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注释
1．这是《己亥杂诗》中的第二百二十首。（已被编入人教版小学语文六年级下册古诗词背诵第八首）
2．生气：生气勃勃的局面。
3．恃（sh）：依靠。
4．喑（yīn）：哑。
5.万马齐喑：比喻社会政局毫无生气。
6. 究: 终究,毕竟。
7．天公：造物主，这里指天帝。
8. 重：重新。
9. 抖擞: 振作精神。
10．降：降生。
11.***：中国。
12.风雷：风、雷一般的样子
译文
只有狂雷炸响般的巨大力量才能使中国大地发出勃勃生机，
然而朝野臣民噤口不言终究是一种悲哀。
我奉劝天帝能重新振作精神，
不要拘守一定规格降下更多的人才。
解说
万马齐喑究可哀一句，深刻地表现了龚自珍对清朝末年死气沉沉的社会局面的不满，因此他热情地呼唤社会变革，而且认为这种变革越大越好，大得该像惊天动地的春雷一样。他又认为实行社会变革最重要的因素是人才，所以他热情地呼唤：天公啊！请你抖擞精神，把各式各样的人才都赐给我们吧。
赏析
这是一首出色的政治诗。全诗层次清晰，共分三个层次：第一层，写了万马齐喑，朝野噤声的死气沉沉的现实社会。第二层，作者指出了要改变这种沉闷，腐朽的观状，就必须依靠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暗喻必须经历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能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第三层，作者认为这样的力量来源于人材，而朝庭所应该做的就是破格荐用人材，只有这样，中国才有希望。诗中选用***、风雷、万马、天公这样的具有壮伟特征的主观意象，寓意深刻，气势磅礴。
诗的前两句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诗人对当时中国形势的看法。万马齐喑比喻在腐朽、残酷的统治下，思想被禁锢，人才被扼杀，到处是昏沉、庸俗、愚昧，一片死寂、令人窒息的现实状况。风雷比喻新兴的社会力量，比喻尖锐猛烈的改革。从大处着眼、整体着眼、大气磅礴、雄浑深邃的艺术境界。诗的后两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传诵的名句。诗人用奇特的想象表现了他热烈的希望，他期待着优秀杰出人物的涌现，期待着改革大势形成新的风雷、新的生机，一扫笼罩***的沉闷和迟滞的局面，既揭露矛盾、批判现实，更憧憬未来、充满理想。它独辟奇境，别开生面，呼唤着变革，呼唤未来。
浩荡离愁白日斜，
吟鞭东指即天涯。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
译文
浩浩荡荡的离别愁绪向着日落西斜的远处延伸, 离开北京，马鞭向东一挥，感觉就是人在天涯一般。 我辞官归乡，有如从枝头上掉下来的落花，但它却不是无情之物，化成了春天的泥土，还能起着培育下一代的作用。
注释
选自《龚自珍全集》
浩荡离愁：离别京都的愁思浩如水波，也指作者心潮不平。浩荡：无限。
落红：落花。花朵以红色者为尊贵，因此落花又称为落红。
花：比喻国家。即：到。
鉴赏
这首诗是《己亥杂诗》的第五首，写诗人离京的感受。虽然载着浩荡离愁，却表示仍然要为国为民尽自己最后一份心力。
诗的前两句抒情叙事，在无限感慨中表现出豪放洒脱的气概。一方面，离别是忧伤的，毕竟自己寓居京城多年，故友如云，往事如烟；另一方面，离别是轻松愉快的，毕竟自己逃出了令人桎梏的樊笼，可以回到外面的世界里另有一番作为。这样，离别的愁绪就和回归的喜悦交织在一起，既有浩荡离愁，又有吟鞭东指；既有白日西斜，又有广阔天涯。这两个画面相反相成，互为映衬，是诗人当日心境的真实写照。诗的后两句以落花为喻，表明自己的心志，在形象的比喻中，自然而然地融入议论。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战争爆发后，他多次给驻防上海的江西巡抚梁章钜写信，商讨国事，并希望参加他的幕府，献计献策。可惜诗人不久就死在丹阳书院（年仅50岁），无从实现他的社会理想了，令人叹惋。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诗人笔锋一转，由抒发离别之情转入抒发报国之志。并反用陆游的词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落红，本指脱离花枝的花，但是，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东西，即使化做春泥，也甘愿培育美丽的春花成长。不为独香，而为护花。表现诗人虽然脱离官场，依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不忘报国之志，以此来表达他至死仍牵挂国家的一腔热情；充分表达诗人的壮怀，成为传世名句。
这首小诗将政治抱负和个人志向融为一体，将抒情和议论有机结合，形象地表达了诗人复杂的情感。龚自珍论诗曾说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书汤海秋诗集后》），他自己的创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主旨：抒发了自己辞官司离京时的复杂感情，展示了诗人不畏挫折、不甘沉沦、始终要为国家效力的坚强性格和献身精神。全诗移情于物，形象贴切，构思巧妙，寓意深刻。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赏析
落花纷纷绝不是无情飘洒，为的是化作春泥培育出更多的新花。[落红：落花。花朵以红色者居多。因此落花又称为落红。]
诗人用移情于物的手法，借落花翻出新意，为我们展示了一个极为瑰丽的境界：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在诗人看来，落花作为个体，它的生命是终止了；但一当它化作春泥，就能保护、滋养出新的花枝，它的生命就在下一代群体身上得以延续，体现出真正的生命价值－－终将孕育出一个繁花似锦、绚丽灿烂的春天！这哪里是落花的葬词？这分明是一首新生命的歌！
诗人借花落归根，化为春泥，抒发了自己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这两句诗也包含了这样的哲理：落红似乎成了无用之物，但从另一角度看，它能化泥护花，仍有价值和作用，它包含着世上的万事万物均具有两面性，有用和无用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关键在于观察者的视角，在于自身的价值和功用。
落红不是无情物 化作春泥更护花也隐喻了诗人虽辞官但仍会关心国家的命运。从而形象、贴切地展示了作者为国效力的献身精神。
古诗七步诗的意思和背景 七步诗原文 七步诗翻译注释七步诗
煮豆持作羹，
漉菽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
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
相煎何太急？
注释
尝：尝试。
持：用来。
羹（gēng）：用肉或菜做成的糊状食物。
漉（l）：过滤。
鼓(gǔ)：豆。这句的意思是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汁作羹。
萁：豆类植物脱粒后剩下的茎。
釜：锅。
燃：燃烧。
本：原本，本来。
煎：煎熬。
相煎：指互相残害全诗，表达了曹植对曹丕的不满。
泣：小声哭泣。
何：何必。
译文
锅里煮着豆子，是想把豆子的残渣过滤出去，留下豆子汁来做成糊状食物。豆茎在锅下燃烧，豆子在锅里哭泣。它说：我们本来是同条根上生出来的，你又怎能这样急迫地煎熬我呢？
（这首诗用同根而生的萁和豆来比喻同父共母的兄弟，用萁煎其豆来比喻同胞骨肉的哥哥残害弟弟，表现了作者对兄弟相逼，骨肉相残不满与厌恶。）
赏析
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释常谈》）刘勰的《文心雕龙.才略》中也说：子建思捷而才俊，诗丽而表逸。明代王世贞的《艺苑卮言》也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避父兄，何以故？才太高，辞太华。可见前人都指出了曹植才华出众，禀赋异常的特点，而最能表现其才华的例子就是这首《七步诗》。
据《世说新语.文学》中说，曹丕做了皇帝以后，对才华横溢的胞弟曹植一直心怀忌恨，有一次，他命曹植在七步之内作诗一首，如做不到就将行以***（处死），而曹植不等其话音落下，便应声而说出六句诗来，就是上面的这首脍炙人口的诗。因为限止在七步之中作成，故后人称之为《七步诗》。据说曹丕听了以后深有惭色不仅因为曹植在咏诗中体现了非凡的才华，具有出口成章的本领，使得文帝自觉不如，而且由于诗中以浅显生动的比喻说明兄弟本为手足，不应互相猜忌与怨恨，晓之以大义，自然令文帝羞愧万分，无地自容。
此诗纯以比兴的手法出之，语言浅显，是寓意明畅，无庸多加阐释，只须于个别词句略加疏通，其意自明。诗人取譬之妙，用语之巧，而且在刹那间脱口而出，实在令人叹为观止。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二语，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劝戒避免兄弟阋墙、自相残杀的普遍用语，说明此诗在人民中流传极广。
通过燃萁煮豆这一日常现象，抒发了曹植内心的悲愤。
此诗最早就被记录在《世说新语》之中，后来流传的仅有四句，即：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大概是因为在传播过程中为它是否真出于曹植之手尚难肯定。然《世说新语》的作者去曹魏之世未远，所述自然有一定的依据，而且据《世说新语》中引《魏志》中了也说曹植出言为论，下笔成章，曹操曾试之以《登铜雀台赋》，植援笔立成，而且斐然可观，所以曹植在七步之内作出这样一首好诗也完全是可能的。因此，我们还是把它作为曹植的作品来介绍给读者诸君。
当然，此诗的风格与曹植集中的其他诗作不尽一致，因是急就而成，所以谈不上语言的锤炼和意象的精巧，只是以其贴切而生动的比喻，明白而深刻的寓意赢得了千百年来的读者的称赏。
作者简介
曹植（192-233）字子建。沛国谯（qioǚ今安徽亳（b）县）人。三国时期魏国的杰出诗人。曹操第三子，封陈思王。因富才学，早年曾被曹操宠爱，一度欲立为太子，后失宠。建安十六年（211）年封平原侯，建安十九年（214年）改为临淄侯。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改封鄄（jun）城王。曹丕称帝后，他受曹丕的猜忌和迫害，屡遭贬爵和改换封地。曹丕死后，曹丕的儿子曹睿即位，曹植曾几次上书，希望能够得到任用，但都未能如愿，最后忧郁而死，年四十一岁。
曹植的生活和创作，以曹丕即帝位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有少数作品出社会和自己的抱负，诗的基调开朗、豪迈。如《白马篇》、《送应氏》等。后期作品则反映其所受压迫的苦闷的心情，部分诗篇参杂较浓厚的消极思想。其诗善用比兴手法，语言精炼而词***华茂，比较全面地代表了建安诗歌的成就，对五言诗的发展颇有影响。也善辞赋、散文。他的《洛神赋》抒情优美，富于神话色彩，影响甚大，是建安时期抒情小赋的代表作品。散文也有名篇，如《求自试表》等。
曹植的《七步诗》情***并茂，语言精练，用语浅显。原为六句：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后来《漫叟诗话》和《三国演义》把它改为四句：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当时曾有人称赞：天下的才共有十斗，曹植一人就占了七斗。
相传曹植的哥哥魏文帝（曹丕），要他在七步之内作成一首诗，不然就要杀他的头，曹植愤然写了这首诗。豆和豆秸是同一个根上长出来的，好比同胞兄弟。豆秸燃烧起来把锅内的豆煮得哭泣不已。比喻兄长逼弟弟，十分贴切感人。
古诗舟过安仁的意思是什么舟过安仁的诗意
《舟过安仁》
作者：杨万里
原文：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
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
注释：
1、安仁：县名。在湖南省东南部，宋时设县。
2、篙：撑船用的竹竿或木杆。
3、棹：船桨。
4、怪生：怪不得。
5、使风：中指两个小孩用伞当帆，让风来帮忙，促使渔船向前行驶。
诗意：
一只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
他们收起了竹竿，
下了船桨，坐在船中。
怪不得没下雨他们就张开了伞，
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
而是想利用伞使风，让船前进啊！
赏析：
此诗写诗人乘舟路过安仁时，所见到的情景。这首诗语言浅白如话，充满情趣，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渔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这里有作者的所见：一叶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竹篙，停下了船桨。也有作者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风让船前进啊！
（1）一叶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这可能是诗人闲来一瞥发现的情景，当然，两个小孩很快引起了他的注意，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坐在船上，却没有划船，撑船用的竹竿收起来了，船桨也停在那里，这不是很奇怪吗？由此可见，此时作者的心情是闲适的，也是比较愉快的，所以才注意到两个孩童的所作所为。
（2）怪生无雨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这里省略了诗人看到的两个孩子撑伞的事，省略了作者心中由此产生的疑问，而直接把疑窦顿解的愉悦写了出来。怎么解开的呢？可能是诗人看到孩童异常的行为，就开始更认真地观察、思考，结果当然是恍然大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不是为了遮雨，而是舞动伞柄使风吹动小船使船前进啊！也可能是直接就问两个孩子，孩子把原因讲给他听的。不管怎样，知道了原因，作者一定是哑然失笑，为小童子的聪明，也为他们的童真和稚气，于是欣然提笔，记录下这充满童趣的一幕。
杨万里写的田园诗非常善于利用儿童稚态，起到点化诗境的效果。例如他的《宿新市徐公店》（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花落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闲居初夏午睡起二绝句》（①梅子留酸软牙齿，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②松阴一架半弓苔，偶欲看书又懒开。戏掬清泉洒蕉叶，儿童误认雨声来。）可以参阅。不同的是，《舟过安仁》是直接把目光聚焦到儿童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杨万里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童子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不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
龚自珍名言龚自珍名言
1、美人才调信纵横，我亦当筵拜盛名。一笑劝君输一着，非将此骨媚公卿。
2、使君谈艺笔通神，斗大高阳酒国春。消我关山风雪怨，天涯握手尽文人。
3、少年虽亦薄汤武，不薄秦皇与武皇。设想英雄垂暮日，温柔不住住何乡？
4、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5、不能胜寸心，安能胜苍穷？
6、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名人名言 ）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7、万人丛中一握手，使我衣袖三年香。
8、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
9、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
10、不是逢人苦誉君，亦狂亦侠亦温文。照人胆似秦时月，送我情如岭上云。
11、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12、多君媕雅数论心，文字缘同骨肉深。别有樽前挥涕语，英雄迟暮感黄金。
13、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材海内空。壮岁始参周史席，髫年惜堕晋贤风。功高拜将成仙外，才尽回肠荡气中。万一禅阒砉然破，美人如玉剑如虹。
杨修是《三国演义》里的一个才子。当然了，才子么，首先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里并不都是才子。作为才子，从来都是少数。在逻辑学上，这叫做不能“逆推”。才子是讨人喜欢的。可生活中常常是另一种情况。才子们往往都是有些毛病的。有了毛病的才子，往往让人讨厌。于是，这些才子稍有不顺，便感慨万千，怨天尤人，什么人间忌才啊，什么众口烁金啊，什么木秀于林啊。得，全来了。其实问题大多出在他们自己身上。爱卖弄，爱自我吹嘘，爱自我表扬，总感觉自己帅得都掉渣儿，吐口唾沫都是花露水。这就是自恋！而且才子无行，也是自古而然。
自古才子和权贵就是一对不好解决的矛盾。这话怎么说呢？才子和权贵似乎自古就是对头，但是结局总是才子们栽在权贵们的手里，当众把你裤子扒下来，打你一顿***板子羞臊羞臊你，那是轻的，是为了让你长长记性。弄得不好，你得把脑袋混丢了。由此说，才子们最好少在权贵们面前晃悠。你自己一身毛病，你自己还不觉的，人家其实早已经讨厌你了。不搭理你，那是没拿你当盘儿菜。你再不长眼力架，不一定哪一句话惹恼了人家，你就等着挨收拾吧。对领导，应该有一个感觉上规定好的距离，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别总往领导跟前瞎套瓷，瞎近乎，别天天总想着跟领导吊膀子。保证你没事儿。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可是现实生活中肯定行不通，为什么？才子们似乎自古就贱，还就是喜欢在权贵者眼前晃悠显摆，好让领导喜欢我啊。这就常常闹出悲剧来。比如上边讲的弥衡先生，你没事儿找黄祖将军干什么去啊？你以为谁都有耐心哄着你玩啊？你不是找刘表办公事儿吗？有什么公事儿赶紧说完了赶紧抬***走人，回家洗洗衣服做做饭，哄老婆抱孩子去。
杨修被杀是因为口令“鸡肋”二个字引起的。话说在军营之中，曹操随口定了一道口令“鸡肋”，杨修就认定曹操是想退兵。他便在营中教手下人收拾行装。你杨修收拾就悄悄地收拾你的吧，他还到处散布：诸位，你们听我的吧，赶紧着收拾行李，我已经把曹丞相那点心思猜透了。曹先生是想退兵了。我为什么这么猜？你想啊，鸡肋是什么东西？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以此猜测曹先生的心理活动，曹先生一定犯愁了，他现在是犹豫不决，是退兵还是不退兵。他这一犹豫，肯定是退兵了。你们赶快着收拾行李吧。你们不相信？好，咱们打赌，我要是猜错了，我输你一百块钱。
杨修这么干，就是耍小聪明。就是想表现自己比别人高明。这种聪明人我们在历史书中常常见到。就是在我们现实生活的周围，这样的聪明人也常常出现，他们未必比得上杨修聪明，可是杨修的毛病，他们身上一点也不少，分析上层的动向，猜测领导的心态，这样的人其实是自作聪明。如果有人问，你杨修怎么知道曹丞相要退兵呢？是曹丞相亲口告诉你的？没有。你猜的。也许曹操是想别的事情，顺口讲出这么一个词儿呢？你想过没有？如果曹操当时正想方便一下，顺口说一个“厕所”呢？你能猜测曹领导可能会干什么呢？你能猜测曹老板想进食堂用餐了？好，就算曹操真想退兵，在正式命令没有下达之前，你能这样瞎嚷嚷吗？这个杨修先生，也的确是喜欢抢答，你还真盼着曹操亲口说：杨修，你说鸡肋就是想退兵？你还改不改了？不改了？好，恭喜你，答对了。可这是军营，你杨修还真把这儿当成“开心辞典”了？你还真把曹丞相当成王小丫了？定军山一战，曹操败得一塌糊涂，本来就一肚子邪火，没有好气。你杨修还这样一个劲扰乱军心，能不杀你吗？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出生于公元一七五年，死于公元二一九年，卒时方四十四岁。杨氏家世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东汉末年的袁氏世家并驾齐驱，声名显赫。《后汉书》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而杨氏一门家学亦颇渊源，《后汉书》记载杨震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而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震子杨秉“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秉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赐子杨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是以杨氏一门，于东汉末年中的才学声名，几与孔氏世家并驾，而官爵显赫犹有过之。
杨修因为家学渊源而人又聪慧，所以当时颇有令名。（注：时常见有人将《世说新语》中“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一则中的杨修误为此杨修，实则非也，《启颜录》之记载明言此杨修为“晋杨修”，而孔君平也是晋人，事颇明，是以两个杨修非是一人），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又任丞相府主簿。《三国志》云“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后来于建安二十四年秋被曹操处死（杨修墓现在华山脚下的河湾村附近，今仅存墓碑一通，立于村西南魏长城遗址上），杨修死后约三个月曹操亦亡故。
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杨修死是因为“恃才放旷”，又遭曹操忌才，所以在征汉中的时候为曹操借口“鸡肋”一事被杀。其实不然，历史上的杨修并没有死于汉中，而且杨修的死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所拥有的才华。
首先，我们来说说杨修死于何处以及曹操有没有在汉中因为“鸡肋”一事而杀他的问题。所谓“鸡肋”一事的确有，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杨彪、杨修附录，意同而言词稍异，《后汉书》中的全文如下：“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着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文中并没有说曹操因为“鸡肋”一事而杀杨修，尤其是后面有“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一句，说明这件事只是举个例而已，说杨修的死，也只说“因事杀之”，则这个事可以很多“事”，不见得就是“鸡肋”一事。又按《三国志》《曹植传》中裴注云：“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则明确地说杨修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再查《三国志》《武帝纪》得知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活动如下：“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按此处记载，曹操在三月进军汉中，“夏五月”已经回长安，八、九月间自洛阳南下救曹仁至摩陂时关羽已破，于是在冬十月回军洛阳，此后未再复至汉中。杨修既然是死于二十四年秋，而他死后百余日而曹操亡故，按曹***于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因此杨修应该大约死于曹操救曹仁期间的二十四年九月中，不超过“冬十月”。所以杨修不当是为坐“鸡肋”一事而死于汉中。又因为在杨修死后，曹操曾经给杨彪写过一封信表示哀悼：“操自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牛孛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苞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骅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书中有“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一句，表明杨修是死于军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杨修是死于曹操征关羽的“军摩陂”军中。
杨修死的罪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死因比较复杂，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上的两大因素。
一，杨修犯了古代皇室权利之争中的大忌，参与了夺嫡之争。
二，杨彪、杨修本人的身份及政治观念与曹魏***的利益有冲突，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而政治观念杨彪和杨修又都与孔融及弥衡等清议复古派是一路，所以又因此见忌。
杨修在初任丞相主簿时，应该说还是比较为曹操所信任的，《三国志》《曹植传》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又有“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观这两段，说明两个问题，一，杨修才华出众，所以才会为曹操任以“总知外内”的主薄一职，而且“事皆称意”，这样来说，曹操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他比较看重而且是信任的，不然，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他。二，由“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一句可见，当时连魏太子曹丕也要巴结他，而其中的“并”“争”二字，又说明有很多人在巴结他，非是太子一人，可以想见他当时地位之重要。反过来说，这个又可以证明杨修这个时候应该深得曹操信任和倚重的府吏，而且关系比较密切，不然无由出现“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的情况。
在当时，曹操对曹丕和曹植两人由谁来做太子继承魏王一事是颇为犹豫的。
曹植字子建，才华横溢，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文学家。虽然曹丕文亦可观，但是就文学才华来说，偏长于书札，于诗赋上的造诣比之乃弟曹植还是颇有距离的，所以作为本身就文***极好的三国时期集军事家、政治家、诗人等诸多名号集于一身的曹操，也许开始在心里更倾向于曹植一点。因为曹操此人身上本来就颇具诗人狂放不羁的气质，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而曹植颇有乃父之风，《曹植传》说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又说他自小就善于作文，“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柰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所以曹操对他“特见宠爱”。本传记载“（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也就是说，好几次曹植就差点做了太子，这其中作为曹植智囊集团中坚的丁仪、丁廙、杨修等人起了不小的作用，只是丁仪、丁廙兄弟与曹丕本就有私怨，***的起因是因为曹操有感于丁仪父亲劝自己迎汉献帝的功德，便想把女儿嫁给丁仪，结果曹丕劝阻说丁仪的眼睛不好而事止，因此丁仪没有娶到魏公主，所以丁氏兄弟便怀恨在心开始大力支持曹植夺嫡（1）。杨修作为曹操身边的亲信，当然必定是曹植和曹丕的争夺对象了。曹植做为一个名闻天下的才子，或许更对杨修的胃口，而曹植这个时候“特见宠爱”又兼主动示好，杨修遂顺水推舟加入曹植一方参与了这次残酷的夺嫡之争（2）。
但是，曹植和曹丕虽然在文学才华上是曹植占优，在政治和军事才能上应该说曹丕要胜一筹。而且两人身边智囊集团的构成也不一样，曹丕的智囊是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晋书》云这四人在曹丕身边号称为四友，这四人中，司马懿、陈群的政治才能以及谋略应该说公认是汉魏谋士和大臣中的上上之选，吴质心计深沉，文才也佳，朱铄事无记载，不过他的官位是中领军，相当于现在的政委一职，应该也不会是个好相与的角色。而曹植的智囊清一色的是文士，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经验，远不如司马懿、陈群、吴质之流的老谋深算，这样在斗争中自然就差了一截。《三国志》《曹植传》裴注中就有号称“有才策”的杨修和当时仅是朝歌长的吴质在斗智中败下阵去的记载，而且因此直接导致了曹操对曹植为人的怀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质可谓知己知彼矣，杨修空负才名，可惜不及吴质的老谋深算，所思所行被其料中，因而反被暗算了一把，还连带了主子曹植受疑，真是有苦说不出。其余如解曹操在新建的园门中加“活”字为嫌阔，曹操写“一合酥”解为一人一口酥，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为“绝妙好辤（辞）”等等（3），都只能说明杨修的聪慧，然而只能说是小聪明，说过点甚至可以说只是猜文字谜的工夫好，并没有见他与丁氏兄弟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什么建树可言。此后，曹丕因为曹植的文***极好，自己实在不是他对手，心里颇为着急，以至“怅然自失”，吴质又一次逆转了形势，致使曹操再次对曹植有了看法：“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4），吴质可谓善解人意也，这个工夫比之杨修的解字谜工夫要实用多了。
曹丕于是就这样在四友的策划下，于夺嫡的争斗中逐渐占了上风。同时他又适时地展开了公关攻势，塑造自己的形象，“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曹操）宫人左右，并为之说”（5），同时拉拢曹操手下的谋士重臣贾诩等人，再加上曹植身上诗人的狂放风格经常发作，“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6），曹植开始逐渐失宠。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曹植在魏国的都城邺城奔驰于弛道中。弛道，是曹操做为魏王的专用道路，曹植这样做，可以说已经以魏王自居了，所以曹操大怒，结果是“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7）。曹丕最后做太子其中起最重要作用便是曹操谋士贾诩的一句话，《三国志》《贾诩》传说：“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虽然有诗人气质，但首先是个政治家，贾诩让他看到了那个时代在立嗣问题上废长立幼的利弊和前车之鉴，对于他来说，他死后维持***的安定和长久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一切都可以让路，包括自己个人的好恶。而郭嘉、荀彧等人对他的长处评价中就有“善断”一说，所以他马上做出了决断，于建安二十二年，立曹丕为魏太子。 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曾经有意疏远曹植，但是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是比较缺乏政治上的应变能力的。
然而曹操在处理完了立嗣的问题后，马上从政治角度出发，考虑到了曹植和曹丕争嗣的后果不能小看，因为两人周围都有一群谋士，而曹操是深知谋士力量的，所以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在救曹仁的军中将杨修估计是随便按了个什么罪名就斩首了。《三国志》是这样说的：“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这里，首先说了“终始之变”，再加上杨修“有才策”，又是“袁氏之甥”，所以杀了他。可见杨修除了因为参与了夺嫡的原因被杀以外，还有的原因就是“有才策”和“袁氏之甥”。
不过单是有才策，是不会被曹操杀头的。曹操手下，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鲤不可胜数，奇变横生的贾诩，深通兵法和政治的荀彧、荀攸叔侄，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这些人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远过于杨修，却没有一个因为有才而遭曹操忌杀的。单是“袁氏之甥”也不会被杀，象庞德在马超手下就已经具勇名，他的亲哥哥又在刘备手下为官，曹操一样用他和曹仁一起对付关羽（9）可见就算有才又是袁术外甥，也不至于被杀。这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杨修和曹操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所以才遭忌。
杨修的父亲杨彪，是个正统的儒学家，曹操则是个不拘小节的改革派。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的时候，杨彪是尚书令，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角色，就已经对曹操有所看法。“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又“（建安）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10），案《三国志》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夏五月才进为魏王，而此云“（建安）十一年……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则可见并不仅仅因为是杨彪因为“见汉祚将终”才这样的。其中原因是就是因为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觐见天子而“彪色不悦”。所以曹操紧接着就以兴平二年袁术僭号天子的事情株连杨彪，理由是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意图除去这个政敌。这个时候，另一个与曹操在政治上始终是对立，又与杨彪交好的大臣孔融听说了，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来曹操处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辩解道：“此国家之意。”孔融当即说：“***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又继续要挟曹操“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这个时候在朝中的根基还没有稳，羽翼尚未丰满，还要借助孔融等名士来收买人心，于是不得已“遂理出彪”。但孔融此人，也是一个长于清谈的狂放之士，几次在曹操推行新令的时候和曹操过不去。又冷嘲热讽。当时因为战乱频起，天又灾荒，民不聊生，所以曹操下令禁酒以节粮，孔融就去书讽刺曹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御史大夫郗虑知道这个事情后，便“免融官”，那知道他“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还“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操破袁绍后，曹丕娶绍子袁熙的夫人甄氏为妻，他又调侃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因为孔融博学，还以为是书传所记，就问孔融出处，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11），所以孔融终于被曹操找个借口杀了。和他最相得的弥衡，也因为看不起曹操，被放逐到刘表那里，结果也不讨刘表喜欢，被刘表部将黄祖一刀杀了。弥衡在评论许昌众人的时候，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也就是说只看得起这二人，其他人不足道。而孔融推崇刘备更过于曹操，他们对曹操以及曹魏的重臣如荀彧、陈群、司马懿等是很看不起的（12），因此可以说处处与曹魏***作对，可惜又没有政治和军事上可以对抗的能力和实力，因此只好在口头上占些便宜，最终被曹操一个个地斩除了。所以杨修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隶属于曹操对立面的政治阵营的一员，并非是仅仅因为有才与是袁术的外甥才死的。
说到此处，杨修的死因也基本上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前面说过的有关杨修的两则故事。
一个是关于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事。
查此事出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原文有：“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几句，案《后汉书．曹娥传》：“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考曹娥碑碑文有“上虞县令度尚字博平***邯郸淳字子礼撰”的字样（13），上虞，县名，秦始皇二十五年置，古隶会稽郡。所以这个碑是在会稽，又据清光绪《上虞县志》载：“曹娥庙在十都曹娥江西岸，旧在江东，属上虞，后以风潮啮坏，移置今处，隶会稽”，所以这个碑是在现在的绍兴上虞，曹操一生没有过江南，可以很明确地推断这个事情是纯粹虚构的。或许罗贯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三国演义》里将这个事情演化到是曹操过蓝田的蔡文姬家里，看见了碑文的拓本来掩盖这个明显的纰漏，也算是用心良苦。另外说句题外话，曹娥碑现在尚存，我曾经去看过，不过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上虞县长度尚立的碑早已散失。后来在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也曾经到庙书曹娥碑，文字由新安吴茂先镌刻。此碑绢本手迹现存辽宁博物馆，上有梁代徐僧权、满骞、怀充等人题名，还有韩愈、宋高宗等人题款。而现存的曹娥碑系在宋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由王安石女婿蔡卞重书的。此碑高2．3米，宽1米，为行楷体，笔力遒劲，流畅爽利，在我国书法史上较高的地位，由于已历千年，所以可称是弥足珍贵。
第二个是关于杨修解曹操的“一合酥”为“一人一口酥”的问题。我因为受一位任职于中学的好友之托作此文，所以发现在现行的初中课文《杨修之死》中有“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于案头”一句。在这里，这个“盒”我认为应该是“合”字。因为按照《汉书·律历志》曰：“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则这里的“一合”，应该是个计量单位，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一包”或者“一盒子”的意思；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合”又读gě，容量单位；再查《说文解字》中只收有“合”字，并无“盒”字，而《说文解字》是由许慎（约公元54年一149年）编纂的，因此应该在三国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盒”字；而且，古人写字是竖写的，如果是“盒”字就应该念成“一人一口皿酥”，这样就解释不通了，只有是“合”才可以说得通；所以“盒”字的产生可能是由后人取“皿”字的储物之意与“合”字的其中一个字义结合衍生而来的。或许作为课文的编者只考虑了用字的规范性而没有考虑到古代根本就没有“盒”这个字，因此用了“盒”字。但是，做为一个历史故事，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历史上文字的用法，而且以现在的用法，是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故事的，所以还是用“合”字，然后在后面加个注解解释一下比较好，不然，难免有误导之嫌。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出生于公元一七五年，死于公元二一九年，卒时方四十四岁。杨氏家世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东汉末年的袁氏世家并驾齐驱，声名显赫。《后汉书》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而杨氏一门家学亦颇渊源，《后汉书》记载杨震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而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震子杨秉“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秉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赐子杨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是以杨氏一门，于东汉末年中的才学声名，几与孔氏世家并驾，而官爵显赫犹有过之。
杨修因为家学渊源而人又聪慧，所以当时颇有令名。（注：时常见有人将《世说新语》中“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一则中的杨修误为此杨修，实则非也，《启颜录》之记载明言此杨修为“晋杨修”，而孔君平也是晋人，事颇明，是以两个杨修非是一人），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又任丞相府主簿。《三国志》云“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后来于建安二十四年秋被曹操处死（杨修墓现在华山脚下的河湾村附近，今仅存墓碑一通，立于村西南魏长城遗址上），杨修死后约三个月曹操亦亡故。
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杨修死是因为“恃才放旷”，又遭曹操忌才，所以在征汉中的时候为曹操借口“鸡肋”一事被杀。其实不然，历史上的杨修并没有死于汉中，而且杨修的死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所拥有的才华。
首先，我们来说说杨修死于何处以及曹操有没有在汉中因为“鸡肋”一事而杀他的问题。所谓“鸡肋”一事的确有，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杨彪、杨修附录，意同而言词稍异，《后汉书》中的全文如下：“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着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文中并没有说曹操因为“鸡肋”一事而杀杨修，尤其是后面有“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一句，说明这件事只是举个例而已，说杨修的死，也只说“因事杀之”，则这个事可以很多“事”，不见得就是“鸡肋”一事。又按《三国志》《曹植传》中裴注云：“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则明确地说杨修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再查《三国志》《武帝纪》得知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活动如下：“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按此处记载，曹操在三月进军汉中，“夏五月”已经回长安，八、九月间自洛阳南下救曹仁至摩陂时关羽已破，于是在冬十月回军洛阳，此后未再复至汉中。杨修既然是死于二十四年秋，而他死后百余日而曹操亡故，按曹***于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因此杨修应该大约死于曹操救曹仁期间的二十四年九月中，不超过“冬十月”。所以杨修不当是为坐“鸡肋”一事而死于汉中。又因为在杨修死后，曹操曾经给杨彪写过一封信表示哀悼：“操自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牛孛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苞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骅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书中有“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一句，表明杨修是死于军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杨修是死于曹操征关羽的“军摩陂”军中。
杨修死的罪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死因比较复杂，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上的两大因素。
一，杨修犯了古代皇室权利之争中的大忌，参与了夺嫡之争。
二，杨彪、杨修本人的身份及政治观念与曹魏***的利益有冲突，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而政治观念杨彪和杨修又都与孔融及弥衡等清议复古派是一路，所以又因此见忌。
杨修在初任丞相主簿时，应该说还是比较为曹操所信任的，《三国志》《曹植传》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又有“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观这两段，说明两个问题，一，杨修才华出众，所以才会为曹操任以“总知外内”的主薄一职，而且“事皆称意”，这样来说，曹操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他比较看重而且是信任的，不然，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他。二，由“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一句可见，当时连魏太子曹丕也要巴结他，而其中的“并”“争”二字，又说明有很多人在巴结他，非是太子一人，可以想见他当时地位之重要。反过来说，这个又可以证明杨修这个时候应该深得曹操信任和倚重的府吏，而且关系比较密切，不然无由出现“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的情况。
在当时，曹操对曹丕和曹植两人由谁来做太子继承魏王一事是颇为犹豫的。
曹植字子建，才华横溢，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文学家。虽然曹丕文亦可观，但是就文学才华来说，偏长于书札，于诗赋上的造诣比之乃弟曹植还是颇有距离的，所以作为本身就文***极好的三国时期集军事家、政治家、诗人等诸多名号集于一身的曹操，也许开始在心里更倾向于曹植一点。因为曹操此人身上本来就颇具诗人狂放不羁的气质，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而曹植颇有乃父之风，《曹植传》说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又说他自小就善于作文，“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柰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所以曹操对他“特见宠爱”。本传记载“（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也就是说，好几次曹植就差点做了太子，这其中作为曹植智囊集团中坚的丁仪、丁廙、杨修等人起了不小的作用，只是丁仪、丁廙兄弟与曹丕本就有私怨，***的起因是因为曹操有感于丁仪父亲劝自己迎汉献帝的功德，便想把女儿嫁给丁仪，结果曹丕劝阻说丁仪的眼睛不好而事止，因此丁仪没有娶到魏公主，所以丁氏兄弟便怀恨在心开始大力支持曹植夺嫡（1）。杨修作为曹操身边的亲信，当然必定是曹植和曹丕的争夺对象了。曹植做为一个名闻天下的才子，或许更对杨修的胃口，而曹植这个时候“特见宠爱”又兼主动示好，杨修遂顺水推舟加入曹植一方参与了这次残酷的夺嫡之争（2）。
但是，曹植和曹丕虽然在文学才华上是曹植占优，在政治和军事才能上应该说曹丕要胜一筹。而且两人身边智囊集团的构成也不一样，曹丕的智囊是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晋书》云这四人在曹丕身边号称为四友，这四人中，司马懿、陈群的政治才能以及谋略应该说公认是汉魏谋士和大臣中的上上之选，吴质心计深沉，文才也佳，朱铄事无记载，不过他的官位是中领军，相当于现在的政委一职，应该也不会是个好相与的角色。而曹植的智囊清一色的是文士，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经验，远不如司马懿、陈群、吴质之流的老谋深算，这样在斗争中自然就差了一截。《三国志》《曹植传》裴注中就有号称“有才策”的杨修和当时仅是朝歌长的吴质在斗智中败下阵去的记载，而且因此直接导致了曹操对曹植为人的怀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质可谓知己知彼矣，杨修空负才名，可惜不及吴质的老谋深算，所思所行被其料中，因而反被暗算了一把，还连带了主子曹植受疑，真是有苦说不出。其余如解曹操在新建的园门中加“活”字为嫌阔，曹操写“一合酥”解为一人一口酥，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为“绝妙好辤（辞）”等等（3），都只能说明杨修的聪慧，然而只能说是小聪明，说过点甚至可以说只是猜文字谜的工夫好，并没有见他与丁氏兄弟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什么建树可言。此后，曹丕因为曹植的文***极好，自己实在不是他对手，心里颇为着急，以至“怅然自失”，吴质又一次逆转了形势，致使曹操再次对曹植有了看法：“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4），吴质可谓善解人意也，这个工夫比之杨修的解字谜工夫要实用多了。
曹丕于是就这样在四友的策划下，于夺嫡的争斗中逐渐占了上风。同时他又适时地展开了公关攻势，塑造自己的形象，“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曹操）宫人左右，并为之说”（5），同时拉拢曹操手下的谋士重臣贾诩等人，再加上曹植身上诗人的狂放风格经常发作，“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6），曹植开始逐渐失宠。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曹植在魏国的都城邺城奔驰于弛道中。弛道，是曹操做为魏王的专用道路，曹植这样做，可以说已经以魏王自居了，所以曹操大怒，结果是“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7）。曹丕最后做太子其中起最重要作用便是曹操谋士贾诩的一句话，《三国志》《贾诩》传说：“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虽然有诗人气质，但首先是个政治家，贾诩让他看到了那个时代在立嗣问题上废长立幼的利弊和前车之鉴，对于他来说，他死后维持***的安定和长久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一切都可以让路，包括自己个人的好恶。而郭嘉、荀彧等人对他的长处评价中就有“善断”一说，所以他马上做出了决断，于建安二十二年，立曹丕为魏太子。 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曾经有意疏远曹植，但是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是比较缺乏政治上的应变能力的。
然而曹操在处理完了立嗣的问题后，马上从政治角度出发，考虑到了曹植和曹丕争嗣的后果不能小看，因为两人周围都有一群谋士，而曹操是深知谋士力量的，所以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在救曹仁的军中将杨修估计是随便按了个什么罪名就斩首了。《三国志》是这样说的：“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这里，首先说了“终始之变”，再加上杨修“有才策”，又是“袁氏之甥”，所以杀了他。可见杨修除了因为参与了夺嫡的原因被杀以外，还有的原因就是“有才策”和“袁氏之甥”。
不过单是有才策，是不会被曹操杀头的。曹操手下，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鲤不可胜数，奇变横生的贾诩，深通兵法和政治的荀彧、荀攸叔侄，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这些人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远过于杨修，却没有一个因为有才而遭曹操忌杀的。单是“袁氏之甥”也不会被杀，象庞德在马超手下就已经具勇名，他的亲哥哥又在刘备手下为官，曹操一样用他和曹仁一起对付关羽（9）可见就算有才又是袁术外甥，也不至于被杀。这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杨修和曹操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所以才遭忌。
杨修的父亲杨彪，是个正统的儒学家，曹操则是个不拘小节的改革派。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的时候，杨彪是尚书令，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角色，就已经对曹操有所看法。“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又“（建安）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10），案《三国志》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夏五月才进为魏王，而此云“（建安）十一年……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则可见并不仅仅因为是杨彪因为“见汉祚将终”才这样的。其中原因是就是因为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觐见天子而“彪色不悦”。所以曹操紧接着就以兴平二年袁术僭号天子的事情株连杨彪，理由是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意图除去这个政敌。这个时候，另一个与曹操在政治上始终是对立，又与杨彪交好的大臣孔融听说了，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来曹操处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辩解道：“此国家之意。”孔融当即说：“***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又继续要挟曹操“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这个时候在朝中的根基还没有稳，羽翼尚未丰满，还要借助孔融等名士来收买人心，于是不得已“遂理出彪”。但孔融此人，也是一个长于清谈的狂放之士，几次在曹操推行新令的时候和曹操过不去。又冷嘲热讽。当时因为战乱频起，天又灾荒，民不聊生，所以曹操下令禁酒以节粮，孔融就去书讽刺曹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御史大夫郗虑知道这个事情后，便“免融官”，那知道他“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还“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操破袁绍后，曹丕娶绍子袁熙的夫人甄氏为妻，他又调侃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因为孔融博学，还以为是书传所记，就问孔融出处，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11），所以孔融终于被曹操找个借口杀了。和他最相得的弥衡，也因为看不起曹操，被放逐到刘表那里，结果也不讨刘表喜欢，被刘表部将黄祖一刀杀了。弥衡在评论许昌众人的时候，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也就是说只看得起这二人，其他人不足道。而孔融推崇刘备更过于曹操，他们对曹操以及曹魏的重臣如荀彧、陈群、司马懿等是很看不起的（12），因此可以说处处与曹魏***作对，可惜又没有政治和军事上可以对抗的能力和实力，因此只好在口头上占些便宜，最终被曹操一个个地斩除了。所以杨修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隶属于曹操对立面的政治阵营的一员，并非是仅仅因为有才与是袁术的外甥才死的。
说到此处，杨修的死因也基本上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前面说过的有关杨修的两则故事。
一个是关于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事。
查此事出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原文有：“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几句，案《后汉书．曹娥传》：“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考曹娥碑碑文有“上虞县令度尚字博平***邯郸淳字子礼撰”的字样（13），上虞，县名，秦始皇二十五年置，古隶会稽郡。所以这个碑是在会稽，又据清光绪《上虞县志》载：“曹娥庙在十都曹娥江西岸，旧在江东，属上虞，后以风潮啮坏，移置今处，隶会稽”，所以这个碑是在现在的绍兴上虞，曹操一生没有过江南，可以很明确地推断这个事情是纯粹虚构的。或许罗贯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三国演义》里将这个事情演化到是曹操过蓝田的蔡文姬家里，看见了碑文的拓本来掩盖这个明显的纰漏，也算是用心良苦。另外说句题外话，曹娥碑现在尚存，我曾经去看过，不过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上虞县长度尚立的碑早已散失。后来在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也曾经到庙书曹娥碑，文字由新安吴茂先镌刻。此碑绢本手迹现存辽宁博物馆，上有梁代徐僧权、满骞、怀充等人题名，还有韩愈、宋高宗等人题款。而现存的曹娥碑系在宋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由王安石女婿蔡卞重书的。此碑高2．3米，宽1米，为行楷体，笔力遒劲，流畅爽利，在我国书法史上较高的地位，由于已历千年，所以可称是弥足珍贵。
第二个是关于杨修解曹操的“一合酥”为“一人一口酥”的问题。我因为受一位任职于中学的好友之托作此文，所以发现在现行的初中课文《杨修之死》中有“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于案头”一句。在这里，这个“盒”我认为应该是“合”字。因为按照《汉书·律历志》曰：“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则这里的“一合”，应该是个计量单位，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一包”或者“一盒子”的意思；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合”又读gě，容量单位；再查《说文解字》中只收有“合”字，并无“盒”字，而《说文解字》是由许慎（约公元54年一149年）编纂的，因此应该在三国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盒”字；而且，古人写字是竖写的，如果是“盒”字就应该念成“一人一口皿酥”，这样就解释不通了，只有是“合”才可以说得通；所以“盒”字的产生可能是由后人取“皿”字的储物之意与“合”字的其中一个字义结合衍生而来的。或许作为课文的编者只考虑了用字的规范性而没有考虑到古代根本就没有“盒”这个字，因此用了“盒”字。但是，做为一个历史故事，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历史上文字的用法，而且以现在的用法，是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故事的，所以还是用“合”字，然后在后面加个注解解释一下比较好，不然，难免有误导之嫌。
杨修，字德祖，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人，出生于公元一七五年，死于公元二一九年，卒时方四十四岁。杨氏家世为汉名门，祖先杨喜，汉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高祖杨震、曾祖杨秉、祖杨赐、父杨彪四世历任司空、司徒、太尉三公之位，与东汉末年的袁氏世家并驾齐驱，声名显赫。《后汉书》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俱为东京名族云”。而杨氏一门家学亦颇渊源，《后汉书》记载杨震父宝，“习《欧阳尚书》。哀、平之世，隐居教授”，而杨震“少好学，受《欧阳尚书》于太常桓郁，明经博览，无不穷究。诸儒为之语曰：“关西孔子杨伯起。”常客居于湖，不答州郡礼命数十年……”震子杨秉“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桓帝即位，以明《尚书》征入劝讲……”，秉子杨赐“……少传家学，笃志博闻。常退居隐约，教授门徒，……建宁初，灵帝当受学，诏太傅、三公选通《尚书》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公举赐，乃侍讲于华光殿中……”，赐子杨彪“……少传家学……熹平中，以博习旧闻，公车征拜议郎……”，是以杨氏一门，于东汉末年中的才学声名，几与孔氏世家并驾，而官爵显赫犹有过之。
杨修因为家学渊源而人又聪慧，所以当时颇有令名。（注：时常见有人将《世说新语》中“杨修九岁，甚聪慧。孔君平诣其父，不在。杨修时为君平设。有果杨梅，君平以示修：此实君家果。应声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一则中的杨修误为此杨修，实则非也，《启颜录》之记载明言此杨修为“晋杨修”，而孔君平也是晋人，事颇明，是以两个杨修非是一人），建安中举孝廉，除郎中，又任丞相府主簿。《三国志》云“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后来于建安二十四年秋被曹操处死（杨修墓现在华山脚下的河湾村附近，今仅存墓碑一通，立于村西南魏长城遗址上），杨修死后约三个月曹操亦亡故。
按照《三国演义》***的说法，杨修死是因为“恃才放旷”，又遭曹操忌才，所以在征汉中的时候为曹操借口“鸡肋”一事被杀。其实不然，历史上的杨修并没有死于汉中，而且杨修的死更多的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并不是仅仅因为他所拥有的才华。
首先，我们来说说杨修死于何处以及曹操有没有在汉中因为“鸡肋”一事而杀他的问题。所谓“鸡肋”一事的确有，事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杨震传》中的杨彪、杨修附录，意同而言词稍异，《后汉书》中的全文如下：“修字德祖，好学，有俊才，为丞相曹操主簿，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汉中，欲因讨刘备而不得进，欲守之又难为功，护军不知进止何依。操于是出教，唯曰：“鸡肋”而已。外曹莫能晓，修独曰：“夫鸡肋，食之则无所得，弃之则如可惜，公归计决矣。”乃令外白稍严，操于此回师。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修又尝出行，筹操有问外事，乃逆为答记，敕守舍儿：“若有令出，依次通之。”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状，于此忌修。且以袁术之甥，虑为后患，遂因事杀之。修所着赋、颂、碑、赞、诗、哀辞、表、记、书凡十五篇”，文中并没有说曹操因为“鸡肋”一事而杀杨修，尤其是后面有“修之几决，多有此类”一句，说明这件事只是举个例而已，说杨修的死，也只说“因事杀之”，则这个事可以很多“事”，不见得就是“鸡肋”一事。又按《三国志》《曹植传》中裴注云：“至二十四年秋，公以修前后漏泄言教，交关诸侯，乃收杀之。……修死后百余日而太祖薨”，则明确地说杨修是死于建安二十四年秋，再查《三国志》《武帝纪》得知曹操于建安二十四年的活动如下：“二十四年春正月，仁屠宛，斩音。夏侯渊与刘备战于阳平，为备所杀。三月，王自长安出斜谷，军遮要以临汉中，遂至阳平。备因险拒守。夏五月，引军还长安。秋七月，以夫人卞氏为王后。遣于禁助曹仁击关羽。八月，汉水溢，灌禁军，军没，羽获禁，遂围仁。使徐晃救之。九月，相国锺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冬十月，军还洛阳。孙权遣使上书，以讨关羽自效。王自洛阳南征羽，未至，晃攻羽，破之，羽走，仁围解。王军摩陂。二十五年春正月，至洛阳。权击斩羽，传其首。庚子，王崩于洛阳，年六十六”，按此处记载，曹操在三月进军汉中，“夏五月”已经回长安，八、九月间自洛阳南下救曹仁至摩陂时关羽已破，于是在冬十月回军洛阳，此后未再复至汉中。杨修既然是死于二十四年秋，而他死后百余日而曹操亡故，按曹***于二十五年正月庚子日，因此杨修应该大约死于曹操救曹仁期间的二十四年九月中，不超过“冬十月”。所以杨修不当是为坐“鸡肋”一事而死于汉中。又因为在杨修死后，曹操曾经给杨彪写过一封信表示哀悼：“操自与足下同海内大义，足下不遗，以贤子见辅。比中国虽靖，方外未夷，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贤子，恃豪父之势，每不与我同怀。即欲直绳，顾颇恨恨。谓其能改，遂转宽舒。复即宥贷，将延足下尊门大累，便令刑之。念卿父息之情，同此悼楚，亦未必非幸也。谨赠足下锦裘二领，八节银角桃杖一枝，青毡床褥三具，官绢五百匹，钱六十万，画轮四望通幰七香车一乘，青牛孛牛二头，八百里骅骝马一匹，赤戎金装鞍辔十副，铃苞一具，驱使二人，并遗足下贵室错彩罗縠裘一领。织成骅一量，有心青衣二人，长奉左右。所奉虽薄，以表吾意。足下便当慨然承纳，不致往返。”书中有“今军征事大，百姓骚扰。吾制钟鼓之音，主簿宜守”一句，表明杨修是死于军事，因此我们可以肯定杨修是死于曹操征关羽的“军摩陂”军中。
杨修死的罪名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但是他的死因比较复杂，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上的两大因素。
一，杨修犯了古代皇室权利之争中的大忌，参与了夺嫡之争。
二，杨彪、杨修本人的身份及政治观念与曹魏***的利益有冲突，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杨修是袁术的外甥，而政治观念杨彪和杨修又都与孔融及弥衡等清议复古派是一路，所以又因此见忌。
杨修在初任丞相主簿时，应该说还是比较为曹操所信任的，《三国志》《曹植传》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又有“是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观这两段，说明两个问题，一，杨修才华出众，所以才会为曹操任以“总知外内”的主薄一职，而且“事皆称意”，这样来说，曹操在这个时候应该是对他比较看重而且是信任的，不然，不会把这个职位交给他。二，由“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一句可见，当时连魏太子曹丕也要巴结他，而其中的“并”“争”二字，又说明有很多人在巴结他，非是太子一人，可以想见他当时地位之重要。反过来说，这个又可以证明杨修这个时候应该深得曹操信任和倚重的府吏，而且关系比较密切，不然无由出现“自魏太子已下，并争与交好”的情况。
在当时，曹操对曹丕和曹植两人由谁来做太子继承魏王一事是颇为犹豫的。
曹植字子建，才华横溢，是我国历史上着名的文学家。虽然曹丕文亦可观，但是就文学才华来说，偏长于书札，于诗赋上的造诣比之乃弟曹植还是颇有距离的，所以作为本身就文***极好的三国时期集军事家、政治家、诗人等诸多名号集于一身的曹操，也许开始在心里更倾向于曹植一点。因为曹操此人身上本来就颇具诗人狂放不羁的气质，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太祖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而曹植颇有乃父之风，《曹植传》说他“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又说他自小就善于作文，“年十岁馀，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柰何倩人？”时邺铜爵台新城，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所以曹操对他“特见宠爱”。本传记载“（曹）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等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也就是说，好几次曹植就差点做了太子，这其中作为曹植智囊集团中坚的丁仪、丁廙、杨修等人起了不小的作用，只是丁仪、丁廙兄弟与曹丕本就有私怨，***的起因是因为曹操有感于丁仪父亲劝自己迎汉献帝的功德，便想把女儿嫁给丁仪，结果曹丕劝阻说丁仪的眼睛不好而事止，因此丁仪没有娶到魏公主，所以丁氏兄弟便怀恨在心开始大力支持曹植夺嫡（1）。杨修作为曹操身边的亲信，当然必定是曹植和曹丕的争夺对象了。曹植做为一个名闻天下的才子，或许更对杨修的胃口，而曹植这个时候“特见宠爱”又兼主动示好，杨修遂顺水推舟加入曹植一方参与了这次残酷的夺嫡之争（2）。
但是，曹植和曹丕虽然在文学才华上是曹植占优，在政治和军事才能上应该说曹丕要胜一筹。而且两人身边智囊集团的构成也不一样，曹丕的智囊是司马懿、陈群、吴质、朱铄，《晋书》云这四人在曹丕身边号称为四友，这四人中，司马懿、陈群的政治才能以及谋略应该说公认是汉魏谋士和大臣中的上上之选，吴质心计深沉，文才也佳，朱铄事无记载，不过他的官位是中领军，相当于现在的政委一职，应该也不会是个好相与的角色。而曹植的智囊清一色的是文士，没有什么政治和军事经验，远不如司马懿、陈群、吴质之流的老谋深算，这样在斗争中自然就差了一截。《三国志》《曹植传》裴注中就有号称“有才策”的杨修和当时仅是朝歌长的吴质在斗智中败下阵去的记载，而且因此直接导致了曹操对曹植为人的怀疑：“修年二十五，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与丁仪兄弟，皆欲以植为嗣。太子患之，以车载废簏，内朝歌长吴质与谋。修以白太祖，未及推验。太子惧，告质，质曰：“何患？明日复以簏受绢车内以惑之，修必复重白，重白必推，而无验，则彼受罪矣。”世子从之，修果白，而无人，太祖由是疑焉”，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吴质可谓知己知彼矣，杨修空负才名，可惜不及吴质的老谋深算，所思所行被其料中，因而反被暗算了一把，还连带了主子曹植受疑，真是有苦说不出。其余如解曹操在新建的园门中加“活”字为嫌阔，曹操写“一合酥”解为一人一口酥，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为“绝妙好辤（辞）”等等（3），都只能说明杨修的聪慧，然而只能说是小聪明，说过点甚至可以说只是猜文字谜的工夫好，并没有见他与丁氏兄弟在政治和军事上有什么建树可言。此后，曹丕因为曹植的文***极好，自己实在不是他对手，心里颇为着急，以至“怅然自失”，吴质又一次逆转了形势，致使曹操再次对曹植有了看法：“魏王尝出征，世子及临菑侯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悦焉。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4），吴质可谓善解人意也，这个工夫比之杨修的解字谜工夫要实用多了。
曹丕于是就这样在四友的策划下，于夺嫡的争斗中逐渐占了上风。同时他又适时地展开了公关攻势，塑造自己的形象，“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曹操）宫人左右，并为之说”（5），同时拉拢曹操手下的谋士重臣贾诩等人，再加上曹植身上诗人的狂放风格经常发作，“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6），曹植开始逐渐失宠。这个时候又出了一件大事，就是曹植在魏国的都城邺城奔驰于弛道中。弛道，是曹操做为魏王的专用道路，曹植这样做，可以说已经以魏王自居了，所以曹操大怒，结果是“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7）。曹丕最后做太子其中起最重要作用便是曹操谋士贾诩的一句话，《三国志》《贾诩》传说：“是时，文帝为五官将，而临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党与，有夺宗之议。文帝使人问诩自固之术，诩曰：“愿将军恢崇德度，躬素士之业，朝夕孜孜，不违子道。如此而已。”文帝从之，深自砥砺。太祖又尝屏除左右问诩，诩嘿然不对。太祖曰：“与卿言而不答，何也？”诩曰：“属适有所思，故不即对耳。”太祖曰：“何思？”诩曰：“思袁本初、刘景升父子也。”太祖大笑，于是太子遂定”。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曹操虽然有诗人气质，但首先是个政治家，贾诩让他看到了那个时代在立嗣问题上废长立幼的利弊和前车之鉴，对于他来说，他死后维持***的安定和长久才是第一位的，其他所有一切都可以让路，包括自己个人的好恶。而郭嘉、荀彧等人对他的长处评价中就有“善断”一说，所以他马上做出了决断，于建安二十二年，立曹丕为魏太子。 杨修在曹植失宠后，曾经有意疏远曹植，但是因为曹植毕竟是曹操的儿子，所以不敢过于明显，还是保持了一定的来往密度。从这点也可以看出他是比较缺乏政治上的应变能力的。
然而曹操在处理完了立嗣的问题后，马上从政治角度出发，考虑到了曹植和曹丕争嗣的后果不能小看，因为两人周围都有一群谋士，而曹操是深知谋士力量的，所以终于在建安二十四年秋，在救曹仁的军中将杨修估计是随便按了个什么罪名就斩首了。《三国志》是这样说的：“太祖既虑终始之变，以杨修颇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于是以罪诛修”。
这里，首先说了“终始之变”，再加上杨修“有才策”，又是“袁氏之甥”，所以杀了他。可见杨修除了因为参与了夺嫡的原因被杀以外，还有的原因就是“有才策”和“袁氏之甥”。
不过单是有才策，是不会被曹操杀头的。曹操手下，谋士能臣犹如过江之鲤不可胜数，奇变横生的贾诩，深通兵法和政治的荀彧、荀攸叔侄，有胆有谋的程昱等等，这些人军事和政治上的能力远过于杨修，却没有一个因为有才而遭曹操忌杀的。单是“袁氏之甥”也不会被杀，象庞德在马超手下就已经具勇名，他的亲哥哥又在刘备手下为官，曹操一样用他和曹仁一起对付关羽（9）可见就算有才又是袁术外甥，也不至于被杀。这第二个原因，其实是因为杨修和曹操等人的政治观点不同，所以才遭忌。
杨修的父亲杨彪，是个正统的儒学家，曹操则是个不拘小节的改革派。在建安元年，曹操迎汉献帝都许昌的时候，杨彪是尚书令，也就是相当于丞相的角色，就已经对曹操有所看法。“建安元年，从东都许。时天子新迁，大会公卿，兖州刺史曹操上殿，见彪色不悦，恐于此图之，未得宴设，托疾如厕，因出还营”，又“（建安）四年，复拜太常，十年免。十一年，诸以恩泽为侯者皆夺封。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10），案《三国志》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天子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命曹操为魏公，二十一年夏五月才进为魏王，而此云“（建安）十一年……彪见汉祚将终，遂称脚挛不复行，积十年”，则可见并不仅仅因为是杨彪因为“见汉祚将终”才这样的。其中原因是就是因为建安元年的时候，曹操觐见天子而“彪色不悦”。所以曹操紧接着就以兴平二年袁术僭号天子的事情株连杨彪，理由是杨彪夫人是袁术的女儿，意图除去这个政敌。这个时候，另一个与曹操在政治上始终是对立，又与杨彪交好的大臣孔融听说了，连朝服也来不及穿就来曹操处说：“杨公四世清德，海内所瞻。《周书》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以袁氏归罪杨公。《易》称‘积善余庆’，徒欺人耳。”曹操辩解道：“此国家之意。”孔融当即说：“***使成王杀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又继续要挟曹操“今横杀无辜，则海内观听，谁不解体！孔融鲁国男子，明日便当拂衣而去，不复朝矣。”曹操这个时候在朝中的根基还没有稳，羽翼尚未丰满，还要借助孔融等名士来收买人心，于是不得已“遂理出彪”。但孔融此人，也是一个长于清谈的狂放之士，几次在曹操推行新令的时候和曹操过不去。又冷嘲热讽。当时因为战乱频起，天又灾荒，民不聊生，所以曹操下令禁酒以节粮，孔融就去书讽刺曹操说：“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锺，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御史大夫郗虑知道这个事情后，便“免融官”，那知道他“虽居家失势，而宾客日满其门”，还“常叹曰：“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操破袁绍后，曹丕娶绍子袁熙的夫人甄氏为妻，他又调侃道：“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因为孔融博学，还以为是书传所记，就问孔融出处，孔融就说：“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11），所以孔融终于被曹操找个借口杀了。和他最相得的弥衡，也因为看不起曹操，被放逐到刘表那里，结果也不讨刘表喜欢，被刘表部将黄祖一刀杀了。弥衡在评论许昌众人的时候，说：“大儿孔文举，小儿杨德祖”，也就是说只看得起这二人，其他人不足道。而孔融推崇刘备更过于曹操，他们对曹操以及曹魏的重臣如荀彧、陈群、司马懿等是很看不起的（12），因此可以说处处与曹魏***作对，可惜又没有政治和军事上可以对抗的能力和实力，因此只好在口头上占些便宜，最终被曹操一个个地斩除了。所以杨修死的第二个原因，是他隶属于曹操对立面的政治阵营的一员，并非是仅仅因为有才与是袁术的外甥才死的。
说到此处，杨修的死因也基本上说完了，我们再来说说前面说过的有关杨修的两则故事。
一个是关于解蔡邕题邯郸淳撰的曹娥碑“黄绢幼妇，外孙齑臼”事。
查此事出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原文有：“魏武尝过曹娥碑下，杨修从。碑背上见题作‘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字，魏武谓修曰：“卿解不？’答曰：“解’”几句，案《后汉书．曹娥传》：“元嘉元年县长度尚，改葬娥于江南道旁，为立碑”，考曹娥碑碑文有“上虞县令度尚字博平***邯郸淳字子礼撰”的字样（13），上虞，县名，秦始皇二十五年置，古隶会稽郡。所以这个碑是在会稽，又据清光绪《上虞县志》载：“曹娥庙在十都曹娥江西岸，旧在江东，属上虞，后以风潮啮坏，移置今处，隶会稽”，所以这个碑是在现在的绍兴上虞，曹操一生没有过江南，可以很明确地推断这个事情是纯粹虚构的。或许罗贯中也发现了这个问题，所以在他的《三国演义》里将这个事情演化到是曹操过蓝田的蔡文姬家里，看见了碑文的拓本来掩盖这个明显的纰漏，也算是用心良苦。另外说句题外话，曹娥碑现在尚存，我曾经去看过，不过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上虞县长度尚立的碑早已散失。后来在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王羲之也曾经到庙书曹娥碑，文字由新安吴茂先镌刻。此碑绢本手迹现存辽宁博物馆，上有梁代徐僧权、满骞、怀充等人题名，还有韩愈、宋高宗等人题款。而现存的曹娥碑系在宋元佑八年（公元1093年）由王安石女婿蔡卞重书的。此碑高2．3米，宽1米，为行楷体，笔力遒劲，流畅爽利，在我国书法史上较高的地位，由于已历千年，所以可称是弥足珍贵。
第二个是关于杨修解曹操的“一合酥”为“一人一口酥”的问题。我因为受一位任职于中学的好友之托作此文，所以发现在现行的初中课文《杨修之死》中有“操自写‘一盒酥’三字于盒上，置于案头”一句。在这里，这个“盒”我认为应该是“合”字。因为按照《汉书·律历志》曰：“十合为升，十升为斗”，则这里的“一合”，应该是个计量单位，而不是我们现在通常意义上的“一包”或者“一盒子”的意思；又，《古汉语常用字字典》中注：“合”又读gě，容量单位；再查《说文解字》中只收有“合”字，并无“盒”字，而《说文解字》是由许慎（约公元54年一149年）编纂的，因此应该在三国的时候应该还没有这个“盒”字；而且，古人写字是竖写的，如果是“盒”字就应该念成“一人一口皿酥”，这样就解释不通了，只有是“合”才可以说得通；所以“盒”字的产生可能是由后人取“皿”字的储物之意与“合”字的其中一个字义结合衍生而来的。或许作为课文的编者只考虑了用字的规范性而没有考虑到古代根本就没有“盒”这个字，因此用了“盒”字。但是，做为一个历史故事，我觉得还是要尊重历史上文字的用法，而且以现在的用法，是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个故事的，所以还是用“合”字，然后在后面加个注解解释一下比较好，不然，难免有误导之嫌。
回答者：海笑2008 - 秀才 二级 11-25 13:43
中国有一个吝啬鬼——严监生，他出自清代作家吴敬梓的长篇***《儒林外史》。
中国作品中的吝啬鬼——严监生（清代***家吴敬梓的长篇讽刺性***《儒林外史》）严监生名严大育，字致和，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虽则胆小，但并非善良之辈。他妻子病卧在床，生命垂危，侧室赵氏***意殷勤，骗取正妻王氏答应把她扶为正房，王氏刚一吐话，严监生“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只这一件事，就把严监生外柔内奸、心狠情薄的性格本质揭示出来了。从整个一回看，严监生替哥哥还钱，贿赂王德王仁，与赵氏完婚，为王氏办丧事等等，一年之内，着实花了不少钱，单发丧就用去四五千两银子，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大方。正相反，严监生是个典型的悭吝鬼，他花费的银子，实在都出于不得已，有两个细节可以使读者体悟到严监生性格深处的苛刻贪吝：其一，当王氏死后，赵氏提起要送与两位舅爷赶考盘程银子时，严监生听而不言，“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这个猝然之间的暗暗发狠的动作，正是他此刻怜惜银子、憎恶两个舅爷的心理流露。其二，严监生临终之际，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肯断气，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妈等人都上前猜度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还是赵氏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根灯草，他方才点点头，咽了气。这细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著名的一例，它对那些悭吝乡绅的揭露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也为严监生的性格塑造添上了极传神的一笔。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严监生性格的复杂性。他的性格中有悭吝的一面，也有卑微可怜的一面，还有不乏人情的一面。他以金钱作为护身符，来消灾弭难，苟且偷安。正妻王氏病后，他延请名医，煎服人参，毫不含糊。王氏死后，他深情悼念，“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这不是“做戏”的眼泪，诚如闲斋老人的评语：“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这里写出了他具有人情的一面。由于他没有家族优势，至死也怕严老大，他活得卑微，死得窝囊。至于对财产的聚敛，主要靠两种方式：一是靠剥削来占有；二是靠惨淡经营，精打细算，甚至靠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他爱财、聚财，但有时不乏慷慨。这是与他没有家族优势，没有功名地位的处境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并不甘心屈从别人，这种心态在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中充分地揭示出来了，他说：“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样，终日受大房的气。”在他的心目中，除了金钱之外，还得有功名权势，只有如此，才可以活得威风凛凛。临终前的一席话，可谓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总之，他是一个在统治阶级中被人捉弄的人物，他有吝啬、薄情的一面，又不乏人情味。对严监生这个人物的畸形灵魂多层面发掘，有利于全面领会作者深邃的用心和婉转多姿的笔力。
简介吴敬梓及其《儒林外史》
1、吴敬梓（1701—1754年），字敏轩，一字文木，号粒民，清代***家，汉族，安徽全椒 人。清代最伟大的***家之一。因家有“文木山房”，所以晚年自称“文林山人”，又因自家乡安徽全椒移至江苏南京秦淮河畔，故又称“秦淮寓客”。（现存吴敬梓手写《兰亭序》中盖有印章：“全椒吴敬梓号粒民印”），幼即颖异，善记诵。稍长，补官学***员。尤精《文选》，赋援笔立成。不善治生，性豪迈，不数年，旧产挥霍俱尽，时或至于绝粮。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巡抚赵国辚举以应“博学鸿词”，不赴(参加了学院，抚院及督院***地方考试，因病未延试）。移家金陵，为文坛盟主。又集同志建先贤祠于雨花山麓，祀泰伯以下二百三十人。资不足，售所居屋以成之，家因益贫。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客扬州，尤落拓纵酒。后卒于客中。著有《文木山房诗文集》十二卷（今存四卷）、《文木山房诗说》七卷（今存四十三则）、***《儒林外史》。
2、《儒林外史》***，清代吴敬梓作。五十六回。成书于1749年（乾隆十四年）或稍前，先以抄本传世，初刻于1803年（嘉庆八年）。以写实主义描绘各类人士对于“功名富贵”的不同表现，一方面真实的揭示人性被腐蚀的过程和原因，从而对当时吏治的***、科举的弊端礼教的虚伪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嘲讽；一方面热情地歌颂了少数人物以坚持自我的方式所作的对于人性的守护，从而寄寓了作者的理想。白话的运用已趋纯熟自如，人物性格的刻画也颇为深入细腻，尤其是***用高超的讽刺手法，使该书成为中国古典讽刺文学的佳作。书代表着中国古代讽刺***的高峰，它开创了以***直接评价现实生活的范例。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描写对象的长篇***，也是一部典型的讽刺***。《儒林外史》描写了一些深受八股科举制度毒害的儒生形象，反映了当时世俗风气的败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