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些观念会影响人的言行举止，文章是一个人表达思想的方式和手段，文字体现了这个人的态度和气质，所以一篇好的文章无论是从字体还是从内容，都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该人的特质。
举例：诸葛亮与魏征的公文表现出了风格上差异，诸葛亮的文风诚恳，魏征的文风直接，把这种差异从文如其人的观点上理解，诸葛亮是法家政治家，军事家，他谨慎，事躬亲，头脑清醒，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不敢冒进；魏征虽在皇权斗争中摸爬滚打但不改其耿直心性，他胆识过人，性直不屈，果敢直接。再比较其他著名公文大家的
扬雄认为,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从诗文中可以看出人格的高下,这是最早的“文如其人”的思想.钱锺书认为,人格与文格不是一回事,不能一味地以文观人,因为文也可以饰伪,生活中既有言行一致、文如其人的现象,也有言不符行、文不符人的情况.他认为,文如其人的“文”,不是指“所言之物”,而是指的作品中的格调,格调是作者性格“本相”的自然流露,并非有意为之,我们可以从中领略到其人的创作个性和风度.布封说的“风格即人”,也是指的作家的创作个性.他们重视生成风格的内在的主观方面的因素,找到了探索风格本质的关键,但是忽视了风格与客观内容的联系.歌德看到了这一点,认为风格必须“奠基于最深刻的知识原则上面,奠基在事物的本性上面”.马克思说\x0d得更明白而深刻.他也引用布封的“风格即是人”的话,但作了辩证的解释.他说：“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他认为写作还必须“用事物本身的语言说话,来表达这种事物的本质特征”.他一方面把“用自己的风格去写”,去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看做是作家的权利,另一方面,他又明确要求作家在发挥自己“精神个体性”的时候还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这才是对“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的较全面的理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人生观，这些观念会影响人的言行举止，文章是一个人表达思想的方式和手段，文字体现了这个人的态度和气质，所以一篇好的文章无论是从字体还是从内容，都可以很好地反映出该人的特质。
我特别喜欢光风霁月的人，而我识人甚少，对于人性的认识大多还来自书本。
中学时，会不自觉将文章等同人。认为人格一如文品，或如清风朗月，或比汨汨泉流，高山仰止，总会不自觉地生出一种敬畏。
那时， 读不到诗文背后的复杂，察觉不到文过饰非的可能，只是一厢情愿地把文学美等同于所有，“美即正义”。
而慢慢地，我开始想去了解作者，了解诗文的产生。在此过程中，作者的故事展开了，必然地，没有按着我臆想的剧本和情节。
友人也会与我谈及诗文背后种种:? 徐志摩，诗风飘逸俊秀，深情款款，却对张幼仪视若旁骛。既然不爱，何故要娶，何故为了爱情与自由去误了另一个无辜的女人。李白，在仗剑走天涯的同时，可曾想过他的妻子，成就着他万古诗情的另一默默无闻，芳华渐去秋水望断的凭栏人。他为路人留下“霸陵伤别”的诗行，却没为妻儿留下只言片语，周作人与兄的是是非非... ...这是人的另一面，即使声名远播，也不尽能事事周全。
当然，回到他们所处的时代的语境，我们可以找到因由：五四时期的“自由沸腾”，注定会把人烫伤；封建时期的男权氛围，对女性的关照很难细致入微；自古家事从难断……
我提这些并不是要求全责备，苛求人格的完美。布封说“风格即人”，而我认为文学风格也只是人的一个侧面。真诚的作家力求“表里必符”，可“文不逮意”的困扰，古今无异，所以，文如其人倒不如说文见其人。
“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负见古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这是元好问诗论绝句中的一首，说的是魏晋诗人潘岳（安仁）。据说他文辞流于华美，要旨意在高雅，而做人却与此迥然千里，逢迎取巧，渴望依附权贵。《晋书·潘岳传》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他可对权臣车马过后扬起的尘土，下拜。
后来，这件事有不小的争议，纪晓岚就说“不必皆确”。孔稚圭则完全相反：“诱我松桂，欺我云壑……抗尘容而走俗状”。潘岳本人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潘杨之好”的美谈可见情笃。钟嵘《诗品》将其列为上品，“《翰林》叹其翩翩然徒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绡嗀”，文章更华美绮蘼，且看《闲居赋》：
拙政园之名也得于文中“拙者之为政也”一句。他最后说，人生安乐，退求自省。不管他当时为何“拜路尘”，但我们不能仅凭一件事情就认为他虚伪，或者只看文辞就认定他高情千古。但我相信能够出此语的人，定是才学之流。只是面对现实的打压，***都有自己的不得已，或转向反面，或郁郁寡欢，或“斯人独憔悴”。
于艺术，我们可以力求完美，于别人，我们则不能去苛求一种始终如一的“高洁”。这并不等于要求的降低， 只是我们更愿意去关照底线之内，对错是非之外的人性它面，这不就其中一种艺术旨要的追求吗！
列夫·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之中，对安娜无以评判，而将它交予读者；陆川导演在《南京!南京!》设置了“角川”这样一个反思的角色，这并非作者有意要为“坏”留下肆虐的余地和空隙，只想让 “美和善”的光伸向那些容易被忽略寒冷极地。
作为旁观者，我们都难以避免管窥蠡测，如何跳出文章，跳出固有自己，去观世界万千，探生命未知，这才是重点。文可反映人性，可文并不等同与作者，他们也是沧海一栗，于生活于创作难免顾此失彼。从这个层面讲“风格是一种缺陷”。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说：
这种偏离，是艺术创作中的“不可控”。
那回到现实生活中，该如何看待这种“缺陷”，看待“心画心声总失真”呢？
世间，不存在没有瑕疵的人。 志定神移，是人的常态， 我们能够体谅，可以理解那些不得已的“伪饰”。但各行各业都免不了良莠不齐，当一些甚至媚俗的作品涌向大众时，我们不能将其看成以上说的文学，更要警惕被其误导。
且说诗文，有时是作者的倾诉和感叹，以抒胸中块垒；有时，也只是一种想引起关注的手段，他们所展现的只是也只是世界的一面。何况，不是所有的作者都能正其身，再做其文。在这个鱼目混杂的世界，诗文也是一样。我们说被其欺，不如说，不求甚解，被蒙蔽而擅自欺。
而智者也总会透过文章表象，窥探本质！要看到背后的粗砺，甚至不堪，需要慧眼。诗文，绘画，音乐……这一边是甜美的紫葡萄，另一边可以是名利，也可以是高尚。 “辞为肤叶，志实骨髓”。 不是所有文章皆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者难免困囿于一些局限。况且，没有一种智慧可将“真理”尽揽。
文***卓绝之人，即使他写作之时是真诚的，心向高远的，而谁能够保证这就是不变的事实，一如既往，一片冰心。
黄侃说：“犹谓之***浮华而弃忠信也，焉得谓文胜之世士有夸言，质胜之时人皆笃论哉？”与自我与真理相背离的文章，细细读来，总能分辨。读文还要看当下时兴，要看作者有意夸饰和回避的部分。我们试图窥其真相，也只是想更好了解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可能作用于自身的一些负面力量，而能够多一些准备。
从自身的角度讲，人为其人，要多一份对自己的要求，对一份对自己的苛责，这是我对美德的界定。因体谅和宽容而对纰漏不以为意，这不对。如果没有这个要求，自身无疑是在倒退的。于创作者，我们要求精进，于鉴赏者，要求审慎。
不论诗文的世界多令人陶醉，也可以接受它的缺憾和失之偏颇，可是不能认为或者让别人惯性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象也是事实的一种，我们却不可因文恕人。这是体谅之余的另一份要求。
如遇“巧言令色”，可以质疑，但不要抱怨或否定。因为这不是艺术的问题，若果它有机可乘，那自身也有不擅辨识之嫌。不要说真情难留，如果套路能深人心，如果人心被套路占据，那是人的愚昧和损失。
所有的艺术形式，最终还是要回归于人，回归于自身。我们要敬畏，却不可尽信。书里书外，能探知其中差异，或好或坏，甄别珠玉，得其环中，感知生命更细微的脉动和温柔，这是共同的期许。
如何正确理解“文如其人”与“风格即人”的观点。
答：把风格看作是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这是从主体角度来理解，从形成的内在根据上来理解和风格的。这种风格观从作家的气质禀赋、人格个性和志趣才情等方面来把握风格的特征，具有言语分析所不及的一面，无疑是必要的。所以“文如其人”“风格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