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炎附势古文翻译-趋炎附势之祸甚惨亦甚速原文

1.曹魏重臣：华歆，与管宁为同门，有与王朗俱乘船避难的典故

2.菜根谭读后感

3.汉武帝时期李陵事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4.评价王安石先生在宋神宗时期实行的强制改革

5.司马迁的资料

曹魏重臣：华歆，与管宁为同门，有与王朗俱乘船避难的典故

人物生平 见识过人

高唐县是旧齐国的著名都市，官吏们都喜欢游

走于大街抛头露脸。华歆当时在县衙为做吏，每当休假走出官府，就立刻回家，并紧闭大门。他议事论人平和客观，从不曾诋毁伤害过他人。同郡人陶丘洪也是当时的名士，自认为比华歆更有真知灼见。

中平五年（188年），冀州刺史王芬与豪杰商议欲废除汉灵帝另立新君，王芬曾暗中同华歆、陶丘洪商议，陶丘洪想参与期间，华歆制止说：“废立皇帝这样的大事，就连伊尹、霍光都感到困难。王芬性情粗疏没有谋略，这事必定成功不了，不仅自己有杀身之祸，而且会祸及宗族。您不要参与！”陶丘洪听从华歆的劝告退了出来。之后，王芬果然谋反失败，从此陶丘洪才服气了华歆的见识。

清正廉洁

华歆曾被推荐为孝廉，由朝迁授予郎中一职，但因病而辞职回家。汉灵帝后，辅政的大将军何进调河南郑泰、颖川荀攸和华歆入京。中平六年（189年），华歆到洛阳后，被授以尚书郎之职。

初平元年（190年），董卓将汉献帝迁到长安时，华歆请求出任下圭令（任命公布后）称病不去，从蓝田翻过秦岭去了南阳。

当时袁术在穰城，要留华歆帮他做事。华歆劝袁术发兵讨伐董卓，但袁术没有采纳，华歆决定抛弃袁术另走他乡，恰好汉献帝派太傅马日安抚关东（函谷关以东），马日遂召华歆做掾属。

他向东行到徐州之后，献帝下诏任华歆为豫章太守。在太守任上，他为政清静不烦扰百姓，所以官吏百姓很感激拥戴（以至于扬州刺史刘繇了，整个扬州民众共推华歆为刺史。华歆因为没有皇命，赴任不是人臣的合适做法加以拒绝。但民众竟在豫章太守府外守候了几个月，最终还是被他婉言劝回）。孙策占领江东后，华歆知道他善于用兵，于是整理衣冠欢迎其到来。孙策知道华歆有德有才且年长于自己，故此待以上宾之礼。

孙策后，曹操在官渡上书献帝请召华歆至许昌任职。孙权不想让华歆离开，华歆对孙权说：“您因为能遵奉皇帝之命，这才能与曹公结下友谊，但这份友谊还不牢固。让我去那边为您加深，岂不更好？今天您留我是养一个无用之物，这不是好办法。”孙权听了很高兴，于是答应送他入京。听说华歆度进京赴任，他的宾朋好友及昔日同事千余人都赶来相送，并赠送了“数百金”的巨额钱物。华歆是来者不拒，暗中却在赠金上作了标记。临行之日，他把那些全摆出来，对送行者说道：“本来没有拒绝诸位馈赠之心，所以收受的礼品很多。想着我这次是孤零零地单车远行，本来是无罪之身，但怀藏壁玉就有被杀的理由，望宾朋好友为我想一个万全计策。”（谁也没有保证他带着沉重的金银珍宝上路，而十分安全的计策），众人只好收回原来的赠予，并佩服他高尚的品德。

华歆到京师后，被授任为议郎，兼司空军事，后升任尚书，又转升侍中，再代荀为尚书令（相当于副丞相）。曹操征讨孙权时，奏请献帝任命华歆为军师。魏国建立后（曹操受九锡封为魏王），任御史大夫。

魏氏三公 延康元年（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继位魏王，拜华歆为相国，安乐乡侯。同年12月，曹丕代汉称帝，华歆登坛主持受禅仪式，向曹丕献上皇帝玺绶，其后，曹丕改相国为司徒。

华歆历来很清廉，禄米及皇帝赏赐都振济了亲戚熟人，家中没有百斤，更没有十斗粮食的储存。朝廷每每将罚没为奴的青年女子赏赐给大臣，只有华歆不收留，而是将她们嫁人，曹丕为此叹息不已，并下诏书说：“华司徒是国家难得的长者，其作为暗合天地之道，深得民众之心呀。今天大官们都有丰盛佳肴，只有他是简单的蔬菜佐饭，而很不计较。”故此，特别拿自己衣服赏赐华歆，并为他的妻子及家中男女做衣服。

当时，三府共同向皇帝提出建议：“推举孝廉，原是以品德为标准的，不需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进行考试。”而华歆以为“自丧乱以来，六经就没有人再读了，道德亦随之沦丧，当务之急是重新提倡儒家学说，推崇以仁为核心的王道。制定官吏的选任标准，决定着国家的盛衰。今天举孝廉不进行六经考试，恐怕读书之风从此衰亡。假如有特别优秀或特别专长而六经知识短缺之人，可以作为特殊加以任用。所忧虑的是缺少这样的特殊人才，不用担心选不上来。”曹丕听从了他的意见。

举荐管宁

曹丕即位初期，下诏要求宫廷大臣向他举荐独行特立的隐士，华歆推举了管宁，曹丕派车专门去迎接。

黄初七年（226年）五月，曹丕驾崩，皇太子曹即位，封华歆为博平候，增邑五百户，与之前的累计为一千三百户，并于同年十二月改任华歆为太尉，华歆称病请求退休，愿将太尉一职让与管宁，魏明帝没有同意。在设筵大会朝臣时，派散骑常侍缪袭持诏书宣喻华歆：“朕新接手这些烦杂事务，一日万机，怕的是难分辨是非并做出错误的决断。幸好有有德操的大臣们在朕左右，而您却屡屡以病推辞。量主择君，不肯做官，抛弃荣禄，不就其位者，古人的确曾有过，但周公、伊尹则不然。洁身自好为国家节的事，是其他人应该做的，但我不敢让您也那样。您应该克服病痛的困扰参加朝会，施惠泽于朕。朕将让凳子空着，站在筵席前，命文武百官同我一样站着，必须等待您的到来，只有那时朕才能落座。”又给缪袭特别叮咛：“必须在华歆起身赴会时，你才能回来。”华歆不得已，只好赴会。当时太傅钟繇有腿病，下拜起身不方便，而华歆也年老患病，所以上朝进见时都让他们乘车坐轿，由卫士抬着上殿就坐。此后三公有疾病，就把这种做法当成了旧例。

上止战疏 太和四年（230年），魏明帝派曹真从子午道（关中至汉中的通道）进军征伐蜀汉，皇帝车驾则向东来到许昌，华歆有机会见到魏明帝。对此，华歆大胆上疏分析天下政治形势，提出了修文德的主张，他说：“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所以应该注重农业生产，安定百姓，如果大魏没有饥寒的忧患，百姓没有背井离乡的心情，那样天下才能治理好；如果真能做到圣贤的教化日日深入，那么远方的人就会感怀威德，吴蜀之民也会归附的。华歆认为，首先应留心治国圣道，征战只能在不得已的时候使用。当时华歆言辞恳切，深深打动了魏明帝，且又恰逢秋季大雨，魏明帝终于听从华歆建议，诏令曹真退兵。

太和五年（231年）正月，曹赐华歆物品、衣物，以示关心。

太和五年十二月戊午（232年1月30日），华歆逝世，享年七十五岁，谥号敬侯。起初，文帝从华歆的户邑中分出一部分封给了华歆的弟弟华缉，封华缉做列侯。其子华表也世袭爵位，后来担任了尚书。

历史评价

陈登：渊清玉洁，有礼有法，吾敬华子鱼。

太史慈：华子鱼良德也，然非筹略才，无他方规，自守而已。

孙策：府君年德名望，远近所归。

虞翻：窃闻明府与鄙郡故王府君齐名中州，海内所宗，虽在东垂，常怀瞻仰。

曹丕：①司徒，国之俊老，所与和阴阳理庶事也。② 此三公（钟繇、华歆、王朗）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

曹植：清素寡欲，聪敏特达。存志太虚，安心玄妙。处平则以和养德，遭变则以断蹈义。华太尉歆也。

陈群：若华公，可谓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

曹：君深虑国计，朕甚嘉之。

嵇康：近诸葛孔明不迫元直（徐庶）以入蜀，华子鱼不强幼安（管宁）以卿相，此可谓能相终始，真相知者也。

陈寿：钟繇开达理干，华歆清纯德素，王朗文博富赡，诚皆一时之俊伟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

傅玄：华太尉积德居顺。

华峤：歆淡於财欲，前后宠赐，诸公莫及，然终不殖产业。

孙盛 ： 夫大雅之处世也，必先审隐显之期，以定出处之分，否则括囊以保其身，泰则行义以达其道。歆既无夷、皓韬邈之风，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挠心於邪儒之说，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夺於一竖，节堕於当时。昔许、蔡失位，不得列於诸侯；州公实来，鲁人以为贱耻。方之於歆，咎孰大焉！

陈普：拈起黄金日岂疑，斩关发壁复何为。辽东不洗巢由耳，痛切初年割席迟。

罗贯中：“华歆当日逞凶谋，破壁生将母后收。助虐一朝添虎翼，骂名千载笑龙头！"

轶事典故 名士高风

华歆与郑泰等同僚人从小路步行出武关（今陕西商南县），在路上遇到一个老人独行，

想要和他们一起避难，所有人都同情老人并同意让他随行，只有华歆说：“不可以，现在处在危险之中，无论祸福患害，都要讲究一个‘义’字，现在无故接受一个外人，又不知他品行如何，现在接受了他，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能中途抛弃他吗？”但大家都不忍心拒绝老人，于是就带他同行，走到半路上，这位老人掉到了井中，众人都想抛弃他不管，只有华歆说：“既然当初接受了他，现在抛弃他不管是不仁义的。”于是，大家共同救出老人。对这件事，大家都称赞华歆的仁德。

华王优劣

华歆王朗一起坐船逃难，有一个人想搭他们的船一起避难，华歆立刻表示为难。王朗说：“幸好船还宽敞，怎么不行呢？”后来贼兵追上来了，王朗想要丢下搭船的人。华歆说：“最初我对带不带他表示犹豫，正是考虑到这个情况。既然已经接受了他的请求，怎么能够因为情况紧迫就把人家抛弃了呢？”于是继续带着那人一起逃跑。世人便根据这件事来评定华歆王朗的品行优劣。

割席分坐 管宁和华歆原本是好友。刚开始，两人一起在园中锄菜，看到地上有片金子，管宁依旧挥锄，就像看到瓦石一样。华歆却拣起来，瞥见管宁的脸色，于是又扔了金子离开。俩人还曾坐在一张席上读书，有人乘华车经过门前，管宁像往常一样读书，华歆却丢下书，出去观望。管宁就把席子割开，和华歆分席而坐，并对华歆说：“你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个人作品

据《全三国文》记载，华歆著有文集三十卷，已佚失。但其它的言论如《请叙郑小同表》、《谏伐蜀疏》、《请受禅上言》、《奏讨孙吴》还载于《全三国文》。

家族成员 子

华表，字伟容，华歆长子。

华博，华歆次子。

华周，华歆幼子。

孙子

华，字长骏，华表长子。

华岑，华表次子。

华峤，字叔骏，华表三子。

华鉴，华表四子。

华澹，字玄骏，华表五子。

华简，华表六子。

曾孙

华混，字敬伦，华长子。

华荟，字敬叔，华次子。

华恒，字敬则，华幼子。

华颐，华峤长子。

华彻，华峤次子。

华畅，华峤幼子。

玄孙

华陶，华混之子。

故里墓址

高唐固河北三华里有一村庄叫大华庄，该庄西北现存一古墓，

封土高3米，直径7米，封土顶部有一透洞，借此可观墓室。此墓为砖石结构，圆形拱顶压在平面为八角形的墓墙之上。《高唐县志》记载此为三国时期魏臣华歆之墓，当地的华姓家族也辈辈相传认定此为祖坟。 艺术形象 民间形象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华歆被描写成一个趋炎附势、助纣为虐的政客。

起初华歆为豫章太守，在孙策崛起江东之际降于孙策麾下，但一直到孙权时皆未获得明显的重用。赤壁之战后，孙权采用顾雍之策，企图制造刘备与曹操之间的矛盾以坐享渔翁之利，于是派遣“曹操敬慕者”的华歆为使，北上晋见丞相曹操。使命完成后，华歆随即被曹操任命为大理寺卿，留在朝廷，自此变成曹操的幕臣。

由于曹操擅权凌上，汉献帝与妻子伏皇后欲藉岳父伏完之力诛杀曹操，但事迹败露，华歆率兵入宫搜捕伏皇后，在墙壁夹层中找到伏皇后，并亲自动手揪后头髻拖出，见曹操并处(事实上入宫搜伏皇后并揪其发一事，三国志武帝记中，裴注有引注曹瞒传提到此事，此一记载在维基文库中的三国志中也能见到)。数年后，曹操病逝邺郡，群臣还在议论世子曹丕如何继任之时，华歆便急急自许昌赶来，并拿出汉献帝的诏命，确立曹丕继任的法统正当性。华歆之所以能如此神速，原来是因为华歆早料到会有此事，所以自行草诏，并威逼汉献帝追认。华歆也由于此功，成为新王曹丕的亲信，继续留在权力核心。又当曹丕欲篡汉自立的时候，华歆深谙曹丕恐惧顾虑世间的骂名，于是担纲扮演逼宫的黑脸主角，强逼汉献帝禅位给曹丕，成为曹魏开国的大功臣。

在京剧《白逼宫》中，汉献帝刘协幽居深宫，皇位不保，乃与伏后商议，草就血诏，嘱其父密图汉贼，曹操获悉，带剑入宫，杖毙伏后，毒杀其子。这出戏川剧的名称叫《血带诏》，而湘剧的名称直接就叫《华歆逼宫》。剧中曹操派华歆“勒兵入宫”收捕伏皇后，华歆进宫后“坏户发壁，牵后出”，将其毒，还把她所生的两个小皇子杀，皇后兄弟及亲族者甚多。

作为戏剧人物的华歆还出现在京剧《受禅台》（又名《献帝让位》）中，剧中的汉献帝刘协，挂白须，着素衣、手捧玉玺，满怀丧国之痛，唱腔凄惨；太尉华歆，金冠玉带，翎羽高挑，按剑逼帝，挥来使去。

菜根谭读后感

有关菜根谭读后感1

　《菜根谭》一书，朋友对此书极为推崇，将其誉为修身之书、智慧之书，我也曾想在闲暇之余仔细阅读一番，无奈世俗繁忙，一直抽不出时间阅读品鉴。

　近日，女儿的学校给孩子们发了这本书，并让每个学生都要熟记里面的内容。八岁的女儿根本无法理解每一段语录背后的含义，向我求救，让我给她读和讲，于是借此机会我第一次翻开了这本《菜根谭》。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世集。之所以以“菜根为名”，原因众说纷纭，其中大部分人认为这则源于宋代学者的一句古语——“人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作者借此书表现了甘于清贫的淡然态度和平凡超脱的生活理想，值得后人景仰和学习。

　在生活节奏高频率的现代生活中，人们奔波忙碌的同时，根本无暇停下来省视内心。就像我，每日忙于工作，忙于生活，经常会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遇到各种困惑和心结，每每在我心中留下阴影和伤痕。在教女儿学习阅读的同时，《菜根谭》中的每一段语录都让我感触颇深，仿佛醍醐灌顶般豁然开朗，每日读上几段，每日都有一些新的思考，新的感悟。在阅读中，我打开心门，让这些警世、醒世的语录包围浸润着我的内心，改变着我的心态，改变着我的生活，改变着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贫得者虽富亦贫，知足者虽贫亦富。贫得者分金恨不得玉，封公怨不受侯，权豪自甘乞丐；知足者藜羹旨于膏粱，布袍暖于狐貉，编民不让王公”这段语录对当今社会追逐富贵，互相攀比的思想有着非常强的教育意义。过去，我也一直迷失在物质的欲望中，不断渴望得到更好的物质条件，结果自己的心永不满足，在与他人的攀比之中，总是奢望一些能力外的东西，日子过得浮躁而虚华。现在，我知道了，物质的追逐是没有止境的，虽然我没有奢华的物质条件，然而我有幸福美满的家庭，我有稳定可靠的工作，我的生活虽然平凡，然而我的精神应该是快乐的，是富足的。知足常乐，这是人追求快乐的一种心态，也是一种处世的哲学。

　“得意须早回头，拂心莫便放手，恩里由来生害，故快意时须早回首；败后或反成功，故拂心处莫便放手”，人生总是不断上演着失意和得意。这段语录告诉我们，得意不要忘形，失意不要心冷。对于刚从销售转到综合办的我来说，此语可作为职场格言。面对新的环境、新的工作挑战，只有加倍努力，将工作做得更好；工作遇到挫折，我不再灰心丧气，而是继续努力，坚持到底，直至成功。

　人生就是这样，要能够在普通的生活中找寻到快乐的因子，要能够在荣誉面前保持警醒，在挫折面前学会坚持。《菜根谭》教会了我怎样面对生活，面对工作，面对人生。

　一本《菜根谭》，一部警世书，希望你也能偷得一点闲暇，找到它，翻开它，品读它，让心随着文字飞翔，让人生随着阅读走入另一番境界。

有关菜根谭读后感2

　初识《菜根谭》，是在手机上看到一部《一味一人生》的电子书。这本书就是对《菜根谭》的解读，当时读的时候就感触颇深，其中有关修身、处世、待人等方方面面的阐述，给了我很大的启迪。放寒假之前，一个偶然的机会，在学校的图书室里发现了这本《菜根谭大全集》，我如获至宝。假期里，每个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在柔和的台灯下，轻轻捧起这份沉淀的古老智慧，静静地读着《菜根谭》，让自己的心灵接受着洗涤，让浮躁的心安静下来。

　《菜根谭》融合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和释家的出世思想，深入浅出地讲述了关于修身、人生、处世等多个方面的人生智慧，告知后世读者享受平凡、活出真我，自会觅得人生真味。

　《菜根谭》的第一章就是“立德修身——高出立，平处坐，低处行”，将“德”放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开篇便提到“洁身自好，栖守道德——栖守道德者，寂寞一时；依阿权势者，凄凉万古。达人观物外之物，思身后之身，宁受一时之寂寞，毋取万古之凄凉。”一个能坚守道德准则的人，也许会寂寞一时；一个依附权贵的人，却会永远孤独。心胸豁达宽广的人，考虑到后的千古名誉，宁可坚守道德准则而忍受一时的寂寞，也不会因依附权贵而遭受万世的凄凉。这是何等的洁身自好啊！反观我们的现实生活，有多少人因为难以抵御物欲的诱惑，从而是自己踏上人生的不归路，留下终生遗憾。一只只被揪出的“大老虎”还是“小苍蝇”，不正是验证了这句话吗？“洁身自好，栖守道德”，你才会活的坦坦荡荡！

　而在“天机最神，智巧无益”一则中，则警示人们如何追逐自己的成功与梦想。“贞士无心徼福，天即就无心处牖其衷；险人着意避祸，天即就着意中夺其魄。可见天之机权最神，人之智巧何益？”一个坚守志节的人虽然并不用心去求取福分，可是上天却在他无意之间引导他完成自己的心愿；阴险的人虽然刻意去躲避灾祸的惩罚，可是上天却在他着意逃避之处夺走他的魂灵使其丧失元气。由此可见，上天运用魔力的手段非常神奇莫测，凡人的智慧再高明又有什么用呢？

　当一个人把自己的修养、道德以及能力修炼到家的时候，即使我们不急切地追求福分，幸福和幸运也会主动来敲门；当一个人不想着成功，只是朝着那个方向努力时，就会收获意外的惊喜，正如老子所言“后其身而身先”。做人不可太急功近利，不可为了达到那个目标而不惜一切手段。恰恰相反，当你对于名誉、利益、地位多几分“无心”，对品德、涵养、能力多几分“着意”，踏踏实实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时，我们就会收获意料之中的惊喜。

有关菜根谭读后感3

　夜深人寂，孤灯凝听雨打芭蕉滴梧桐，古典优雅古筝流水行云入耳声声，吾独无眠，孑然于点点思绪，一杯清茶解忧愁，书香阵阵沁心扉。静静读着《菜根谭》，以一颗心灵来品味"性定菜根香"

　《菜根谭》是融儒、道、释意蕴于一体之智慧结晶，人生奥秘和终极情怀跃然于书中，条语言字数不多，但却融入了人生最深的感悟。读着细细回味，竟如润水溪流于口，那种滋味实是清凉之极。

　全书由原文、译文、评点三项组成的条目一共360个，上至治国、平天下，下至修身、治家，人世中的大道无所不包。政治家可以从其中找到经邦治国的谋略的比如“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气味；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经纶。”“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自居事中，当忘利害之虑。”商人可以找到机智，一种进退的机智，一种以仁取胜的机智；僧侣则会发现博大和宽柔，而我喜欢《菜根谭》，更多的是喜欢作者的思辨和处世哲学。

　比如，“子生而母危，镪积而盗窥，何喜非忧也？贫可以节用，病可以保身，何忧非喜也？”有了这样的辨证，就有了柔度，在生活中才会适可而止，才不至于被逆境击得粉碎。“自老视少，可以消奔驰角逐之心，自瘁视荣，可以绝纷华靡丽之念。”用这样透视的眼光去看人生历史，人才不至于轻得像一颗纤尘，随世风飞扬，而是始终保持一颗冷静的心。至于处治世宜方、处乱世宜圆，这种富有变通的处世哲学在书中无处不在。

　那么，对待世态炎凉呢？作者这样告诉我们，“我贵而人奉之，奉此峨冠大带也；我贱而人侮之，侮此布衣草履也。然则原非奉我，我胡为喜？原非侮我，我胡为怒？”让立体“我”与世俗给予我们的外物绝然分开去对待荣辱，这不失为一种绝大的智慧。如果为官的都能这般认为，就不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者所迷惑，从而做出亲小人而远君子的蠢事来。而作者不惮以最坏的恶意度小人，以最小的信任寄于世情，以保持宠辱不惊的心态，这也是一种智慧。

　对于天上掉的馅饼，《菜根谭》则说，“非分之福，无故之获，非造物之钓饵，即人世之机阱。此处著眼不高，鲜不堕彼术中矣。”假如为官者都能深悟此道，就不会一时糊涂，结果作茧自缚，相反，倒可以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从而安然度日。

　面对权贵呢？他是这样说的，“趋炎附势之祸，甚惨亦甚速；栖恬守逸之味，最淡亦最长。”何谓真君子？他告诉我们，

　“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惕虑，遇权豪而不惧，对茕独而惊心。”还有书中无处不在的博大、淡泊、宽容、善良，无处不有的谋略和智慧，所有这一切，让读者觉得自己岂止是在读书，而是与一位智者交谈，与一位畏友交流，心中的疑虑消失了，留下的都是那份沉甸甸的还带着暖意的警策。

　这就是《菜根谭》，好书《菜根谭》，她淡雅的眉目下藏着的却是一双透视人世的慧眼。

有关菜根谭读后感4

　《菜根谭》是一部教人为人处世的哲理短文，共分十章，分别从正反两个方面对比陈述或论证利与害、得与失，充满哲理思辨意味。短文多用对偶，两句一组，对仗工整，含义深刻，细读之，觉得特中肯綮。作者定是一个饱经沧桑、老于世途的高人，既有出世的逍遥达观，又有入世的淡泊宁静，言辞恳切，不冰不火，恰到分寸又能一语破的。

　封建社会中人读此书，可以远避祸端，明哲保身，既享入世百味，又得出世闲逸。今天，时代的发展很迅速，人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是非观、名利观都有了一些改变，读此书仍受一些启迪，如怎样与人相处，怎样开导自己，怎样看待人生百态和自然万物。天人一体，天人相应这点古今是相同的，我们既要读书，领会书中要旨，又不能拘泥于书，被书遮掩了耳目，要学用惟时，就像书中所说的：

　做人无点真恳念头，便成个花子，事事皆虚；

　涉世无段圆滑机趣，乃是个木人，处处有碍。

　人心虚，义理来居；人心实，物欲莫入。鸿蒙未辟便分了阴阳，人心事理莫不如此。做人经世有个一分为二的态度，有个瞻前顾后的眼光，有个大肚能容的雅量，有个得失互转的思想，心乐，便是个福地天堂。

有关菜根谭读后感5

　教育以育人为本，育人以育德为先。作为一名教师首先应该有崇高的师德，为人师表、身正为范。这样才能更好地教书育人。读书是我们为人的根本，也是发展自己、改变自己的力量源泉。虽然我书读得不多，但一直在追求一种读书的“境界”。一般说来，读书的最高境界是一种无我的状态。有一本书我经常喜欢读，在书中我能找到自己的影像，同时也能找到一种人生的宁静。见其文字就如同与他本人对话，一句话，一辈子。有时候书中的一句话就能够改变你命运中的很多东西。这就是《菜根谭》，好书《菜根谭》。她淡雅的眉目下藏着的却是一双透视人世的慧眼，这是一部让历史永远不能忘却的奇书。据我所知，明代洪应明所著的这本书，被后人翻印过无数次，可见喜欢此书的人之多。新中国的创始人也喜欢此书，他对此书的评价是，“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可见这本书给人的教益，非同一般。

　《菜根谭》全书，上至治国、平天下，下至修身、治家，人世中的大道无所不包。政治家可以从其中找到经邦治国的谋略。比如“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事中，当忘利害之虑。”商人可以找到机智，一种进退的机智，一种以仁取胜的机智；僧侣则会发现博大和宽柔，而我喜欢《菜根谭》，更多的是喜欢作者的思辨和处世哲学。比如，“子生而母危，镪积而盗窥，何喜非忧也？贫可以节用，病可以保身，何忧非喜也？”有了这样的辨证，就有了柔度，在生活中才会适可而止，才不至于被逆境击得粉碎。用这样透视的眼光去看人生历史，人才不至于轻得像一颗纤尘，随世风飞扬，而是始终保持一颗冷静的心。

　面对权贵呢？他是这样说的，“趋炎附势之祸，甚惨亦甚速；栖恬守逸之味，最淡亦最长。”

　何谓真君子？他告诉我们，“君子处患难而不忧，当宴游而惕虑，遇权豪而不惧，对茕独而惊心。”

　还有书中无处不在的博大、淡泊、宽容、善良和智慧，所有这一切，让我觉得自己岂止是在读书，而是与一位智者交谈，与一位畏友交流，心中的疑虑消失了，留下的都是那份沉甸甸的还带着暖意的警策。《菜根谭》静静的读，细细的品，菜根才会越来越香，心智才会越来越高。可使人从浮躁到沉静，从肤浅到深刻，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知识改变命运。

有关菜根谭读后感6

　读《菜根谭》颇有感触：“文章做到极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人品做到极处，无有他异，只是本然。”

　这句话告诉我们：文章写到了纯熟完美的最高境界时，其中的遣词造句并没有什么深奥玄妙之处，只不过是将自己的真情实感恰如其分地用文字表达出来罢了。当一个人的品德修养达到了真善美高度统一的崇高境界时，他的言谈举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只不过是将自己纯真朴实的自然精神本质平白表露而已。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将做文章提高到了至高境界，“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为天下读书人废寝忘食地读书和殚精竭虑地求功名找到了理论依据，由此也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在“头悬梁、锥刺股”读书成名的同时，注重将文品与人品紧密地结合起来，视作文与做人为生命，孜孜不倦读书的同时，自觉地完善自我，以期成为表里如一的高尚的人。

　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灵魂所思与肉体所为往往并不统一，甚至会发生对抗，直接导致“作文”与“做人”的激烈冲突，真的是很残酷。然而，这也正是生活的本真。因为在中国人的眼里，“文如其人”，人生一世在社会中运行的过程被称为“做人”，只有成功地做好了“人”，才可能拥有一双“作文”的妙手，所谓“修德须忘功名，读书定要深心”。做学问的人务必要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就像你在修炼道德时却又忘不掉求取功利名誉，那么你必然不会有什么真正的造诣。如果你在阅读古书时却只把兴趣放在吟诗作赋、附庸风雅上，那么你也肯定不能有什么深入的心得体会。

　人生如同一座大舞台，每一个人都是演员，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自然也就有正面人物和反面角色之分，同时也会存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之别。一个人可以扮演多种角色，但却无法具备多个灵魂，否则“灵”与“肉”的搏斗时刻在进行，人活得岂不是太累了，如此肉体与灵魂的和谐就无法统一，心灵的安宁更成为无稽之谈。

　时下朋友见面最大的感慨就是：活得真累。这种累并非单纯的工作强度之大，而是作为社会人必须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关系，是个体心理的疲惫，是不堪心灵的重负，对此身在职场的'人们都心知肚明又心照不宣，只能默默地承受，暗暗地调节。倘若我们能够做到“文章极处无奇巧，人品极处只本然”，卸下过多的心理重负，拥有宽爱和淡定的心境，不怨天尤人，不苛求完美，去本色做人，以真心作文，那么我们将会在有限的生命旅途中，抛弃功名之累，饱览春花秋月，细品夏景冬雪，天人合一，自然和谐地终其一生。

　如同《菜根谭》的得名：咬得菜根断，则百事可破。但愿我们能“超越口耳之嗜欲，得见人生之真趣”，无论是做人还是作文，都会万事皆缘，随遇而安。

有关菜根谭读后感7

　“静中静非真静，动处静得来，才是性天之真静；乐处乐非真乐，苦中乐得来，才是心体之真机。”

　你听过吗？这是在《菜根谭》中的一则，说了在一个静的地方，很安静，这不是真正的静，要在一个喧闹的地方静下来，才是真正的静。

　有一次，我和妈妈来到一个农村，那里很穷苦，他们在那里干活，种田，满头大汗。我在城市里整天很开心，可是我在农村里看到那些小孩子，和种田的大人们也很开心。为什么呢？我知道了一个道理，在快乐的环境中很快乐，这不是真的快乐，在很穷苦的生活环境中仍然保持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

　我终于知道了，我在学校里努力学习，刻苦读书中取得的快乐才是真的快乐。

　我一定会做到这些的。

　《菜根谭》这本书是对我有好处，我会把这本书保存得很好，认真学习。

有关菜根谭读后感8

　翻阅《菜根谭》，我立即被作者豁达的胸怀，深邃的思想内涵所震撼，特别对其中“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这段话尤为喜爱。寥寥数语，却深刻地道出了作者对人生，对功名利禄，对世间万事万物所持的心态。在这个充满了浮躁与诱惑的时代，《菜根谭》无疑是一剂安定的良药，让人们的烦恼纷乱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并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一个受了教育有知识有头脑的人，不可以没有宽广的基础和强韧的毅力。因为无论是自己有建树，还是以天下为己任，都是一副沉重的担子，挑上这副担子，一直到才放下，没有宽广的基础和强韧的毅力，是不行的。孔子的弟子曾参曾说：“士不可以不宏毅，任重而道远。”此为高远篇的精髓。

　睿智篇讲到：“我虽然帮助或救助过别人，不要常常挂在嘴上或记在心里，但是假如有对不起别人的地方却不可不经常反省；别人曾经对我有恩应常记于心不可以轻易忘怀，别人做了对不起我的事不可不忘掉。”

　达观篇给我们的启迪是：“一个心地善良而乐观的人，常把万事万物都看得很美好，天地间的事也就毫无缺陷；一个天性忠厚、宽大为怀的人，心里总处在平衡状态，也就不去理会人事倾轧和人间的邪恶了。”

　端正篇又教会我们：别人的错误和过失应该多加宽恕，可是自己有过失和错误却不可以宽恕；自己受到屈辱时应该尽量忍受，可是别人受到屈辱就要设法帮他消解。

　还有成就篇、奉献篇、自我篇、欢畅篇等，每一篇章都是那么引人入胜。

　让我深有感悟的一句话是“议事论事明晓利害”，议事者身在事外，宜悉利害之情，任事者身居事中当忘利害之虑。评论事情的时候应处在旁观者的身份，才能追究事情的真伪始末和是非曲直，担负事情的时候应以当事人的身份置身其中，忘掉个人的利害得失才能把事情做好。在工作或者生活中我们难免遇到一些让自己不解的事情或者觉得不公平或者觉得不妥当的事情，这就需要我们学会换位思考，站在他人的角度和立场去考虑和判断，而不能总从自己的角度和出发点去考虑。只有换位思考才能让自己体会到别人的难处，以至于自己不会多想或者错想。

　现在的书籍、杂志种类繁多各种各样的励志文章也是到处都是可我还是喜欢《菜根谭》它朴实且厚重，句句富有哲理名言，是古人在实践中的宝贵积累和总结，段段富于通变的处世哲学，对于从古到今的生活、工作都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菜根谭》对于我来说已经不仅仅是一本书，她是我身边不可缺少的良师益友。好的东西要让大家分享亦推荐给大家。大家有空不妨跟我一起读读《菜根谭》，那感觉不亚于跟圣人交流。

有关菜根谭读后感9

　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籍贯不详。他的名作是《菜根谭》，和王永彬的《围炉夜话》、陈继儒的《小窗幽记》被人评为处事三大奇书。不过，就文学的艺术而论，其余两部书赶不上《菜根谭》：《围炉夜话》过于拘谨，语言缺乏灵动性，好像一滩浓泥流不开；《小窗幽记》部分语句大胆的因袭了《菜根谭》，那没有添砖加瓦加以掩饰的行为好像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勇敢。所以这两部书如同同胎兄弟，部分观点是一以贯通的。

　据洪应明另一部作品《仙佛奇踪》可知道，他早年热衷于仕途，不过和大多数不得志的文人雅士一样，到了晚年都隐归了山林。他和袁黄、冯梦桢等人是好朋友，难免有些相互的影响。可是多数人不知道《仙佛奇踪》是洪应明的书，只知道一本《菜根谭》，这应该是一般作家的通病，因为自己某一部作品的过分出名而其他作品黯然失色，甚至有的干脆滞销，惹得出版商不快，又让我们以为这位作家的才情有限，只能做到一支独秀，无法促使百花齐放。

　《菜根谭》原书共有三人作序，都是当时名士，足见此书炙热一时。其实这只是一本教人出世入世的小册子，说到底是一本《使用说明》，与袁了凡《了凡四训》情致相当，都是说教口气。全书综合了儒、释、道三者思想，所以领悟起来显得缓慢，有时不知所云。好在书中语言峭拔，意境阔大，颇能引起读者兴趣。书中节目分为“修身”、“应酬”、“评议”和“闲适”四大部分，阅毕后生出些感想，如同秋后算账一样一一记下，给读过的人一些心得上的交流，给未读或在读的人一点铺垫。

　第一是“无为”。这本是老庄的产物，洪应明取其神进行说明，将其变成体系化，让自己的观点不仅有据可依，又显得正统。他说“躯壳的我要看得破，则万物皆空而其心常虚，虚则义理来据”，又说“**火炽，而一念及病时，便兴似寒灰；名利饴甘，而一想到地，便味如咀蜡”，清心寡欲得让人险些丧失味觉。他不像老子直接说“为无为，则无不治”，也不像庄子愤愤劝道“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更不想列子挑明了说“天地无全功，圣人无全能，万物无全用”，总归在“无能”二字上。所以洪应明话说得很漂亮，让自己成为《菜根谭》处事规则的生动标榜。

　第二是“无欲”。洪应明抄袭了释氏的玄妙，却发展了他们的空灵，传播了佛家的禅宗。例如“彩笔描空，笔不落色，而空亦不受染；利刀割水，刀不损锷，而水亦不留痕”、“心与竹俱空，问是非何处安脚？”、“胸中涤去数斗尘，语言方觉有味”等，都是这种特点的体现。

　第三是“清闲”。这是最绝妙的一部分，集中在“闲适”章节里，表现出了古代隐士的雅致。比如“阶下几点飞翠落红，收拾来无非诗料；窗前一片浮清映白，悟入处尽是禅机”，“芳菲园林看蜂忙，觑破几船尘情世态；寂寞衡茅观燕寝，引起一种冷趣幽思”，比较有名的是“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支卷云舒”。

　这本书里的另一个可观之处在语言上，洪应明用了细碎精致的笔法去表现一种雄健放浪的情怀，可是落在条条细则上面，却如同滂沱大浪里面的小水滴，温柔可爱，比如“鸢飞鱼跃”、“波恬浪静”、“沤生大海”、“影灭长空”、“碗茗炉烟”等等。

　这是一本值得看的书，在其他类似书籍里它要算较出色的一家，对我们人生以及人生以外的认识会给出一些合适的指引，不至于过早的迷了路。

汉武帝时期李陵事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李陵事件的具体内容是：

在一年的夏天，汉武帝派出了自己很宠爱的妃子李夫人的哥哥和李广利带领士兵去讨伐匈奴，同时派出了李广的孙子和李陵跟随李广押运粮草。

李陵带领着五千人的步兵队伍，孤军进入到了浚稽山，但是没有想到遇见了当时匈奴的单于，最后单于派出了八万名骑兵围攻李陵。

李陵在经过八个昼夜的激战以后，因为得不到支援结果粮草全部用完，不幸被俘虏，被俘虏以后李陵投降了匈奴的单于，之后汉武帝想要处的家人，但是司马迁为李玲说情惹怒了汉武帝，于是司马迁被判处了宫刑。

扩展资料：

司马迁受到李陵事件的影响，最终选择了宫刑，他从此成了一个朝堂上的另类，男人中的另类，士大夫当中的另类。

司马迁自己写过一封很有名的书信，而内容当中有提到他对于接受宫刑之后痛苦的心情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字字透露着心酸，行行述说着悲痛，我实在是不忍心再次翻译。司马迁把这次的宫刑当作了一个人生当中最大的耻辱，心神恍惚，不知所往，与命相伴。

从此之后的司马迁，变得一文不值，自己自嘲的说：虽才怀随和，行若由夷，终不可以为荣啊。司马迁的这句话，是无声的控诉，同时也是是坎坷经历的显照。

司马迁从此被隔离，被驱赶于人类社会的角落，不被人类所承认，从此就是一个特别的同类，特殊的异类。

当司马迁抱着《史记》选择宫刑的时候，作为一个男人的司马迁掉了，作为一个正常社交的司马迁掉了，作为一个大汉朝廷小小的史官的司马迁掉了，而写《史记》的司马迁复活了。

百度百科—李陵事件

评价王安石先生在宋神宗时期实行的强制改革

一、王安石变法，史称“熙宁变法”，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评论中是被基本否定的。

如南宋的吕中说，如果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得以“尽行”，则不会有“熙宁之急政”，“使仲淹之言得用，则安石之口可塞……神宗锐然有志，不遇范仲淹而遇王安石，世道升降之会，治体得失之几，于是乎决矣”（《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又说，熙宁时期“引用小人自安石始……盖安石之法犹出于所学，章子厚（敦）之法将托安石以报私怨耳，至蔡京则又托绍述以奉人主（徽宗）之侈心耳，愈变愈下，所以致中原之祸也”（同上书卷二十一）。又如明清之际的王夫之说：“夷考宋政之乱，自神宗始。神宗之以兴怨于天下、贻讥于后世者，非有奢*暴虐之行，唯上之求治也已亟，下之言治者已烦尔。”（《宋论》卷四）王夫之也谈到熙宁变法与引用小人的问题，他说：“国民之交敝也，自苛政始。苛政兴，足以病国疟民，而尚未足以亡……惟是苛政之兴，众论不许，而主张之者，理不胜而求赢于势，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同上书卷六）“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祸，唯其杂引吕惠卿、邓绾、章敦、曾布之群小，以授贼贤罔上之秘计于（蔡）京，则安石之所贻败亡于宋者此尔。”（同上书卷八）按照传统的评价，一是王安石变法之“急政”或“苛政”本身有问题，二是它引起激烈的“党争”，王安石“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群小乃起而应之”，乃至王安石的新党“愈变愈下”，所以导致北宋的灭亡。

对王安石变法评价的转机出现在近代，当时国人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急欲变法而“富国强兵”，遂使商鞅、王安石等都得到肯定的评价。对王安石评价最高者莫过于的《王安石传》，他说：“若乃于三代下求完人，唯公庶足以当之矣。……以不世出之杰，而蒙天下之诟，易世而未之湔者，在泰西则有克林威尔，而在吾国则荆公。”（《王安石传》，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页）

1949年之后，王安石变法也一直得到肯定的评价。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以非常显要的位置写有 “王安石的新学、变法思想和唯物主义哲学”一章，此章之外的北宋思想，除把李觏作为“王安石的先驱”外，其余都作了基本否定的评价。商鞅、王安石等在时期的“评法批儒”中曾成为中国历史上“正确路线”的代表。而在改革开放以后，王安石变法仍在“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背景下得到高度肯定（参见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我本来对于王安石变法夙无研究，但近几年研究范仲淹的思想，写成《范仲淹与宋学精神》（此文初稿于2003年，有三万余字，最近发表在《中国儒学》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其中涉及熙宁变法的问题。此文第一部分讲“范仲淹与庆历新政”，第二部分讲“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第三部分讲 “范仲淹与儒学复兴”。后一部分曾以《范仲淹与宋代儒学的复兴》为题发表在《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前两部分缩写成《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兼论二程洛学与两次“革新政令”的关系》，发表在《中州学刊》2004年第1期（后来又作有《“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发表在同刊2005年第1期）。我认为，宋学精神的真正开创者是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以及李觏等等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占据宋代哲学史或思想史主流位置的道学（或理学）是在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形成的。虽然道学也有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可部分地归于受熙宁变法的所激而致），但我对于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

宋代儒学的复兴本来是针对佛老的，但是熙宁变法之后，二程已把王安石新学当作超过佛老的“大患”（《程氏遗书》卷二上：“在今日，释氏却未消理会，大患者却是介甫之学……如今日却要先整顿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可以说，道学的王霸、义利、理欲之辨主要是针对王安石新学的，道学与新学的对立以及南渡以后“道学集团”与“官僚集团”的对立（参见《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627页），是两宋政治文化发展的一条主线。如果我们仍把占据宋代（以及元明清）思想主流的道学看作是“保守派”、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思想史上的浊流”，那么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自然可以文通理顺。然而，如果现在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已是对道学持基本肯定的态度（尽管它也有历史的局限），那么把王安石新学依然评价得如此之高，就会陷入思想史评价的扞格难通。当然，对于宋明理学的评价仍是可以讨论的，但若弃置这种讨论于不顾，只是单方面地高度评价王安石新学，则这种评价只是偏学而已。如果对新学和理学都予以高度评价，同等观之，两无轩轾，那么这也只是回避矛盾的苟全而已。

我在写《“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补说》的过程中，想起一句流行甚广的列宁对王安石的评价，即“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我特意对此作了考证，先是作为此文的一个注释，后因文字太长而单独成篇，即发表于2004年8月10日《光明日报》史学版的《关于列宁评价王安石的一个误引》。我认为，那篇文章已经考证清楚了这绝对是个误引，是普列汉诺夫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而列宁则否认“20世纪的俄国可以同11世纪的中国相比较”（《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12卷第226页）。

思想史评价上的矛盾，以及对列宁评价王安石的误引，只是说明重新评价王安石变法的必要，而如何重新评价则必须根据史料，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

二、以往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我认为有两个致命的缺陷：一是没有对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与王安石的熙宁变法作比较，二是没有对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作分析。

关于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在此不能作详述，概括而言之，即庆历新政是以整饬吏治为首要，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和经济等领域。正是因为庆历新政是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所以宋代的学风为之丕变，“明体达用之学”得以确立并向全国推广，经学历史遂由“经学统一时代”进入庆历以后的“经学变古时代”（参见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0页）。在范仲淹的周围有韩琦、富弼等声气相通的同僚，有欧阳修与他共进退，有宋初三先生、李觏、刘敞、刘牧等一批“贤士”，而范仲淹“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宋元学案?序录》），以后三苏的蜀学、王安石的新学、二程的洛学等等都是在庆历新政的风气感召之下逐渐形成的（参见拙文《宋学与<宋论 >——兼评〈朱熹的历史世界〉》，《儒林》第一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熙宁变法与庆历新政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功利或财利为首要，此即宋神宗所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宋史全文》卷十一），王安石所说“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我们暂不评价以“理财”为急务的得失，而先述王安石本人思想的转向。

范仲淹于宋仁宗皇佑四年（1052）由山东的青州徙知安徽的颍州，夏五月行至他的出生地徐州而病逝。王安石在《祭范颍州文》中说：“呜呼吾公，一世之师。由初迄终，名节无疵。”“上嘉曰才，以副枢密……遂参宰相，厘我典常。扶贤赞杰，乱冗除荒。官更于朝，士变于乡。百治具修，偷堕勉强……”（《王安石全集》卷八十五）由此可见，王安石原是与当时的许多士人一样，奉范仲淹为“一世之师”；他说范仲淹一生“名节无疵”，这也是后人对范仲淹的普遍评价（如《宋元学案?序录》云：“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且，他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也作了高度评价。然而到了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面对“党争”的压力，竟然在宋神宗面前批评范仲淹“好广名誉，结游士，以为党助，甚坏风俗”（《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五）。这是王安石对范仲淹评价的一个转向。可以想象，当时王安石是把范仲淹也作为一个假想敌的，而范仲淹如果还活着的话，他很可能也像他的儿子范纯仁那样加入“旧党”。这并不奇怪，范仲淹早在天圣三年（1025）作的《奏上时务书》中就奉劝仁宗“用人之议，不以远大为迂说，不以浅末为急务”（《范文正公集》卷七），他在临终给仁宗上的《遗表》中也痛陈庆历新政的夭折：“事久弊则人惮于更张，功未验则俗称于迂阔，以进贤授能为树党，以敦本抑末为近名。”（同上书卷十六）而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 为急务，实也正是范仲淹所批评的“以浅末为急务”，违背了范仲淹的“进贤授能”、“敦本抑末”改革思想（范仲淹主张发展农、工、商，他所谓“抑末”是指 “革滥赏，省冗官”和“减徭役”等等，参见其所作《四民诗》和《答手诏条陈十事》）。

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地方官，在嘉佑三年（1058）被召入朝，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此书长达万言，但以往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大多只集中在此书中的一段话，即：“臣于财利，固未尝学，然窃观前世治财之大略矣。盖因天下之利，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诚能理财以其道，而通其变，臣虽愚，固知增吏禄不足以伤经费也。”（《王安石全集》卷三十九）这段话是与后来的熙宁变法的精神相符合的，但它只是《言事书》中的枝节之点。此书先讲改革的必要，然后讲“法先王之政”应该“法其意”，接着就提出：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这是因为“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于是，他向仁宗提出对于人才要“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上述的那段话，只是在讲到“养之”时的一个节目而已。《言事书》的精神是改革必须整饬吏治，“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这是与庆历新政的精神相一致的。

宋仁宗于嘉佑八年（1063）逝世，继立者英宗在位不满四年而，其子神宗继位。熙宁元年（1068）三月，神宗对文彦博等大臣提出：“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共宜留意节用。”（《宋史全文》卷十一）此后的熙宁变法实就是禀承了神宗的这个旨意，但这个旨意并未得到大臣们的认同，而逐渐俯从于这个旨意的就是新进的王安石。同年四月，“诏新除翰林学士王安石越次入对”，神宗问：“方今治，当何先？”王安石答：“以择术为始。” 此时，他所谓“择术”就是希望神宗“以尧舜为法”（同上）。在此后上的《本朝百年无事札子》中，王安石劝神宗去因循之弊，作“大有为之君”，他先列举了科举和吏治等方面的问题，然后才讲到“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王安石全集》卷四十一）。同年八月，在“理财”的问题上王安石和司马光发生争论，安石曰：“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光曰：“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穷困，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耶？”安石曰：“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光曰：“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宋史全文》卷十一）此时，神宗口头上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但心中已属意于王安石。

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擢用王安石为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设制置三司条例司，议行新法。神宗问：“卿所施设，以何为先？”王安石答：“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凡欲美风俗，在长君子，消小人。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同上）此时，王安石的答问仍是以“风俗”“法度”为先。同年三月，神宗显然想加快对“理财”的部署，他问王安石：“制置条例如何？”安石答：“已检讨文字，略见伦绪。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未有所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同上）此时，王安石已有了“理财”的方案，但他仍考虑“国体”和“先后缓急”的问题，即认为应以“任贤”和“礼义教化”为先急。

同年四月，“遣使八人察诸路农田、水利、赋役”，此八人中不仅有胡瑗门下高弟刘彝，而且有程颢。程颢在熙宁元年就向神宗上《论王霸札子》和《论十事札子》，即主张变法。正如后来朱熹所评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虽明道先生不以为不是，盖那时也是合变时节。但后来人情汹汹，明道始劝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众议行之甚力，而诸公始退散。”（《朱子语类》卷一三○）

引起政争和以后激烈党争的是在同年七月颁布均输法，九月颁布青苗法。这两部“理财”的新法一出，立即遭到司马光、范纯仁、曾公亮、赵抃、富弼、韩琦，以及苏辙、苏轼、程颢等朝臣的反对，而王安石则“排众议行之甚力”，并且“急引与己同者以为援”（《宋史全文》卷十一：“吕惠卿最为安石所贤，屡荐于上，事无大小必与之谋，时人号安石为孔子，惠卿为颜子”），新法的反对派则或罢贬或辞职，“诸公始退散”。

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对神宗说：“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未暇理财而先举事则事难济。”（《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 ○）至此，王安石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口头上都与神宗取得了一致，他的转向至此而完成。对于这一转向，吕中评论说：“夫安石初意不过欲变法耳，未敢言兴利也；迨青苗既行，始兴利也。”（《宋大事记讲义》卷一）王夫之评论说：“神宗有不能畅言之隐，当国大臣无能达其意而善谋之者，于是而王安石乘之以进。帝初涖政，谓文彦博曰：‘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此非安石导之也，其志定久矣。”（《宋论》卷六）吕中的评论不如王夫之深刻，熙宁变法的以“理财”为急务，并非王安石的先隐后彰，而是王安石逐渐俯就、迎合了神宗的旨意。因此，严格地说，熙宁变法应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的变法。这样就可以解释，在熙宁九年王安石被罢相以后，神宗在元丰年间仍推行新法，直至他在元丰八年（1085）一方休，故熙宁变法又称“熙丰新法”。

宋神宗和王安石的以“理财”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经济或“解放生产力”为急务，而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若其重视农田、水利，则已早见于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参见其“厚农桑”条的“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程颢等也曾参加了熙宁二年的视察农田、水利等，这是不会引起朝臣的争论以至党争的。

引起争论的是均输法和青苗法。所谓“均输法”主要是设发运使官，掌管东南六路的税敛、籴买、上贡物品等，“稍收轻重敛散之权，归之公上”，以缓解国家“财用窘急”的问题。“青苗法”则是由国家在春夏粮食未熟时借钱给农民，待收成后加十分之二的利息，随原有的夏秋两税还纳，这被认为是“散惠兴利”，抑制兼并，而“其实不过是朝廷按当时一般的利率来放高利贷”（参见蔡美彪等著《中国通史》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147页）。均输法一出，知谏院的范纯仁就奏请罢均输法，说均输“将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并批评王安石：“欲求近功，忘其旧学。舍尧舜‘知人’‘安民’之道，讲五伯富国强兵之术。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异己者指为不肖，合意者即谓贤能。”（《续资治通鉴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苏辙也抨击均输法，谓 “法术不正，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栾城集》卷三十五《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青苗法颁布后，宰相富弼称病辞职。司马光与吕惠卿争于朝： “平民举钱出息，尚能蚕食下户，况县官督责之威乎?”（《宋史?司马光传》）韩琦也谏止青苗法，说这是“官放息钱，与初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六十八）。

司马光在《乞罢条例司常平使者疏》中批评青苗法的执行，出现“不问民之贫富”而强行“抑配”（摊派）的情况，又令“贫富相兼，共为保甲”，贫者得钱后无力偿还，“吏督之急”则逃散四方，“富者不去则独偿数家所负”，这样下去会使“贫者既尽，富者亦贫”（《司马温公集》卷四十一）。他又在《与王介甫书》中批评王安石：“更立制置三司条例司，聚文章之士及晓财利之人，使之讲利”，“又于其中不次用人，往往暴得美官，于是言利之人皆攘臂圜视，炫鬻争进，各斗智巧，以变更祖宗旧法”，并告诫王安石，“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同上书卷六十）。司马光的告诫后来还真的在王安石的身上应验了，《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载：“初，吕惠卿为先生所知，骤引至执政，洎先生再相，苟可以中先生，无不为也。……（荆公）退居金陵，始悔恨为惠卿所误。”《宋史?吕惠卿传》也记：“惠卿既叛安石，凡可以害王氏者，无不为。”

程颢在均输法、青苗法颁布后便与新法“意多不合，事出必论列，数月之间，章数十上，尤极论者：辅臣不同心，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青苗取息，卖祠部牒，差提举官多非其人及不经封驳，京东转运司剥民希宠不加黜责，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等十余事”（《程氏文集》卷十一《明道先生行状》）。所谓 “辅臣不同心”，就是当时的新法引起政争；王安石为推行新法，“举劾不奉行之官”，又越次提拔一些“晓财利之人”，此即“小臣与大计，公论不行”。程颢认为，在“辅弼大臣人各有心，睽戾不一致……中外人情交谓不可”的情况下，变法是难以达到“兴治”的效果的。他更指出，“设令由此侥幸，事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反对新法，希望神宗“外汰使人之扰，亟推去息之仁”，即主张撤免扰乱地方的“提举官”，停止“取息”牟利的青苗法，代之以“去息”的仁政（参见《程氏文集》卷一《谏新法疏》）。当时，二程和张载等人主张“复井田”，这是一种带有均田或土地国有性质的道德理想主义改革方案，说其“空想”是可以的，但说他们代表“豪族地主集团”的利益则是没有根据的。

在《列宁全集》第12卷中有：“王安石是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实行土地国有未成。” 这是普列汉诺夫“从法国无政府主义者埃?雷克吕的地理学著作中摘引”出来的，并以此为论据来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主张。其对王安石变法的误解是显而易见的，其实，在思想上有主张“土地国有”因素的并非王安石，而是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三、对于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可以从思想传统和历史现实两个角度予以评价。

从思想传统的角度说，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显然受到儒家的“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思想传统的影响。王安石也是这个传统中的一份子，这从他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亷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可以看出来。但当他在行动上和口头上转向以 “理财”为急务时，他就违背了儒家的这个传统。而深受这个传统影响的多数朝臣反对熙宁变法，从儒家的价值取向和宋朝以儒治国的“国体”来说，“正义”显然不在新党方面。这个传统是如此的深厚，以致王安石本人可以用他熙宁二年三月以前的说法来反对自己，当他在变法的过程中又用精心炮制的《周官新义》来为“理财”作合理性辩护时，那也是徒劳的。

从历史现实的角度说，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都是要解决当时宋朝所面临的严重危机。这种危机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国用不足”和士风不正、吏治腐败。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说：“修辞者不求大才，明经者不问大旨。师道既废，文风益浇。诏令虽繁，何以戒劝？士无廉让，职此之由。其源未澄，欲波之清，臣未之信也。傥国家不思改作，因循其弊，官乱于上，风坏于下，恐非国家之福也。”在范仲淹看来，“今之县令循例而授，多非清识之士。衰老者为子孙之计，则志在苞苴，动皆徇己；少壮者耻州县之职，则政多苟且，举必近名。……以一邑观之，则四方县政如此者十有七八焉，而望王道之兴不亦难乎！”他认为“固邦本，救民之弊”必须首先“举县令，择郡守”，“慎选举，敦教育”，这样才可以解决“簿书不精，吏胥不畏，徭役不均，刑罚不中，民利不作，民害不去”等等问题（参见《范文正公集》卷八《上执政书》）。范仲淹的这个改革思想本来也是王安石所接受的，这也就是他在给仁宗上的《言事书》中所说，当时如欲“改易更革”，“其势必不能”，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因此“方今之急，在于人才而已”。后来熙宁变法的失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也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这就是说，当时的熙宁变法起码应该考虑“理财”和任贤授能、礼义教化如何协调并进的问题。而宋神宗却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安石也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熙宁变法在“理财”方面，特别是它也曾颁布了“农田水利法”、“方田均税法”等等，并非没有成效，这在邓广铭先生书的“为天下理财的成效”一节已有较充分的表述（参见《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第314-325页）。但从它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效果或“实践标准”（参见同上书第9页）来考虑，我认为仍不能对它作出积极肯定的评价。

首先，把熙宁变法的反对派都说成是“保守派”，把“新党”与“旧党”之争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新与旧之间的矛盾斗争”（参见同上书第314页），我认为是难以成立的。如果不作出这样的带有“阶级之间斗争”色彩的简单判断，那么熙宁年间的“辅臣不同心”“睽戾不一致”，而宋神宗和王安石强力推行新法，致使旧党“诸公退散”，新党又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晓财利之人”，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政治家的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其次，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是程颢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心平气和，荆公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为敌矣”（《明道先生行状》）。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程氏遗书》卷二上）程颢也说：“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邵伯温《闻见前录》卷十五）此次党争之害，是在熙、丰年间旧党全被贬逐，而其遗祸则是在神宗后，司马光执政，尽力排除新党；哲宗亲政后，新党中的章敦、蔡京等先后执政，把旧党全都打入元佑党案；而元佑党案又为南宋的庆元党案开了先河，这两次党案乃“两宋治乱存亡之所关”（《宋元学案?元佑党案》）。从熙宁党争到元佑党案，新、旧党“亦须两分其罪可也”，但新党的责任毕竟要大一些。

再次，曾被予以高度评价的王安石所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固然表明了王安石的刚毅果敢精神或“唯物主义观点”，但在君主集权的政治制度和“辅臣不同心”的政治形势下，此“三不足”说所起的作用并不都是积极的。如在广开言路方面，吕中评论说：“熙宁之初，言者何多；熙宁四年以后，言者何少。当（熙宁）七年因旱求直言也……犹有争新法之风……至八年因彗星而求直言，安石先倡‘天道远’之说，而人言不能入矣……直言之气塞矣。” （《宋大事记讲义》卷十四）在《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中亦载有：“金陵三不足之说……非独为赵氏祸，为万世祸。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直到明清之际的王夫之，也仍认为“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 （《读通鉴论》卷二十九）。

最后，也是我最遗憾的一点是，熙宁变法从反面刺激了道学的发展，而道学的历史局限性又影响了元明清三代的发展。例如，范仲淹在《遗表》中希望仁宗 “上承天心，下徇人欲”，可见“人欲”在那时候是个积极肯定的词汇，但后来道学家针对熙宁变法和“君心之非”，严格地分辨王霸、义利、理欲，以致后来“存天理，灭人欲”竟然成为一个普遍的教条。再如，庆历时期的“明体达用之学”，除了重视“明体”“经义”之外，也是重视“达用”“治事”的：“其教人之法，科条纤悉具备，立经义、治事二斋……治事则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摄一事，如治民以安其生，讲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算历以明数是也。”（《宋元学案?安定学案》）如此发展下去，则中国不难产生“技术专科”性质的学校。但熙宁变法以后，党争日烈，道学家更重视王霸、义利、理欲之辨，在治世方面又以“格君心之非”为根本或前提（参见拙文《程朱的“格君心之非”思想》，《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1期），遂使“治事”之学日益荒疏，至朱熹提出《白鹿洞书院揭示》，道学家的书院已只重视“明人伦”，而没有“治事”之斋了。这对于中国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虽不能直接归咎于熙宁变法，但我痛为庆历新政的夭折而惜也。

司马迁的资料

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90年），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人。他10岁开始读古书，学习十分认真，遇到疑难问题，总是反复思考，直到弄明白为止。20岁那年，司马迁从长安出发，到各地游历。后来回到长安，做了郎中。郎中守卫宫殿门户，管理车骑，随从皇帝出行。他几次同汉武帝出外巡游，到过很多地方。35岁那年，汉武帝派他出使云南、四川、贵州等地。他了解到那里的一些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他父亲司马谈后，公元前108年（元封三年），司马迁接替做了太史令。公元前104年（太初元年），与天文学家唐都等人共订“太初历”。同年，开始动手编《史记》。公元前99年（天汉二年），李陵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大怒。司马迁为李陵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捕下狱，做了中书令。他按照汉朝法令的规定出钱赎罪，受了“腐刑”。公元前96年（太始元年）获赦出狱，做了中书令，掌握皇帝的文书机要。他发愤著书，全力写作《史记》，大约在55岁那年最后完成了全书的撰写和修改工作。除《史记》外，司马迁还作赋8篇，均已散失，唯《艺文类聚》卷30引征《悲士不遇赋》的片段。又作《报任安书》，记述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发愤修史的抱负。

司马迁卒年及其因真相

我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司马迁，生长在西汉武帝时代，曾任太史令，因为李陵降匈奴事辩护而触犯武帝忌讳，遭受腐刑。被刑后，他怀着极大的悲愤和憎恨的心情，坚持完成了五十万言的历史巨著——《史记》。鲁迅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展示了从传说中的黄帝到西汉武帝时代的三千年的历史画卷。《史记》问世以后，历代都有专门研究《史记》和研究司马迁的学者，国外也不断涌现研究《史记》的专家，可是对于司马迁的卒年和因这个问题，由于史料的缺乏，始终未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正史中未载司马迁卒年，有人认为这是司马迁善终的证明，也有人认为这恰恰说明司马迁得不明不白大有疑问史记集解东汉学者卫宏汉旧仪注云 ：“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葛洪西京杂记也有相类似的记载有 人据此认为司马迁是因作报任安书而的且在作报任安书的当年据王国维考定报任安书作于太初四年郭沫 若认为司马迁下狱的事世上必有流传，故卫宏、葛洪均笔之于书。卫宏和葛洪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大学问家不会无中生有歪曲事实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的赞中叹息 以迁之博物洽闻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极刑指腐刑之后又不能自保其身这说明司马迁不是自然之桓宽盐铁论周秦篇文学读书人 所言：一日下蚕室创未宿卫人主出入宫殿得由受禄食大官享赐身以尊荣妻子获其饶故或载卿相之列就刀锯而不见 悯盐铁会议召开于西汉昭帝始元六年离司马迁生活年代相去不远汉书载司马迁被刑之后，又“尊宠任职”，为中书令（皇帝的御用秘书），可说是“载卿相之列。”郭沫若认为《盐铁论·周秦》篇中的既“下蚕室”而后又“就刀锯”，就是暗指司马迁的再度下狱致之事。

对此，有的学者则提出异议。目前尚存有关卫宏提及太史令和司马迁行事的记载，共有四条，经考证，至少有两条不符合史实，故卫宏说司马迁“下狱”一事，殆不可信，至少也是孤证。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汉书》叹司马迁“既陷极刑”，不“能自保其身”，应当从古人的这种含义上来理解。《盐铁论·周秦》篇文学之言与司马迁根本风马牛不相及，“下蚕室”之后又“就刀锯”，原意只是指一种刑罚所造成的社会不良风气，乃证明汉武帝严峻之治的无效，不能解释为司马迁两次下狱。

也有人认为司马迁可能于汉武帝晚年的“巫蛊之狱”。巫蛊案发于征和元年，身为治巫蛊使者的江充与卫太子有怨，恐武帝晏驾后为太子所诛，遂大开杀戒以借机剪除太子，太子杀江充后自杀，武帝穷治巫蛊之狱，转而穷治太子之狱，一直到征和四年，前后者达十几万，司马迁的好友任安，就是“巫蛊之狱”的殉难者之一。这场灾难，牵及到当时许多文武官员，司马迁恐怕也难以幸免。又据《史记》记事内容分析，太初四年至征和二年还有记事，征和三年后无记事，司马迁很可能是《汉书》所云“巫蛊之祸，流及士大夫”的牺牲者。

还有人主张司马迁于武帝之后。西汉学者褚少孙曾说过“太史公记事，尽于孝武之事，”《史记》各篇里有汉世宗的谥号“武帝”。“武帝”系汉世宗刘彻后，后人所追封，如司马迁在武帝之前，怎么会知道这谥号呢？有人考证司马迁《报任安书》作于征和二年十一月，距武帝驾崩仅四年，从《报任安书》的内容来看，知道当时《史记》尚未全部完成，此后必有修整补辑，故涉及到武帝的专访，必称谥号，则不足为奇了。

总之，司马迁到底是“有怨言，下狱”或是为“巫蛊之狱”所累及，还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后，寿终正寝，目前尚无明文信史作据，有待于今后新史料的发现和人们的进一步研究。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西汉史学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前145），一说生于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卒年不可考。司马迁10岁开始学习古文书传。约在汉武帝元光、元朔年间，向今文家董仲舒学《公羊春秋》，又向古文家孔安国学《古文尚书》。20岁时，从京师长安南下漫游，足迹遍及江淮流域和中原地区，所到之处考察风俗，采集传说。不久仕为郎中，成为汉武帝的侍卫和扈从，多次随驾西巡，曾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继承其父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掌管天文历法及皇家图籍，因而得读史官所藏图书。太初元年（前104），与唐都、落下闳等共订《太初历》，以代替由秦沿袭下来的《颛顼历》，新历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此后，司马迁开始撰写《史记》。后因替投降匈奴的李陵辩护，获罪下狱，受腐刑。

出狱后任中书令，继续发愤著书，终于完成了《史记》的撰写。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司马迁还撰有《报任安书》，记述了他下狱受刑的经过和著书的抱负，为历代传颂。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史学家"他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 一、继父志，任史官

司马迁，宇子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出生于龙门山下(在今天的陕西省韩城县)。

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继承父亲司马谈的遗志，当上了太史令，开始从皇家藏书馆中整理选录历史典籍。司马迁的祖先并不十分显要，其家族世代掌管太史的官职。但是司马迁和他的父亲都以此为荣，在他们的心目中，修史是一项崇高的事业。他们为此奉献了自己一生的精力。

司马谈一直准备写一部贯通古今的史书。在父亲的直接教导下，司马迁十岁时便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他又跟着董仲舒学习《春秋》，跟孔安国学习《尚书》。司马迁学习刻苦，进步非常快，极有钻研精神。

司马迁的父亲病危时，拉着儿子的手，流着眼泪对他说:"......我了以后，你一定要接着做太史，千万不要忘记我一生希望写出一部通史的愿望。你一定要继承我的事业，不要忘记啊!"这一番谆谆嘱托极大地震动了司马迁，他看到了父亲作为一名史学家难得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也知道父亲将自己毕生未竟的事业寄托在自己的身上。司马迁低着头，流着泪，悲痛而坚定地应允道:"儿子我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我一定完成您的志愿。"

司马迁做了太史令以后，就有了阅读外面看不到的书籍和重要资料的机会。这为他以后著《史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资料整理工作非常繁复。由于当时的那些藏书和国家档案都杂乱无序，连一个可以查考的目录也没有，司马迁必须从一大堆的木简和绢书中找线索，去整理和考证史料。司马迁几年如一日,绞尽脑汁，费尽心血，几乎天天都埋着头整理和考证史料。

司马迁一直记得父亲的遗志，他决心效法孔子编纂《春秋》，写出一部同样能永垂不朽的史著。公元前104年，司马迁在主持历法修改工作的同时，正式动手写他的伟大著作《史记》 top

二、直言受宫刑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二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广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凤范。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他对汉武帝说:"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

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刑。

据汉朝的刑法，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但"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 "伏法而"，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三、 发愤著 《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3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宇。

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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