诸葛亮在北伐前并没有机会在军事上一展身手的机会，始终是在政治和外交上表现他的才华，刚刚结束的南征，由于对手是被视为蛮夷的少数民族，也并不能给他带来多少军事上的声誉。而在他发动北伐后，魏国“以蜀中惟有刘备。备既，数岁寂然无声，是以略无备预”的反应，也说明了曹魏根本没有将他作为一个军事上的对手来考虑。因此诸葛亮发动北伐，固然有蜀汉政权在战略上的需要，但在面对着李严这样一个在军事上有很强能力、二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政治对手，以及朝中一批对他并不心悦诚服的政治势力时，还有着其个人在政治上的强烈需要。

诸葛亮在发动北伐前，曾以北伐之后汉中会出现军事力量空虚的理由为名，向李严提出了要李严带驻扎在江州的部队前往汉中的要求。假设李严真的去了汉中，很明显实他的军队就会被收编，成为由诸葛亮统帅的北伐军中的一支，而他也将成为诸葛亮帐下的一名将领，那么他这个被刘备定为“统内外军事”、与诸葛亮并列的托孤大臣，将就此彻彻底底地丧送与诸葛亮相提并论的地位和实力，李严是很清楚这样的后果的，于是以各种理由拒绝了诸葛亮的要求。而诸葛亮在对此事的处理上，就相对显得比较无力。因为江州是蜀汉东部与东吴、曹魏交界处的二线重镇，和面对北方曹魏势力的汉中地位相当，在这件事情上，诸葛亮无法提出令人信服的、一定要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到汉中理由。

而富有政治经验的李严这个时候不但拒绝了诸葛亮这一要求，还借机发起了反击。他乘势提出将蜀汉东线的巴、巴东、巴西、涪陵等五郡组成巴州，并由他担任刺史。

早在建兴元年，诸葛亮就已经“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此后“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作为仅次于诸葛亮的尚书令，又是两名托孤重臣之一的李严，却只被授了一个光禄勋的虚衔，并被弃于远离权利中心成都的江州，这样实际产生的后果，就是导致象北伐这样大的军事行动，完全没有他这个被刘备遗命“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说话和发表意见的份。因此他以这样的举动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并提出了在政治上享受与诸葛亮“领益州牧”那样同等待遇的要求，要成为巴州刺史。刺史即州牧，一旦真的设置巴州并由李严任刺史，那等于将整个蜀汉东部都划进了李严的势力范围，而作为尚书令的李严，就可以与诸葛亮这个丞相兼益州牧在各个方面都平起平坐了。他的这一要求，按照他当时的身份和在蜀汉政权中的地位，应该说是正当的、并不过分的。只不过作为诸葛亮而言，是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的，但此时他却又拿李严毫无办法，因此不得不将此事不了了之，只好暂不再提起将李严与江州部队调往汉中的事情（8 ）。

李严第一次发出的对他被压制的抗议，使得蜀汉政权两个托孤大臣之间首次冒出了公开的、不和谐的声音，这也使诸葛亮进一步意识他在蜀汉政权里的地位是有威胁的，东州、益州集团的势力不可小觑。因此诸葛亮在《出师表》中表现出来那些耐人寻味的举动，以及对刘禅所说的如：“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这些话的目的和指向，也就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同时也表现出当时蜀汉政权内部的权利斗争开始激烈起来。

建兴六年春，这场由诸葛亮筹划已久的北伐终于开始，但却由于诸葛亮亲点的先锋马谡严重缺乏实战经验，所统帅的数路大军被“识变数，善处营陈，料战势地形，无不如计，自诸葛亮皆惮之”（9 ）的曹魏五大名将之一张郃，轻易于街亭一带先后击败，导致这场诸葛亮策划的蜀汉政权首次北伐不但整个无功而返，而且还遭受了一定的损失。

做为被诸葛亮亲自提拔的先锋大将的马谡，当时并没有象广为流传的那样去诸葛亮那里请罪，而是在军败之后选择了畏罪潜逃一途，后被缉捕归案，在诸葛亮判其刑后，还没来得及执行，就于狱中病故。马谡潜逃案还导致了与马谡关系很好的荆楚集团的另一骨干向朗（向宠叔父），因知情不报而被革职赋闲达二十年之久（关于此事见拙作《诸葛亮没有杀马谡》一文）。可以这样说，首次北伐失利使荆楚集团和诸葛亮都开始面临刘备后的最严重的打击和考验，而这次危机的源头，完全是源自于诸葛亮的刚愎自用。

在此次选拔北伐先锋人选的问题上，诸葛亮充分表现出了他性格当中刚愎自用的一面。刘备临终前，或许是由于知道马氏兄弟与诸葛亮的亲密关系，因此曾特别提醒过诸葛亮：“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然而在刘备去世以后，“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可见诸葛亮并没有把刘备的告诫当回事，说严重点，此举甚至可以说是“背主”行为。而诸葛亮的一意孤行，将魏延、吴壹等宿将弃之不用“违众拔谡”的举动，也是可以想见会让这些人很不高兴的（10）。

如果北伐取得一定战果，这些问题自然是烟消云散不成其为问题的，然而此次北伐不但无功而返，还遭受了较大的损失，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便显得格外严重起来。

首先，诸葛亮要遭受来自魏延、吴壹等这一干军队中实权派们的质问，为什么先帝明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你还要违背先帝意旨、不用我们而“违众拔谡”；其次当然是来自朝中的政治对手李严等人的诘难。

以李严等人为首的东州、益州集团，一直遭受以诸葛亮为首的荆楚集团的排挤打压，在这次北伐整个过程中，身为“统内外军事”的托孤大臣李严甚至未能有一点点发表意见和起作用的机会，虽然他不至于会对这次完全由诸葛亮策划和指挥的北伐进行掣肘和为难，但对于这样一个难得的、有可能彻底打跨诸葛亮和荆楚集团的机会，他们显然不会轻易放过，必定会乘机大做文章。

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危机，诸葛亮一方面上表自贬：“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然而他也知道仅仅是“授任无方”、“明不知人”这样的说法，是不可能摆脱李严、甚至于是魏延、吴壹等人的责难的，因此另一方面诸葛亮还需要有一个人来承担这次由他全权指挥的北伐战役失败的责任，以便给自己一个脱身的机会，而这个机会显然就只能来自于马谡。于是其后果终于、也只能是“戮谡以谢众”，诸葛亮则贬为右将军，但是却依然“行丞相事，所总统如前”（11）。关于此次事件中马谡被杀这个结果，我以为正是诸葛亮本人造成的，马谡做了他的替罪羊，成为了政治权利斗争中的牺牲品：1 ，正是诸葛亮背刘备遗命而“违众拔谡”，其罪在先；2 ，这次北伐是由他全权指挥，虽然马谡在街亭有“违命之阙”，但而后的行动中却还有“箕谷不戒之失”，这个总不能也怪罪马谡吧，因此追究起来还是他“授任无方”“不能训章明法”，完全委过于马谡有失公允；3 ，马谡虽然“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然而有所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做为一个前线指挥官是有一定的自主能力的，即使战败也罪不致。

4 ，最后一点，实际上也是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诸葛亮从来都不是象人们所称赞的那样执法公允而严明的，他的执法严明是要看对象和是否有政治需要的，也绝对没有任何所谓的公允可言。

《三国志》《蜀书》《法正传》曰：“正为蜀郡太守、扬武将军，外统都畿，内为谋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无不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或谓诸葛亮曰：”法正于蜀郡太纵横，将军宜启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当斯之时，进退狼跋，法孝直为之辅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复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法正仅仅因为睚眦之怨就报复“擅杀毁伤己者数人”，在蜀郡作威作福，而诸葛亮面对他人的举报和要求他去请求刘备劝阻法正滥杀无辜的建议时，却连对转达的请求都一口回绝，甚至进而还说，既然法正能让刘备“翻然翱翔，不可复制”，那现在为什么要去阻止他快意恩仇呢。这又那里是一个执法严明之人所会说出来的话，分明是一个惯于予取予夺之人的口吻。因此我说在马谡的生这个问题上，诸葛亮要是有可能，是完全有能力和权利让他不的，并且他也绝不会去顾虑什么执法严明的形象问题，因为在他而言，所谓的国法军法要不要执行，纯粹取决于被执行对象的重要性和是否有执法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在于对象事实上有没有过失和犯罪。

作为一名与诸葛亮过往甚密处于权利中心、又熟知军政事宜的谋士，马谡当然是知道他这一败在政治、军事上的后果的，也清楚这样的结果将会给诸葛亮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带来的危害，同时也更深知诸葛亮的为人，相信这才是他畏罪潜逃的原因所在。因此在狱中他才会在给诸葛亮的信中这样写道：“原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无恨于黄壤也”（12），他援引“殛鲧兴禹”这个典故和使用“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这样的语句，一面表明了他自承有罪，另一面也无疑表明了他希望能以他承担罪责这一举动，来换取让诸葛亮躲过对手攻击，再继续主导蜀汉政权的局面，这样一来就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诸葛亮为什么不顾蒋琬等人的一再劝阻，甚至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丞相参军李邈进行处罚，坚持要杀、惟恐杀不成的态度。其实，以诸葛亮和马良、马谡兄弟同为荆楚集团骨干的关系，平素又称兄道弟的亲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于执法需要而无奈斩杀马谡，那应该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心怀感激才对，但事实上他对劝阻他杀马谡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说很厌恶，并不惜进行行政处罚：“马谡在前败绩，亮将杀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失亮意，还蜀”

——《三国志》《蜀书》《李邵传》，由此可见他一再坚持要将马谡处，而在判决马谡刑时却又“为之流涕”，马谡后又“自临祭，待其遗孤若平生”的态度，绝不仅仅出自与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还有着更深层次的政治原因在内，也正是这些原因导致他非杀马谡不可，而且还惟恐杀不成。

实际上，真正可以导致马谡被处的罪状，乃是马谡畏罪潜逃一事，但在诸葛亮请罪自贬的表章中，对此事却一个字也没提起，这也正是诸葛亮的厉害之处。因为他要让马谡来承担北伐失败的主要责任，要是马谡是因为畏罪潜逃而被处，显然在北伐失败的问题上，诸葛亮所需要承担的责任就要更大一些，这一来对他自己所做的处罚就会显得轻了很多，不足以平息因此带来的这场政治危机，因此他对此一字不提。而这样做的结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马谡之，暂时解脱了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个荆楚集团在蜀汉政权中主导地位的危机。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在我看来完全不象一直以来人们称赞不已的那样，是表明诸葛亮执法严明过于孙武的例证，相反联系他纵容或是支持法正滥杀无辜的事例来看，正好表现了他刚愎自矜而又老于政治手腕，做为一名权臣在政坛上善于翻手为云覆手雨的一面。

诸葛亮虽然借马谡的人头暂时成功地摆脱了这场军事和政治上的危机，但是他既没有取得军事上的成果，也没能在政治上进一步稳固自己的地位，更严重的是他非但没有证明自己在军事上的能力，还给李严等在军事上有着多次成功记录的对手以及象魏延、吴壹这样军中的宿将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