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的车轮驶入东周（春秋）后，周王室的领地逐年在缩小，周天子的权威逐步在削弱，西周“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所替代，但周王室还具有一定的话语权，却没有了指挥权。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679年，为春秋初期的九十年，中原诸侯多在其本国内自相兼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兄弟相残，屡见不鲜，可谓一片混乱状态。北之戎族和狄族，肆劫掠夺于黄河南北两岸；南之荆楚，则并灭汉水流域诸小国，势力达于桐柏山脉[1]、大别山脉[2]以北地区，侵入中原之南部。
在这一时间段，发生的 历史 ***有：
周携王被杀 。公元前771年，因周幽王欲废黜王后申后和太子姬宜臼，另立褒姒为后、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申后之父申侯联络鄫国和犬戎进攻幽王，将幽王杀于骊山脚下，申侯、缯侯及许文公在申国立姬宜臼为周天子，即周平王，随后申、许、郑、晋、秦胁迫平王东迁洛邑（今洛阳），而虢公翰是周幽王的铁杆追随者（虢公翰之父虢石父为周幽王上卿），在携地立姬余臣为周天子，即周携王，形成“二王并立”的局面。公元前750年，晋文侯一为讨好周平王，二为觊觎黄河西岸之土地，向周平王建议：“天无二日，国无两王。携王虽为先王兄弟，但没有得到诸侯公认而擅自称王，实属叛逆，天子应当予以讨伐”。于是晋文侯袭杀携王，结束了二王并立二十年的局面。严格意义上而言，西周最后一任周天子应为周携王。
周郑交恶 。郑国初封在华县（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是个畿内诸侯，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诸侯国，郑桓公于公元前774年迁郑国于河南，建都于郑，郑国由畿内诸侯成为畿外中等诸侯国。公元前771年，犬戎攻陷镐京，郑桓公与周幽王一同遇害，郑武公继承了其父卿士之职位，然郑武公一方面护送周平王东迁洛邑，一方面进一步实施攻灭东虢国和郐国，吞并周边鄢、蔽、补、丹、依、弢（ tāo ）、历、莘八邑，郑国在对外扩张的同时，也乘机霸占王室的权力，引起了周平王严重的忧虑和不满，为遏制郑国，周平王开始宠信虢公忌父，私下委任虢公忌父和郑庄公（公元前744年，郑武公去世，郑庄公继任郑国国君）同时为卿士，以分享郑庄公之权力，郑庄公对此十分不满，王室与郑国产生隔阂，互不信任，随发展到交换质子之程度，周平王将其子狐入郑为人质（狐后来死于郑国），郑国派公子忽常驻王室充当人质，史称“周郑交质”。
公元前720年，周平王去世，周桓王继位，桓王为打击郑国的嚣张气焰，公开任命虢公林父（虢公忌父之子）为卿士，以达到削弱郑庄公权力之目的，王室与郑国的斗争转向了公开化，郑庄公于是派人强行收割了周王畿内温地的小麦和洛邑附近的禾稻 。 公元前717年，郑庄公亲自到洛邑朝拜天子，想借机缓和一下同王室的矛盾，但受到周桓王的冷落，接着又发生了换田***，郑国在没有得到周王许可的情况下，私自同鲁、许等国交换土地，引起了周桓王的恼怒，周、郑由“交质”发展到“交恶”的地步。尖锐的矛盾，终于引发了一场战争——繻葛之战。
繻葛之战 。公元前707年，周桓王免去了郑庄公卿士职务，郑庄公于是拒绝朝觐周桓王，同年秋，周桓王为维护王室尊严，亲率王师并征调陈国、蔡国、卫国三国之军联合进攻郑国，郑庄公则率军迎战周联军于繻葛：虢公林父指挥右军及蔡、卫军；周公黑肩指挥左军及陈军；周桓王为三军统帅，指挥中军。郑庄公***纳郑大夫子元（公子突）的建议：先攻周联军两翼薄弱部分，尔后集中兵力***周中军；郑庄公又***纳高渠弥的建议：将徒兵（步兵）分散战车左右后方，互为掩护，形成“鱼丽之阵”。双方交战，陈军一触即溃，逃离战场，周联军左翼即告解体；蔡仲指挥郑军攻蔡、卫组成的周联军右翼，稍经交锋，蔡、卫军便纷纷败退；周中军受溃兵所扰，阵势顿时大乱，郑庄公立即挥旗总攻，周军大败后撤，桓公本人也身负箭伤，被迫下令脱离战斗。当晚郑庄公委派祭仲前去周营慰问负伤的周桓王及其将领，以示与王室和好之意，并用以缓和两国间的尖锐矛盾。
周桓王惧怕郑国的军队再次袭击，于是拔寨返回周室。郑国虽然胜利，但是郑庄公恐得弑君之罪于列侯，于是也不追赶周桓王。
繻葛之战使周天子威信扫地，只有周天子拥有制作礼乐及发令征伐的权力的传统从此消失。
共叔段之乱 。武姜先后为郑武公诞下两子，即长子寤（ wù ）生和少子段，因寤生为难产而生，段为顺产而生，故武姜偏心于段，但郑武公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的礼法，不肯废除长子寤生的世子身份。前743年，寤生承袭郑国爵位，即郑庄公，武姜向庄公请求，将京邑作为段的封地，然段不遵周礼，将京邑城墙扩建，并又命令郑国的西部和北部的边城在服从国都的命令外，也听从自己的管辖，郑庄公不忍兄弟相残，对段之行为置之不理，庄公的无作为使得段之行为更加变本加厉，段进一步要求西、北两座边城不再接受国都来的命令，郑庄公对段的多次放任，使武姜和段产生了非分之想，欲里应外合，偷袭郑之国都新郑，庄公获悉后，命公子吕讨伐段，段逃至共国（后人称段为共叔段），后公子吕杀段于鄢城，迁庄公母武姜于城颖。
前701年，郑庄公去世，太子忽继位，是为郑昭公，而宋庄公诱蔡仲到宋国，然后胁迫蔡仲立公子突为君，是为郑厉公，郑昭公则出逃至卫国；前6***年，蔡仲迫使郑厉公流亡，迎郑昭公回国复位；前695年，高渠弥和郑昭公一起***时，射杀郑昭公，拥立郑子亹为君；前694年，郑子亹参加首止盟会遭齐襄公。郑庄公死后，其二子公子忽与公子突争位二十余年，郑自此不振。
鲁国弑君频繁 。周平王东迁之时为鲁惠公（前768年至前723年在位），鲁惠公晚年为太子息姑娶宋武公之女仲子，仲子至，鲁惠公见仲子貌美，自纳之，并立为夫人，生子允，惠公遂废太子息姑改立允为太子，及惠公死，群臣立息姑为国君（此时太子允尚小），即鲁隐公，鲁隐公在位期间（前722至前712在位），曾联合齐、郑攻打宋、许两国，公子翚（ huī ）立了大功，导致公子翚在鲁国之专权，在太子允默许下，公子翚于前712年杀鲁隐公，立允为君，即鲁桓公，鲁桓公即位后，娶齐襄公妹妹文姜为夫人，前694年，鲁桓公与夫人文姜到齐国聘问，发现文姜与其兄齐襄公**，于是，齐襄公安排公子彭生杀死了鲁桓公，留文姜于齐，齐襄公再杀彭生以向鲁国交代，桓公嫡长子姬同继位，是为鲁庄公。
卫国公子争位作乱 。公元前735年，卫庄公去世，太子完继位，是为卫桓公；前733年，卫桓公因弟州吁骄横奢侈，便罢免了其职务，州吁于是逃离卫国；前719年，州吁聚集卫国流民，与石厚密谋，弑杀了卫桓公，自立为君，史称卫前废公，卫桓公也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位遭到弑杀的国君，从此弑君成为了惯例；卫国大夫石碏又杀州吁及其子石厚（史称州吁之乱，春秋时史学家左丘明称石碏：“为大义而灭亲，真纯臣也！”），立卫桓公之弟姬晋为君，是为卫宣公；卫宣公与父亲卫庄公的姬妾夷姜私通，生公子伋（ jí ），卫宣公甚是宠爱夷姜，将公子伋立为太子，卫宣公为太子伋娶妇于齐，见齐女貌美而自娶之，遂杀太子伋，改立公子朔为太子；前700年，卫宣公去世，太子朔继位，是为卫惠公，因卫惠公有诽谤原太子伋之疑，引起其他公子怨恨，于是起兵作乱，卫惠公出逃齐国；前696年，立原太子伋同母弟公子默牟为君，是为卫君默牟；前688年，齐襄公率领诸侯联军讨伐卫国，护送卫惠公回国复位，卫君默牟及其他公子逃到周朝，得周惠王收容安置；前675年，卫惠公联合南燕国攻打周朝，周惠王逃至温邑，后居于郑之栎邑，卫、燕两国拥立周惠王之弟王子颓为王（前673年，郑、虢二国联军攻进周朝都城，杀死王子颓和五大夫，周惠王复位，此***史称“子颓之乱”）；前669年，卫惠公去世，公子赤继位，是为卫懿公，卫懿公终日只知奢侈*乐，喜好养鹤，竟赐给鹤官位和俸禄，因此遭致臣民怨恨；前660年，赤狄攻打卫国，卫懿公兵败被杀，齐桓公存亡继绝，派公子无亏率兵驰援卫国，戍守曹邑；前658年，齐桓公在楚丘给卫国筑楚丘城，自此卫国国都从朝哥迁至楚丘，卫国得以复国；卫懿公死后，卫国大臣拥立卫懿公的堂弟公子申于曹邑继位，是为卫戴公。
东门之战。 前719年，卫国州吁弑卫桓公自立，打着郑庄公胞弟共叔段在卫国避难的儿子公孙滑的旗号，通过行贿等手段及宋殇公不满郑国收留他的堂兄公子冯，纠合陈国、蔡国、宋国攻打郑国，围攻郑国的东门，五日后才退兵 。此战不单延续因公孙滑挑起郑、卫之间的战争，更开启了一连串郑庄公与众诸侯（尤其是宋殇公）的战役。
晋国内乱 。公元前770年，晋文侯会同郑武公、秦襄公、卫武公合力勤王，共同护卫周平王完成东迁洛邑；前750年，晋文侯杀周携王，结束周王室长达二十年的二王并立局面，稳定了东周初年的局势。
曲沃代翼：前745年，晋文侯去世，公子伯继位，是为晋昭侯，晋昭侯封其叔父成师于曲沃，史称曲沃桓叔，然曲沃的面积比晋国的都城翼还要大，这违背了周礼，破坏了等级制度；前731年，桓叔去世，其子曲沃庄伯继位；前716年，曲沃庄伯去世，其子曲沃武公继位；前705年冬（史记为前706年），曲沃武公诱杀了晋小子侯，周桓王派虢仲率兵讨伐曲沃武公，阻止了曲沃武公吞并晋国，周桓王立晋哀侯之弟公子缗为晋国国君；前678年，曲沃武公再伐晋侯缗，并杀之，用抢掠来的珍宝器物贿赂新立的周釐（xī）王，周釐王任命曲沃武公为晋君，位列诸侯，曲沃武公改称晋武公。这一 历史 ***称为“曲沃代翼”，又称“曲沃代晋”。小宗篡夺大宗，成为礼乐崩坏的初始指标***。
骊姬之乱。公元前677年，晋武公去世，其子姬诡诸继位，是为晋献公；前672年，晋献公攻打骊戎，得到了骊姬和她妹妹，晋献公对她们姐妹二人十分宠爱，骊姬施计离间了献公与申生、重耳、夷吾父子、兄弟之间的感情，并设计杀死了太子，重耳逃至蒲邑，夷吾逃至屈邑，献公改立骊姬子奚齐为太子；献公病危，嘱托大夫荀息***奚齐继位，然献公死后，晋国内乱，奚齐被里克所杀，年仅十四岁，至晋文公立，晋始复定；前669年，晋献公在其谋士、晋国大夫士蒍（ wěi ）的建议下，围杀原晋国诸公子（即晋侯缗一脉）于聚，并将此地命名为绛，修筑绛城，始定都于绛。
宋国一片混乱 。宋国传至宋殇公时，以孔父嘉为司马，华督为太宰。宋殇公好战，虽在位十年时间，却发生十一次战役，使百姓苦不堪言。
前710年，华督因贪恋孔父嘉之妻的美色，于是杀孔父嘉而夺其妻。宋殇公得知后大怒，华督于是弑杀宋殇公，华督弑杀宋殇公后，为了亲近郑国，从郑国迎回公子冯拥立继位，是为宋庄公，宋庄公在位时期，任用华督为国相，干预郑国国政，迫使郑昭公逃亡卫国，拥立郑厉公为君，此后数年，宋国与郑国之间多次发生战争。
前692年，宋庄公去世，其子宋后湣公继位，是为宋闵公；前689年，宋联合鲁、齐、陈、蔡四国攻打卫国；公元前684年，宋国、齐国两军联合攻打鲁国，鲁军在乘丘打败宋军，史称乘丘之战；公元前683年，宋闵公因南宫长万与其争夺猎物而恼怒，于是辱骂南宫长万是俘虏，南宫长万便怨恨宋闵公，于前682年宋闵公、大夫仇牧、太宰华督，拥立公子游为君，宋国诸公子纷纷逃亡，同年，萧叔大心与宋国公族杀死公子游，立公子御说为君，是为宋桓公，后宋国人将南宫长万剁成肉酱。
齐国国君更迭频繁 。公元前698年，齐僖公去世，太子诸儿继位，是为齐襄公，齐襄公在位期间，荒*无道，昏庸无能，与其异母妹文姜**，派彭生妹夫鲁桓公（前694年），而后再杀彭生以向鲁国交代；当时齐国国力渐强，齐襄公出兵攻打卫国、鲁国、郑国，连连取胜，齐襄公派连称、管至父两个人去戍守葵丘，临行前，齐襄公正在吃瓜，随口说瓜熟之时就派人来接替他们（这就是“瓜代有期”、“及瓜而代”的来历），即戍边一年，然一年之后，齐襄公却忘记了约定，让连称和管至父再守一年，俩人暴怒，于前686年，齐襄公遭连称、管至父、公孙无知等人所杀，公孙无知自立为君，公孙无知对大夫雍廪（ lǐn ）无礼，遭雍廪怨恨，前685年，公孙无知到雍林游玩，雍廪趁机袭杀公孙无知（史称公孙无知为“齐前废公”），齐国大乱，公子小白出奔莒国，公子纠出奔鲁国，迨公子小白回国继位，齐国始安定。
山戎侵燕 。公元前7世纪时，山戎先后南下攻伐郑、燕、齐等国，燕桓侯被迫将国都从蓟迁至临易，以躲避山戎之侵扰。前664年，山戎欲断绝燕国通齐之路，大规模入侵燕国，燕庄公不敌，派人走间道告急于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向山戎大举反攻，最终得以保全燕国，前657年，燕国又自易都回蓟城。齐桓公救燕，乃为称霸铺垫，在伐山戎之时，同时把孤竹、令支二国也灭了。
长狄鄋瞒（sōu mán）入侵中原 。宋武公时（前765年至前748年在位），北方游牧部落长狄鄋瞒入侵宋国，宋武公派兄弟司徒皇父率军抵御，在长丘打败长狄人，俘获长狄首领缘斯，皇父和其二子谷甥、司寇牛父不幸战死；前660年，长狄人攻打卫国，攻入国都，杀死了卫懿公；前627年，长狄伐齐；前616年，长狄伐鲁，鲁国在东郡濮阳的成地打败长狄，杀长狄酋长长翟侨如；前607年，长狄再伐齐国，齐桓公手下第一大将王子成父俘获侨如的弟弟荣如，将其斩首，卫国人又俘获侨如二弟简如，鄋瞒国即将亡国，侨如兄焚如率领长狄人跑到了河南、山西一带；前594年，鄋瞒被晋国所灭。
赤狄入侵王畿之地 。前675年，王子颓联合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等五大夫攻伐周惠王；前649年，王子带召集成周附近的诸戎族攻打成周，在周襄王迎击下，子带出奔于齐；前636年，子带联合赤狄人军队攻周，大败周军。无论“子颓之乱”，还是“子带之乱”，王子颓和王子带均受赤狄所胁迫。
西戎侵秦 。春秋时期，中原各诸侯国自称为华夏，把中原周边四方的小国或部落称之为西戎、北狄、东夷、南蛮。秦与西戎之交锋可谓“源远流长”：前824年，周宣王任命秦仲为大夫，令其率军进攻西戎；前822年，秦仲在与西戎交战中，战败阵亡；前821年，继位的秦庄公击败西戎，周宣王封秦庄公为西垂大夫，赐犬丘之地，从此，秦国有了“名分”和自己的一片天地，开始登上了 历史 舞台；前778年，秦襄公继位，因秦国国力尚弱，为分化戎人，秦襄公将其妹缪赢嫁给戎人丰王为妻；前771年，秦襄公以兵救周，封为诸侯；前766年，因西戎围攻犬丘，秦襄公迁都汧邑，秦始东进，秦襄公也在讨伐西戎的途中去世，葬于故地西垂；前750年，秦文公打败西戎，收编周朝遗民，秦之国土向东延伸至岐山以西；秦穆公时，戎人一面侵入秦地，一面派由余入侵窥探秦之虚实，秦穆公见由余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使用反间计，使由余真心归顺了秦国；前623年，秦穆公***用由余之计，吞并锦诸戎、绲（ gǔn ）戎、翟戎、义渠等十二个西戎小国，秦穆公称霸西戎，秦国开拓千里疆域。
楚国势力深入中原 。在中原诸侯陷入一片混乱之时，南之荆楚也在紧锣密鼓的扩充地盘：并灭（南）申国、邓国，兵临蔡、陈、许、郑之郊，楚之疆土往北推进到桐柏山、大别山以北，楚之势力深入中原心脏，中原形势岌岌可危。
桐柏山脉：位于河南省、湖北省边境地区，其主脊北侧大部在河南省境内，属淮阳山脉（或广义大别山脉）西段，西北-东南走向。
大别山：位于安徽省、湖北省、河南省交界处。西接桐柏山，东延为天柱山、张八岭，西段为西北-东南走向；东段为东北-西南走向。大别山为淮河、长江的分水。
许文公：许国国君。
虢公翰：西虢国国君，虢石父之子。
携地：位于西周国都镐京附近，当时姬余臣居住地为陕西渭南，具体地点不详。
姬余臣：周宣王之子，周幽王之弟，周平王叔父。
晋文侯：晋国国君。
郑桓公：姬姓，郑氏，名友（受封前称王子友），周厉王姬胡少子，周宣王姬静异母弟，郑国第一任君主，前806年―前771年在位。
郑：今河南省新郑市。
郑武公：郑桓公之子，郑国第二任国君。
东虢国：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封周文王之弟虢仲于制邑（今河南荥阳市汜水镇），建立东虢国。公元前767年，东虢国为郑国所灭。东虢灭亡后，其后裔虢序被周平王复封于夏阳（今山西平陆县），建立北虢国。公元前658年，北虢国为晋国所灭。
郐（ kuài ）国：今河南省郑州市西南、新郑西北、新密东南，前767年，郑武公灭郐国。
虢公忌父：东周时期西虢国国君，公爵。
温地：今河南省温县。
洛邑附近：指今河南省洛阳市东。
陈国：周武王灭商后，封舜帝后裔妫（ guī ）满于陈之株野（今河南省柘城县），都胡襄镇，后迁都陈之宛丘（今河南省周口市淮阳区），辖地大致为河南东部和安徽亳州。
蔡国：始封之君为周武王之弟叔度（一般称为蔡叔度），因蔡叔度跟随武庚反叛，被周公放逐于郭邻，蔡叔度死后，周公旦封其子蔡仲于蔡，今河南省上蔡县，重建蔡国。
卫国：周武王初封其同母弟康叔封于畿内之地康国（今河南禹州西北），故称康叔或康叔封；周成王时，康叔封参与平定“三监之乱”有功，改封殷商故都朝歌（今河南省淇县），建立卫国，称卫康叔，卫国先后迁都楚丘（今河南省滑县）、帝丘（今河南省濮阳）、野王（今河南省焦作市泌阳）。
繻葛：今河南***葛市北。
周公黑肩：周定公曾孙，周桓王卿士。
公子突：郑庄公之子。
高渠弥：郑国大夫，郑庄公时被任命为卿。
鱼丽之阵：古代将步卒队形环绕战车进行疏散配置的一种阵形。
蔡仲：郑庄公重臣，郑国卿大夫，政治家和谋略家。
武姜：申国国君之女，郑武公夫人。
京邑：今河南省荥阳市东南约二十里。
公子吕：郑武公之弟。
共国：今河南省辉县西北一带。
鄢城：今河南省鄢陵县。
城颖：今河南省临颍县。
郑子亹（ wěi ）：郑庄公之子，郑昭公和郑厉公之弟。
首止：今河南省睢县东南。
公子翚：即羽父，又作公子挥，鲁宗室，时鲁国大夫。
齐襄公：齐国第十四位国君。
文姜：齐襄公异母妹。
公子彭生：时齐国大夫。
石厚：卫国大夫石碏（ què ）之子。
南燕国：为姞姓，始封国君伯鯈（tiáo）为轩辕黄帝之后吉光的后裔，伯鯈所立之南燕国，地在今河南延津东北45里处，小地名“城上”。此南燕国与召公后代的北燕国不同，北燕国姬姓，其地在河北、辽东，原称郾国、匽国。姞姓南燕国是个小国，发祥地在浚水河畔。
温邑：今河南省温县西南。
栎（ yuè ）邑：今河南省禹州市，时为郑国别都。
王子颓：系周惠王叔父。
五大夫：即 蒍国、边伯、石速、詹父、子禽祝跪五人。
赤狄：，春秋时狄人的一支，或说因其俗尚赤衣而得名。主要分布于今山西长治一带，与晋人相杂居,是春秋时期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狄族部落
公子无亏：齐桓公庶子。齐桓公驾崩后，易牙（雍人，齐桓公宠臣，厨师出身，第一个开私人饭馆之人，被厨师们称作祖师）、竖刁（宦官、颇受齐桓公宠信）、卫开方（齐国贵族）等奸逆，禁锢齐桓公，致桓公饿死，易牙、竖刁杀群吏，立公子无亏为君，宋襄公助太子昭复位，是为齐孝公，公子无亏处以绞刑，在位仅三个月。
曹邑：今河南省滑县境内。
楚丘城：今河南省滑县境内。
朝歌：今河南省淇县。
楚丘：今河南省滑县。
曲沃：今山西省闻喜县。
翼城：今山西省临汾市翼城县。
晋小子侯：时晋国国君，晋哀侯之子。
骊戎：古戎人的一支，地点有争议，一说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一带，一说今山西省析城、王屋两山之间。
骊姬：骊戎国君之女。
申生：晋献公与夫人齐姜所生之子，晋国太子。
重耳：晋献公与狐姬（翟国狐氏之女，称大戎狐姬）之子，即后来的晋文公。
夷吾：晋献公与狐姬（翟国狐氏之女，称小戎子）之子，即晋惠公，重耳与夷吾乃两姨表兄弟，重耳年长于夷吾。
蒲邑：重耳的***邑，今山西省限县西北。
屈邑：夷吾的***邑，今山西省吉县。
荀息：晋武公灭荀国（也叫郇国，位于今山西省汾河流域的一个诸侯国），以荀国旧地赐予原黯，故以荀为氏，史称荀息，荀息足智多谋，是春秋晋国有史记录的第一位相国。
里克：晋国卿大夫，晋献公的股肱之臣。
聚：今山西省运城市绛县县城南五公里南城村，名车厢城。
绛：今山西省运城市绛县。
孔父嘉：宋国始祖微子启的弟弟微仲八世孙，宋国大司马。
华督：宋国奸臣，太宰（宰相），位及“六卿”之首。
乘丘：今山东省兖州东。
南宫长万：又名南宫万，宋国将领，在乘丘之战中被俘，后释放回国。
仇牧：宋闵公时任宋国大夫。
公子游：宋闵公堂弟，史称宋前废公。
萧叔大心：宋国公族，原为萧邑大夫，因平定宋国内乱有功，被宋桓公封于萧邑，建立子爵萧国（今安徽省萧县），为宋国附庸国。
公子御说：宋闵公之弟。
连称：时齐国大夫，其妹为齐襄公妃子。
管至父：姬姓，管氏，周穆王后代，管仲族人，时齐国大夫。
葵丘：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西。
公孙无知：齐国公族，齐僖公的侄子。
雍林：邑名，地点不详。
公子小白：齐僖公第三子。
莒国：今山东省莒县。
山戎：北戎的一支，国在令支 ，亦曰离支。西靠燕国，东南连齐鲁，令支界于三国之间。
蓟：今北京市。
临易：今河北省蓉城。
孤竹：今河北省卢龙县。
令支： 今河北迁安、迁西和滦县北部地域。
长狄： 长狄，亦作“长翟"，又名鄋瞒，是春秋时期的一个少数民族部落，曾从属于赤狄，组成北狄国。鄋瞒是长狄的一支，其国都在山东省高青县高城镇西北二里左右的狄城遗址。
长丘：今河南省封丘县南。
王子颓：周惠王叔父。
王子带：周惠王之子。
秦仲：时秦国国君。
汧邑：今陕西省陇县。
西垂：今甘肃省礼县大堡子山。
由余：一说是晋国人，周武王之子唐叔虞的十五世孙，晋鄂侯的曾孙；一说是周携王姬余臣的后人，因避难逃至戎地。
吕雉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因为她一有气魄，二有政绩。
在中国历史上，喜欢玩玩权力、搞搞政治的女人为数不少，***宫廷中总是不乏一些热衷于干预朝政的女人。但真正玩出点名堂搞出点气候的，择其要者，不过如吕雉、武则天、慈禧太后等寥寥两三个而已。吕雉可以说是兼有武则天和慈禧太后的作为，因为她在儿子惠帝在位期间，整整七年都在与慈禧太后一样“垂帘听政”，等到惠帝去世，她就正式与武则天一样“临朝称制”。什么叫做“称制”？在古代，皇帝之言一曰“制书”，一曰“诏书”。比如圣旨前面总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字样。“称制”实为天子的特权。吕雉称制，也就是掌天子之权、行天子之事。所以吕雉虽然不曾拥有皇帝的名义，但她实际上已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的女皇帝。所以司马迁在《史记》中专门为她列了一个《吕太后本纪》，甚至用“高后”纪年，而那个“有名无实”的汉惠帝，司马迁反倒不愿劳神费力为他作传。要做到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人，成为这样一个改变历史的“有实无名”的女皇，没有宏大的气魄能行吗？
在吕雉垂帘听政和临朝称制的15年之中，天下安定，战乱不起，盗贼不生，老百姓安居乐业，丰衣足食，简直就是一个歌舞升平的时代，几乎可以与杜甫《忆昔》中所描写的“***盛世”相提并论。《史记·吕太后本纪》说：汉惠帝和吕太后在位时，黎民百姓脱离了战国时期的战乱之苦，君臣都希望在“无为”的原则下休养生息，所以汉惠帝垂衣拱手，吕太后代行天子职权，不出门户而发号施令，天下安然无事。刑罚很少使用，而罪犯却越来越少。老百姓一心务农，自然也就丰衣足食了。
像这样的一个既有宏大气魄又有良好政绩的太后，照常理说，应当被誉之为天纵奇才、英明神武，应当被视之为“圣主”、“明君”。不过吕雉可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实际上，甚至在她尚未去世之时，吕雉就已经背上了邪恶之名。这恶名，当她在世时便如影随形，挥之不去，令她身边的人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她去世之后，则有如附骨之俎，无从摆脱，令她千秋万代永世不得翻身。两千年多来，中国历史对吕雉的评价一直是固定不变的；汉代以降，对吕雉进行笔诛口伐声讨的文字历代都有所见；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吕雉几乎已经成了邪恶的代名词。
这是什么缘故？
是因为吕雉的“独裁”么？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帝王，没有一个不是。是因为吕雉的“篡权”么？但是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开国皇帝和为数不少的野心家，也都是篡权者。为什么那些和篡权者都可以逃脱谴责，而唯独吕雉却无法避免？这种奇怪之极的事情大约有三个原因：性别、姓氏、性格。
首先是由于吕雉的性别。吕雉是女人。尽管中国的男人不见得各方面都比女人强，事实上懦弱无能一如女子的男人还多如牛毛，但是越是无能的中国男人似乎就越是看不起女人，而越是能干的女人似乎就越是被中国男人所非议。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观念，女人就只能是男人的天然的附庸和工具，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是天经地义的秩序。因此，牝鸡司晨、女人乱政乃是中国传统观念中最为深恶痛绝的现象之一。
其次是由于吕雉的姓氏。吕雉姓吕。这是打娘胎里就注定了的。不过，“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妻从夫姓”、“夫唱妇随”……，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设计出来的天经地义的人伦秩序。现在这个名为“吕雉”的女人，居然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想要反过来把刘氏的江山改姓为“吕”，这岂非大逆不道十恶不赦的行为？
第三是由于吕雉的性格。吕雉的性格一方面是“刚毅”。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女性形象大相径庭。在汉语中，“女强人”至今还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词。吕雉的性格还有一方面是“狠毒”。古往今来，伟大的政治家少有不狠毒的，但是，人们也许能够接受男人的狠毒，却不能容忍女人的狠毒。更为无法容忍的是，吕雉的心狠手辣几乎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的一生都有哪些作为？她究竟是如何背上恶名的？
《史记·吕太后本纪》说：“吕后为人刚毅，佐高祖定天下，所诛大臣多吕后力。”“佐高祖诛大臣”毫无疑问乃是吕雉的专长，韩信、黥布（即英布）、彭越被诛，吕雉都参与其事。至于“佐高祖定天下”一般说来是将士谋臣们干的事情，好像与吕雉无关。但是不然。吕雉自有她的独特方式来辅佐刘邦。
吕雉进入历史的视野，是她和刘邦有了联系之后。吕雉的父亲吕公，跟沛县县令有些交情，经常到沛县做客，后来为了躲避仇人，干脆把家也搬到沛县来了。本县的豪绅和官吏听说县令家来了贵客，照例都去送礼祝贺。一般的小吏送礼金都不满一千钱。刘邦当时是沛县的小小亭长，气派却着实不小，明明身上不名一文，却偏偏要在名贴上写着“贺礼一万钱”。名贴递了进去，吕公看了大吃一惊，赶紧到门口迎接，一见到刘邦的相貌，顿时肃然起敬，领他到堂上去坐。刘邦也不谦让，自己就径直坐了上座。酒宴结束时，吕公将刘邦留下，说：“我年轻时就喜欢给人看相，一生阅人无数，却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贵相。你的前途不可***，希望你好自为之。我有个亲生女儿，愿意做你的小妾，希望能够一辈子伺候你。”吕公回家后，宣布今天为女儿物色到了女婿，此人就是泗水亭长刘季。吕老太太老大不高兴：“你以前总说我们女儿与众不同，一心想要把她嫁给贵人。沛县县令要求娶她，你都不同意，怎么现在就稀里糊涂地许配给刘季了呢！”吕公说：“这不是你们女流之辈所能了解的。”其时刘邦已经四十出头，早已与曹氏成婚多年，而且已经有了长子刘肥。这个吕雉，居然也就毅然决然心甘情愿甚至痛痛快快地嫁给了刘邦。吕雉这个女流之辈，看来的确非比寻常，与众不同。
吕雉的这种简直令人觉得不可思议的行为，有三种解释的可能：一、尽管也是一个女流之辈，吕雉却十分了解父亲此举有深意寓焉，因为她一向非常信任父亲相人的才能，于是顺从了父亲的安排。二、吕雉曾经听到关于刘邦的种种奇事，例如一条蛟龙盘旋在刘太婆身上，使她怀孕，生下刘邦；又如酒店的老板每每在刘邦醉倒酣睡之际，看到刘邦的背上有***。根据这些传闻，加上父亲的看相，吕雉断定刘邦决非常人，于是同意嫁给刘邦。三、司马迁说，吕雉“为人刚毅”，那么她一定是个很有主见的人。不妨设想，这件事情背后的真相，其实是吕雉自己“巨眼识英雄”，早已相中了刘邦，然后让父亲吕公出面向刘邦提亲。这种设想并非毫无道理，甚至十分的合情合理。吕雉之发现刘邦，一如后来卓文君发现了司马相如、红拂女发现了李靖。卓文君、红拂女的所作所为，吕雉当年已经捷足先登了。所以吕雉也是一个见识非凡的女中豪杰。只是吕雉的行为，比文君和红拂更多了几分神秘的色彩和妖异的气氛。这种色彩和气氛使人觉得，吕雉不仅具有一个女中豪杰的特点，而且同时具有一个女巫的特点。因为下面将会看到，吕雉本人似乎也会看相，甚至比看相更为高深，能够“望气”。既然持有这种巫师般的特异功能，则发现刘邦实属理所当然之事。
吕雉嫁给刘邦后，两人的感情似乎不错，很快有了一双儿女，也就是后来的汉惠帝刘盈和鲁元公主。这几年来，吕雉也不过是吃糠咽菜，种田务农，操持家务，蹉跎岁月。刘邦也不思进取，浑浑噩噩地混着日子，心安理得地做着亭长，似乎早已把“大丈夫当如是也”的豪言壮语抛到脑后。吕雉看在眼里，决定及早促使刘邦觉悟发奋，于是心生一计。
刘邦任亭长，平时也没什么大事，常常回家帮吕雉种地。吕雉自然对刘邦回家的时间了如指掌。一天，吕雉带着两个孩子在田间除草。有一个过路的老人向她讨水喝。那老头一边喝水一边端详着吕雉说：“夫人乃是天下贵人。”吕雉请他给两个孩子看相。老头看了惠帝说：“夫人之所以显贵，正是因为有这孩子。”再看鲁元公主，也是贵人之相。老头刚走，刘邦前后脚就来了。吕雉立即把刚才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刘邦赶紧追了上去，问那老头。老头说：“刚才给您夫人和孩子看了相，他们都像您，您的相貌真是贵不可言。”刘邦向他道谢：“***如真像您说的那样，我将来决不会忘了您的恩德。”后来刘邦果然显贵了，那老人却已不知去向，再也找不到了。这无名老人看相的一幕，必是吕雉所导演无疑。本来，吕雉自己或吕雉的父亲吕公已经为刘邦看过相，早已预设了一个很好的铺垫，再设计一个神秘的无名老人，其目的无非是再次提醒刘邦觉悟自己的使命而已。
刘邦私自放走了前往骊山服役的囚徒，随即亡命江湖，有一阵隐藏在芒、砀一带的深山大泽之中。吕雉每次带人去找刘邦，总是一找就找着了。刘邦很是奇怪，问是怎么回事。吕雉说：“你所藏的地方上面常常笼罩着一股云气，我看准了云气，跟着云气走，就往往能找到你。”刘邦听了非常高兴。所谓“云气”云云，显然也是吕雉耍的一个花招。因为当时刘邦与沛县的联系全是通过樊哙，而樊哙则是吕雉的妹夫，有了樊哙指引，还怕找不着刘邦吗？再者，秦始皇巡游东方意图镇压“天子之气”一事，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天下皆知。吕雉于是因势造型，就地取材，顺手望空抓来了一团云气便罩到刘邦头上。既有女巫吕雉的花言巧语在先，不由得刘邦不将“东南有天子气”的说法和自己联系起来。
至于“赤帝之子斩白蛇”的传说，似乎也可以归之于吕雉的手笔。刘邦确实在道上斩杀了一条白色大蛇，但是把白蛇看作“白帝之子”，这种解释却不是刘邦本人做出的。或许正是吕雉串通刘邦身边的亲信，如樊哙和夏侯婴等人，编造出这样的神话。
总之，吕雉在刘邦崛起之前，曾经多次装神弄鬼制造声势，意在坚定刘邦的信心，促成刘邦的自觉，让刘邦觉得自己确实是个不平凡的人。而那些追随刘邦的人，也对他日渐敬畏起来。沛县的一些“少年”、“壮士”，听到刘邦的这些奇事，也都想去归附于他，这些人后来成了刘邦夺取天下的中坚力量，裂土封侯者不乏其人。男人成就事业最重要的前提就是信心，革命从来离不开大量的宣传。这两个道理，吕雉都认识得极为深刻，把握得十分到位。有了吕雉暗中主持和策划的宣传，刘邦在沛县的声望和影响也就逐渐上升，直到他被推为“沛公”为止。刘邦既然以沛公的名义举事，吕雉于是可以退居二线耐心等待了。打打杀杀的事情，自有那些男人们去承担。然而吕雉对早年刘邦的帮助，恐怕并不比萧何和曹参来得小。
吕雉当年对自己的赏识、激励、造就之功，刘邦是心领神会的。因此，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刘邦对吕雉相当的信任也相当的放任。这种信任和放任主要表现为三件事情：一、立吕雉的儿子刘盈为太子；二、吕雉可以先斩后奏，诛杀韩信；三、夫妻分工：刘邦常年在外征战，关中后方的事情，表面上是托付给萧何，实际上是托付给吕雉。
根据此消彼长的自然法则，一个精明强干、为人刚毅、颇有丈夫气概的女人，在女性魅力方面不免有所缺乏，势必不能长久赢得丈夫的欢心，更何况吕雉的丈夫是那个向来“好酒及色”的刘邦！当刘邦定天下、即帝位之后，吕雉随即感到自己作为刘邦的政治伙伴的重要性便有所降低。当刘邦迷上柔情似水、能歌善舞的戚夫人之时，吕雉更是感到自己受到了极其严重的伤害。当刘邦打算立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之时，吕雉马上发现自己的地位其实岌岌可危，随即意识到应当勇敢地起来保护自己。
一个女人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如何保护自己？首先必须尽可能地巩固自己既有的地位。于是吕雉不惜劳动张良，不惮设计，务必要在刘邦去世之前，竭尽全力地阻止更换太子，千方百计地保住“太后”的位置。费尽了千辛万苦，此事终于圆满解决。这时吕雉的思想又前进了一大步：为了一劳永逸地巩固自己的地位，最佳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地手握权力。于是吕雉越来越迷恋权力，越来越渴望扩展权力的范围。然而为了最有效地巩固自己的地位，尽可能地扩展自己的权力，首先又必须尽可能地消灭一切异己的力量。
从刘邦病危直到他去世的那段时间，盘旋在吕雉脑海中的正是这个问题。她想得如此专注投入，以至于把刘邦的遗体和后事遗忘在一旁，过了四天还没有发丧。吕雉秘密招审食其前来商量：“那些将领们先前同皇帝一样，都是普通百姓出身，后来他们向皇帝北面称臣，还常常为此心怀不满，闷闷不乐，如今却要他们事奉年轻的新皇帝，估计他们更不会心甘情愿。看来不把这帮人统统杀掉，天下就不会太平。”郦商听到了这个消息，赶紧去找审食其，说：“我听说皇帝已经驾崩四天了还不发丧，太后想要诛灭所有的将领。要是真的这么做的话，天下就危险了。如今陈平和灌婴统率着十万大军镇守荥阳，樊哙和周勃统率着二十万大军平定燕、代，他们要是听说皇帝驾崩后将领们都遭杀戮，必定联合起来，回军进攻关中。那时大臣们在朝廷叛乱，诸侯们在外面造反，覆灭的局面只是翘足而待的事情了。”审食其进宫去将郦商的话告诉吕雉，吕雉这才勉强压制内心的冲动，回心转意，为刘邦发丧，大赦天下。
然后惠帝即位。惠帝只是一个为吕后随意操纵的傀儡皇帝，在位七年后就去世了。吕雉掌握了七年的大权，政治经验益发丰富，比起当年刘邦去世时的冲动，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惠帝发丧期间，当年的女巫摇身一变，成了戏子。吕雉只是一味干嚎，没有眼泪。张良的儿子张辟强当时年方十五岁，却已瞧出其中的蹊跷，对陈平说：“太后只有惠帝这么一个儿子，如今唯一的儿子去世了，她却只是干哭而不悲痛，您知道其中的缘故吗？”陈平问：“什么缘故？”张辟强说：“这是因为皇帝没有年纪较大的儿子，太后怕镇压不住你们这班大臣。如果丞相提请太后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统辖南北两军，并且让吕家的人都入宫做事，执掌大权，这样太后才会心安，你们也才能避免祸患。”陈平就按张辟强的建议做了，吕雉果然十分满意，这时她哭起来才显得有些悲痛了。
新皇帝年幼，朝廷所发号令，一概出自吕雉。吕雉行使皇帝之权以后，独断专行，大张旗鼓地封诸吕为王。吕氏家族掌握朝廷大权，便从此开始。
可是这个小皇帝虽然是孝惠帝的儿子，却不是孝惠皇后所生。皇后当年是***装怀孕，把后宫嫔妃所生的一个婴儿抱来冒充自己的儿子，杀了他的母亲，立他为太子。惠帝去世后，这个太子被立为新皇帝。后来小皇帝稍微懂事了，无意中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便扬言以后要报仇雪恨。吕雉担心他将来作乱，先是把他秘密地囚禁起来，对外声称皇帝得了重病，随后就想废掉他。吕雉对群臣说：“凡是拥有天下治理万民的人，必须能够像上天一样覆盖万物，像大地一样容载万物。皇帝以愉悦仁爱之心去安抚百姓，百姓才能高高兴兴地来侍奉皇帝，这样上下心情舒畅，感情融洽，天下才能大治。如今皇帝久病不愈，以至神志失常，不宜再把天下托付给他，应该另外找人替代他。”群臣谁敢不从？纷纷叩头如捣蒜：“太后为了天下百姓，对安定宗庙社稷考虑得如此深远，我们愿意俯首听命。”于是吕雉便废了皇帝，最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将他杀了。然后又立了一个皇帝，然而不再改称元年，因为吕雉自己一直就在行使皇帝职权。
这绝不是吕雉第一次，也绝不是吕雉最后一次。在吕雉垂帘听政和临朝称制期间，与巩固自己的地位、扩张自己的权力同时进行的，就是不遗余力地排除异己、消灭敌人。
敌人都是谁呢？这是一目了然的。在吕雉看来，凡是反对吕氏家族的人，或者说反对诸吕封王的人，一律都是她的敌人。而最反对诸吕封王的，自然是刘氏皇族了。吕雉前后一共害死了三个赵王：刘如意，刘友，刘恢。比如刘友。刘友的王后是吕家的女儿，刘友不喜欢她，而宠爱其他姬妾。那吕家女儿怀恨在心，恼怒而去，到吕雉那里诽谤刘友有谋反罪，诬蔑刘友说过这样的话：“吕氏怎么能够封王！等太后百年之后，我一定要尽诛他们！”吕雉闻言大怒，当即发令召刘友来京。刘友来到京城后，吕雉把他晾在官邸中不予接见，并派卫队将他围困起来，不给饭吃。刘友的臣下有暗中送饭的，一经发现，立即下狱。就这样将刘友活活饿死。死后只许以平民之礼，将他随便葬在长安城外的乱墓之间了事。
齐王刘肥也差点送命在吕雉手里。惠帝二年，刘肥进京朝见。一日，惠帝和齐王在吕雉面前设宴饮酒。惠帝因齐王是自己的哥哥，就按照家庭的礼节，请他坐在上首。吕雉见了很不高兴，命人倒了两杯鸩酒，摆在齐王面前，让齐王站起来敬酒为她祝福。齐王站了起来，惠帝也跟着站了起来，端起酒杯，打算和哥哥一起向吕雉祝福。吕雉慌了，连忙起身打翻了惠帝手中的酒杯。齐王这才察觉酒中有鬼，便佯醉离席而去。后来经过打听，证实果然是鸩酒。齐王惊恐万分，唯恐不能从长安脱身。有人建议道：“太后心里只有惠帝和鲁元公主。现在大王拥有七十余城，而鲁元公主才几座食邑。如果大王能够献出一个郡的封地给太后，作为鲁元公主的汤沐邑，太后一定高兴，而大王您也就高枕无忧了。”齐王便向太后献上城池，并尊鲁元公主为齐王太后。吕雉这才放过刘肥而不杀。
然而吕雉的头号大敌，毫无疑问，自然便是戚夫人和赵王刘如意了。既然刘邦已死，吕雉便可以毫无顾忌地随心所欲地实施她的报复行为。
吕后下令将戚夫人囚禁起来，同时派人召赵王进京。使者去了好几次，也没能将赵王召来。最后赵王的丞相周昌对使者说：“赵王年幼，当初高帝将赵王托付给我，听说太后痛恨戚夫人，要把赵王召去一起。所以我不敢让赵王去送死。况且赵王也在患病，不能奉诏前往。”吕雉大怒，先将周昌调离赵王身边，再派人去召赵王。赵王不敢对抗太后，只得应诏前来。惠帝知道太后痛恨赵王，就亲自到霸上将他迎进京城，和赵王一起进宫，一同饮食起居，企图保全赵王。吕雉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却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一天清晨，惠帝出去射箭，赵王年幼贪睡，不能早起同去。吕雉获知赵王独自在家，立即派人送去鸩酒。当惠帝赶回来时，可怜的赵王早已被毒死。接着，吕雉便开始对付戚夫人。砍去她的手脚，挖去她的眼睛，熏聋她的耳朵，灌哑她的嗓子，把她扔在厕所里，管她叫“人彘”。“彘”也就是猪，当时的厕所是和猪圈连为一体的。所谓“人彘”，也就是把戚夫人和猪关在一起。惠帝偶然见到这个怪物，一问才知道这就是戚夫人。惠帝当场放声大哭，回去一病不起，卧床一年有余。然后惠帝派人对母亲说：“这不是人干的事情！我作为你的儿子，实在是没有脸面再来治理天下了。”从此惠帝整日沉湎于酒色，不问朝政。
孔子云：“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愿孔子的诅咒降临于吕雉！当吕雉发明了“人彘”这种惨绝人寰的酷刑之时，她便已经注定要背上永远无法摆脱的邪恶之名。的确，这时吕雉的面孔不但狠毒，不但残酷，不但丑陋，而且明显地透出一股邪恶的气息，时隔两千余年，那股邪恶的气息还令人不寒而栗。
吕雉处心积虑，惨淡经营了整整15年，一边打击刘氏，一边扶植吕氏。眼看就要大功告成，眼看就要令刘氏江山易姓，便在这时，吕雉死了。
临死之前，吕雉告诫吕产、吕禄：“当年高帝曾与大臣们订立白马之约，约定‘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不如约，天下共击之。’如今吕家的人被封为王，大臣们一定心中愤愤不平。现在我要死了，皇帝又年轻，恐怕那些大臣们会趁机作乱。你们务必要牢牢掌握兵权，保卫皇宫，千万不要为我送丧，不要被他们所控制。”
大约是由于吕家的精华已经全部集中到了吕雉身上，吕氏家族除了吕雉一人，只有她的妹妹吕媭还稍微有点见识，有点水平，其他诸吕都是一些无能之辈。
吕禄、吕产把持兵权，控制关中，准备发动叛乱，颠覆刘氏天下。但是内惧周勃、刘章等人，外惧齐、楚的军队，彷徨徘徊，犹豫不决。周勃用陈平“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计策，通过吕禄的一个信得过的朋友，劝说吕禄交出将军印信，把军队还给太尉。吕禄派人将这件事报告吕家的老人，他们有的认为这样做有利，有的认为这样做不利，意见不一，未能决断。吕禄便去请教姑姑吕媭。吕媭听说吕禄打算交出军队，大惊失色：“你身为将军，竟然放弃军队，我们吕家将要死无葬身之地了！”吕媭说完，发狠地将家里的珠玉珍宝统统扔到院子里，说：“现在已经不必再替别人收藏这些东西了！”然而吕禄实乃不折不扣的双料***，还是将兵权交给了太尉周勃。吕禄被哄，吕产则被杀，南北两军都控制在刘党手中。吕雉花了十五年时间建立起来的局面，不过几天时间，便已土崩瓦解，有如摧枯拉朽。
一场噩梦终于结束了。
陈平，其实是一个品行不端的小人、反复无常的政客、不择手段的谋臣、几乎毫无政绩可言的宰相。然而伟大的历史家司马迁却为陈平书写了一篇堪称辉煌的墓志铭：“定宗庙，以荣名终，称贤相，岂不善始善终哉！”这自然是由于陈平晚年积极参与诛吕运动了。仅仅是参与保全刘氏江山这一件事情，就足以令司马迁对陈平刮目相看了。陈平的身上充满了道德的污点，然而仅仅由于参与了诛吕运动，陈平生平似乎总算有了一次站到“正义”立场上的机会，这就足以令后人对陈平的所有污点都视而不见忽略不计了。由此看来，其实是吕雉的恶名成全了陈平的令名，陈平的那篇冠之以“荣名”的墓志铭，几乎可以说是吕雉亲手雕刻上去的。
对照陈平的“荣名”和吕雉的“恶名”，令人思虑万千，惆怅不已。
平安时代是日本古代的一个历史时期。
平安时代从794年桓武***将首都从奈良移到平安京（现在的京都）开始，到1192年源赖朝建立镰仓幕府一揽大权为止。在奈良朝末期，朝廷与贵族势力之间的矛盾激化。为了削弱权势贵族和僧侣的力量，桓武***于784年决定从平城京迁都到山城国的长冈（今京都市），在那里筹建新都，命名为平安京，希望借此获得平安、吉利、安宁与和平。由于平安京在794年完工，故史家常把794年作为平安朝的开始（也有一说把784年决定迁都的时间作为平安朝的开始）。平安时代的称呼来自其国都的名字。
历史
迁都平安与桓武朝的改革
公元781年桓武***（公元781年—公元806年在位)即位。为了推进改革，他在打倒僧道镜而取得统治实权的藤原种继（公元738年一公元785年）支持下，于公元784年迁都山背国（今京都府中南部）的长冈，离开了贵族和大寺院等守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平城京。守旧势力企图加以阻止，将倡议迁都者藤原种继，但是大伴氏、佐伯氏、丹治比氏等阴谋分子旋即受到严惩，同年***下圣旨宣布迁都平安京，这一***史称“平安京迁都”。延历13年（公元794年）都城又从长冈迁到山背国的葛野，称平安京（今京都），从迁都平安至公元1192年镰仓幕府建立的400年期间，史称平安时代。平安时代以后，京都仍是日本的都城，直至明治维新时。
嵯峨等朝的改革
桓武朝以后诸代***也进行了改革。嵯峨***（公元809年—公元822年在位）为加强***权力，提高工作效率，对***机构进行了整顿，设置“***”和“检非违使”。这两者都是令里没有规定的官职，故称“令外官”。***侍于***左右，掌管机密文件，传达***诏效，检非违使执掌京都军事、警察、审判事宜。这两个原属临时性的官职后来改为常设，置***所和检非违使厅，权限越来越大。随着不断改革，原有许多律令内容已经过时，条文需要不断修改，嵯峨***命制定“格式”，取年号名《弘仁格式》。“格”是经过修改的律文，“式”是为律文之应用所做的种种细目规定。淳和朝于天长10年（公元833年）修成养老令官撰注释书《令义解》10卷，统一和固定了令的解释，并具有令的同等效力。清和******于贞观11年（公元869年）制定《贞观格式》（格12卷，式20卷），还进一步改进了宫廷仪式。
田堵制的出现
由于班田制的崩溃，国家为保证财源，便不得不***用新的租赋征课方式，田堵制（负名制）于是出现。田堵制就是让较殷实的农户每年承包一定面积耕地的经营，担负纳租责任。这种承包人称“田堵”（亦作“田刀”、“田部”），所承包的耕地称为“负名”，“田堵”承包耕地每年春天要向国家提出申请书（“请文”）订立契约。田堵制的***用，一方面表明在班田制停止后国家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土地归农民所有，继续维持土地国有制；另一方面又表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8世纪中期以来班田农民斗争的成果，即承认了农民对实际耕作的土地的占有。“田堵”一词似乎就是来源于土地占有者在其所占土地的周围筑堵（墙）的习惯。当然由于规定契约一年一换，说明田堵这种土地占有方法还是很不稳定的。随着田堵制的推行，***征课租赋已不再按照公民户籍上的人头，而是按照登记在土地册上的田堵实际耕种的土地面积了。
封建经济的发展
公元10世纪以后，铁制农具和使用牛马耕作在田堵、名主中已普及，水稻生产方法获得显著进步。如实行播种前浸种、插秧、开始用水车灌田，还懂得田间除草、利用稻架晒干的干燥法等等，水稻产量因之有了提。公元10世纪的日本古辞典《倭名类聚妙》中列举的旱田作物（粮食和菜蔬）多达70种⒁，证明这一时期旱田作物也得到显著发展和普及。
农业同手工业的分工扩大了。在古老城市奈良、京都和一些庄园附近的手工业作坊，拥有掌握特殊技能的工匠：织匠、木匠、泥瓦匠、刀匠、炉匠、漆器匠、金银器匠、佛像铸造匠等等。这些工匠或按订货生产，或从事寺社和官衙的建造、修理工作。商业也有发展。在奈良和京都，从市集商业已发展到店铺商业，出现称作“市人”、“市女”的独立商人。在地方，寺社门前和庄园要地都开辟了定期集市，出现称作“贩夫”的独立商人。在水陆要地出现了称为“津屋”、“问”一类的栈，经营货栈的“问丸”（往往是经济力量雄厚的名主）为庄园保管、运送年贡或代理贩卖，收取手续费。在物资集散最繁盛的淀川沿岸这类货栈特别多。
摄关政治的出现
在公地公民制破坏的同时，***政治（律令政治）也危机四伏，其标志之一就是藤原氏摄关政治的出现。早在奈良末期僧侣***垮台后，贵族势力复又膨胀，以大化改新功臣自居的藤原家的势力恢复显著，尤以其四家中之北家一直扶摇直上，至9世纪下半期，竟达到建立摄关政治，独揽朝政的地步。
作为最大的权门贵族，藤原氏一直受到******的优厚赏赐，以接受“职分田”、“位田”、“职封”、“位封”和临时赏赐的名义，获得大量土地、劳力和财富，远胜他人。这是藤原氏政治发家的经济基础，但能攫取最高权力，主要是靠不断玩弄权术打击他氏，以及同皇室联姻取得外戚身份的手段。公元9世纪初，藤原冬嗣（公元775年—公元826年）在被任命***头之后，立即将其女儿送进宫中作仁明***女彻，因其女生文德***（公元850年—公元857年在位）获得***外祖父身份。冬嗣之子藤原良房（公元804年—公元872年）如法炮制，也将其女送进宫中，从而成为清和***（公元858年—公元875年在位）的外祖父，再通过制造“承和之变”和“应天门之变”等一系列政治***，压倒政敌。结果先则于公元857年以文德***母舅身份破例当上非皇族身份的第一个太政大臣，继则翌年以太政大臣身份为幼小外孙清和***“总摄庶政”，进而于贞观8年（公元866年）正式获得“摄政”称号，开始了名副其实的人臣（臣下）摄政。良房之后，其养子藤原基经（公元836年—公元891年）任摄政，并于公元887年被刚即位的宇多***赋予总揽国政全权。诏书说：“其万机巨细，己统百官，皆先关白太政大臣，然后奏下。”“关白”一词取自中国历史名著《汉书》，系“禀报”之意，在日本不久便变为官职之名，等同于丞相（宰相）。这样，藤原氏便开创了日本史上“关白政治”这一特殊政体，即以外戚身份在***年幼时作“摄政”，***成年后作“关白”的政体。
以藤原氏为代表的官僚贵族集团的统治已完全失去进步性，政治上腐朽，生活上堕落。他们追求的是富丽堂皇的宫殿、神社和当作别墅用的佛寺、盛大的节日仪式、游宴、装潢贵族老爷身份的文学和音乐，对于满足这种奢侈生活来说，来自国家的庞大收入犹感不够，于是便大搞卖官政治。对于能够出钱承包工程的人，按其出钱多少卖给国司及其以下相应的官职。国司一职最有***发财的机会，许多官僚贵族纷纷通过贿赂藤原氏弄到兼任国司之职，身在京都，派代宫赴任，称为“遥任”。国司毫不顾及生产，在国衙领内放任代官搜刮人民，因此有“受领”绰号。当时流行着“受领跌个跟斗也要抓把土”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国司的贪婪。
武士团的叛变与源、平两氏的崛起
公元10世纪30年代几乎同时发生了两大叛乱***——“平将门之乱”与“藤原纯友之乱”。前者发生在承平5年（公元935年），后者发生于天庆2年（公元939年），故史称“承平、天庆之乱”。平将门（一公元940年）属于桓武平氏一族，定居下总地方，公元935年同族发生内讧，朝廷进行干预。为此他纠集反抗国衙的关东武士驱走关东北部地方官，公元939年宣布关东八国独立，在下总猿岛筑起宫殿，自称新皇。惊慌的朝廷于公元940年派军征讨，但征讨军末到，叛乱已被平氏同族平贞盛和下野押领使藤原秀乡平息，这两人都是地方武士。藤原纯友（一公元941年）是伊豫国（今四国爱援县）的“椽”（三等官），承平5年（公元935年）率千余只船发动叛乱，袭击淡路、赞歧两国国府，迈进***大宰府。公元941年被源经基平息。“承平、天庆之乱”说明，朝廷已无力镇压叛乱，必须借助地方武士的力量了。从这时起，地方武士的实力也开始得到中央的承认。
宇多***
此后，又发生了开始于房总而又迅速扩展到上总、武藏地方的“平忠常之乱”（公元1028年—公元1031年）。朝廷在派出的将领表现无能之后，又改派了清和源氏一族的源赖信（公元968年—公元1048年），迅速解决了问题，据说源赖信之名使平忠常丧胆，不战而降。从此，平氏势力在关东便被源氏取代。二三十年之后，东北地方相继发生安倍、清源两氏的叛乱——“前九年之役”（公元1051年—公元1062年），实际是12年。与“后三年之役”（公元1085年—公元1087年）。由于朝廷先后起用了源赖信之子源赖义（公元998年—公元1075年）及其孙源义家（公元1039年—公元1106年），两次叛乱才得以平定。源氏势力从关东地方又扩展到东北地方。在这期间，源氏同关东武士“生死与共”、“团结如一”地进行了战斗，结下牢固的封建主从关系。源义家威名大振，越来越多的关东地方在乡领主、名主象从前对待藤原氏摄关家那样，向源氏寄进土地，请求保护，朝廷对此感到恐惧，以至发令禁止。原来仅仅由出身畿内地方的名主武士组成的源氏武士团，如今已经成长为以源义家那样“武士栋梁”为核心的，在广阔地区拥有势力的强大的武士团了。公卿贵族面对现实虽然不得不承认源氏的武力，但对源氏武士团首领仍以身份卑微而加以歧视，封闭其进入中央政界之门。源氏势力至源义家时达到顶点，此后便走向下坡。桓武平氏虽由于平忠常之乱而失掉关东地盘，但从在平定平将门之乱中获有战功的平贞盛之子平维衡时起，把根据地转移到近畿地方之一隅伊贺、伊势（均三重县）之地，被称为“伊势平氏”，而自维衡的曾孙平正盛、正盛之子忠盛（公元1096年—公元1153年）时起，开始与院政***结合，进入中央政界。
平氏***
除了皇室同摄关家的矛盾外，在上皇（法皇）与***之间以及藤原氏内部也都存在着矛盾，并且这些矛盾又总是和新兴的源氏、平氏两大武士集团之间，每一个武士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缠在一起。这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的发展，终于导致保元元年（公元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平治元年（公元1159年）的“平治之乱”两次大混战。在“保元之乱”中，依靠源为义（公元1096年—公元1156年），源为朝（公元1139年—公元1170年）父子及平忠正等人兵力的崇德上皇（公元1123年—公元1141年在位），左大臣藤原赖长一派，被借助于源为义之子源义朝（公元1123年—公元1160年）和平忠正外甥平清盛（公元1118年—公元1181年）兵力的后白河***，藤原赖长之兄关白藤原忠通（公元10***年—公元1164年）一派击败.这使贵族们认识到，不只地方之乱，就是中央皇族、贵族之间的对立，不依靠武士力量也是不能解决的。此后平清盛受到白河院重用，扶摇直上，这又加剧了平清盛与源义朝之间的矛盾。在3年后的“平治之乱”中，平清盛终于击败了他的对手，源义朝在逃亡中被杀，其子年方13岁的源赖朝（公元1147年—公元1199年）幸免于难，被流放到伊豆（静冈县）。
保元、平治之乱为平氏掌权铺平了道路。公元1167年平清盛取得太政大臣之职，官邸设在京都的六波罗地方，在那里发号施令，所以他的***史称六波罗***。平氏***是从大官僚贵族封建主统治的***制早期封建国家向以中小封建主为社会基础的军事封建主集团统治的中期封建国家过渡的***形式。平清盛从贵族、寺社那里夺取庄园，把以畿内，西国为中心的500多所庄园和达全国半数以上的知行国弄到自己手里，任命自己的家臣为领国的国司，任命顺从平氏的武士担任一部分贵族庄园的“地头”，令其管理。另外，和***取闭关政策的贵族***不同，平氏******取与中国南宋***通好的政策，积极推进日中贸易。为便于南宋大型船只驶入濑户内海，曾动工开凿音户海峡，还在摄津的福原筑港，使它成为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港口。嘉应2年（公元1170年），平清盛在福原别庄劝后白河法皇接见当时在日的南宋商人。南宋商人回国后立即将平清盛的行动向明州刺史报告，于是中国在承安2年（公元1172年）赐给日本朝廷碟状和礼品，应求扩大贸易规模。所以说平清盛对促进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方面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平氏***的革新作为极其有限，平清盛所追求的也主要是骄奢*逸的贵族生活及其一族的利益。他没有改变原有的国家机构，只是巧妙地利用***、法皇、贵族间的对立而发展自己势力。他没有制定出对于捍卫新兴武士封建主利益有着决定意义的政策。向贵族庄园派置“地头”，虽然可说是后来镰仓幕府“地头制”的先驱，但这种地头权限很小，是不能违背贵族庄园主的意志的。平清盛的保守政策使地方武士团很快丧失了对他的信赖，在经济上遭到损失并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后白河院、摄关家以及南都（奈良）北岭（京都）的比睿山、兴福寺、延历寺等大寺院，自然也越来越增加了对平清盛的反感，终于在治承元年（公元1177年）发生了受法皇指示的一伙贵族密谋打倒平氏的***。***平息后，平清盛加强了恐怖统治，但反平氏***的势力却日益增大。
源、平之争与平氏灭亡
治承4年（公元1180年），当时在中央的源赖政（公元1105年一公元1180年）首先举兵，并以后白河法皇之子以仁王（公元1151年—公元1180年）的名义号令各国源氏起事。源氏栋梁源赖朝举兵于流放地伊豆，堂弟源义仲（木曾义仲，公元1154年—公元1184年）举兵于信浓源赖朝在相模的石桥山败于平氏军队，逃往安房，但旋即于同年10月率关东大小武士团在富士川之战中大败平氏军队。畿内及其他各国的武士也都乘机纷纷起来为夺取公领和庄园而战斗。
治承5年（公元1181年）2月，平清盛在四面楚歌声中病死。内乱扩展至***和四国，几乎遍及全国。寿永2年（公元1183年）7月，源义仲进逼京都，平宗盛携年仅6岁的安德***仓惶出走西国，后鸟羽***在京都即位，于是出现东西两***。同年7月28日，源义仲进入京都，后白河***挑动源义仲和源赖朝两虎相争，正在致力于巩固自己根据地镰仓的源赖朝，于寿永3年（公元1184年）1月派其弟源赖范（一公元1193年）和源义经（公元1159年—公元1189年）率军西上，灭义仲于粟津，2月败平宗盛于播磨的一谷。文治元年（公元1185年）2月再败平氏于赞歧的屋岛，最后，3月于长门坛浦海域全歼平氏军队，日本的平安时代至此结束。
平安时代之前的时代是奈良时代。894年废止遣唐使之后，发展了日本独特的国风文化。天应元年（781年），桓武***即位。自此开始推行新政，一扫佛教政治的流弊，将律令政治推向了前台，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迁都平安京，奠定了后来1100年间作为日本首都的基础，日本史上一般都很重视这次迁都，以此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与前代的奈良时代相呼应，把自此开始到镰仓武家***成立以前的400年称为平安时代。
这段期间被日本人视为一个文化上之高点。其最明显的事迹是日本首都搬迁至平安京（现在的京都）。
藤原氏以外戚身分干政，从801年起计至1068年后三条***登基，长达两百余年，名义上日本是***集权，但大部分时间都是由藤原北家所操控，是为摄关政治。可以说是日本政治史上的倒退。摄关家族控制了朝廷要职，律令制度形同虚设。这样使***大权旁落更间接造成了后来武家政治与幕府专权的情况。在平安时代中武士阶层得到发展，到这个时代的后期，武士阶层从贵族手中夺取了权力，建立了幕府。
自1068年后三条***登基起，至1156年崇德***时保元之乱为止，日本***才宣告掌握回实权。此后大权却又旁落在平清盛手中。直至源平合战中平氏一家被源氏家族打败，又再被源赖朝掌握实权。自此进入了镰仓时代。
文化
佛教与神道
因中国初唐盛行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律宗等佛教宗派，所以日本奈良时代也流行这些宗派。平安时代相当于中唐和晚唐，那时中国佛教流行天台宗和密教，所以日本也流行天台、密教两宗，和唐朝一样产生所谓山岳佛教，即把寺院建立在深山丛林，以出世静修。平安后期，以《无量寿经》、《阿弥陀经》为主的祝福个人来世的净土宗风行日本，倡导人是空也、源信、良忍、源空等。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痛苦，他们为了精神上得到安慰，便寄托于来世。净土宗正好迎合劳苦大众的这种心情，所以发展很快。同时净土宗没有浮华的仪式和供奉，宣称通过念佛便可成佛，因而博得大众的信奉。
***名与文学
在***名没有发明以前，日本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传入后，日本将汉字作为国家官方文字，并通过汉字引进中国文化。由于日本文化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种能够表达本国言语的文字，***名就是随着历史演进而产生的日本自己的文字。
建筑与雕刻
平安前期的建筑遗存下来的极少，只有室生寺（奈良）的金堂和五层塔，此寺和平安京各佛教寺院不同，以周围的自然为背景，按地势布局。建筑物极简单，但最初流露出日本建筑的简素优美的特色。平安后期日本建筑大为发展，具有明显的日本本土化后的中国特色。
绘画与音乐
平安前期（公元794年—公元894年）日本绘画还受唐和五代的影响，到平安后期（公元894年—公元1192年）产生了摹写日本风土和人物的“大和绘”或“倭绘”。大和绘是纯粹***用日本画题的画，与此相对，以唐朝的人事和风景为题材的画叫做“唐绘”。当初描写四季风情的叫做“四季绘”，描写名胜风景的叫做“名所绘”。后来进一步以和歌为题材，达到了绘画、书写、诗歌三位一体。
书道与茶道
所谓书道就是中国的书法，日本书法从中国学来，日本书法有受中国影响并吸收了精髓。奈良时代日本还没有发明***名，所以日本人写的是行书和草书。平安前期***名开始产生，尽管上流社会写的是汉字，但多少有日本风格。
茶道是日本特有的沏茶、喝茶的规矩，一般认为源自中国隋代，用以修养心神，学习礼仪。它是日本的一种文化，被誉为“东洋精神真髓”。茶很早就从中国传到日本，公元6世纪前后日本就有茶了，但当初只作为药用，限于部分贵族和僧侣之间饮用。关平安初，嵯峨***弘仁6年（公元815年）4月游近江崇福寺，该寺大都僧永忠煎茶奉献。同年6月在银内、近江、丹波、播磨试种。平安后期饮茶的风气很流行并将这种爱好持续到现在。由荣西（公元1141年—公元1215年）从中国带回的茶种试种于筑前（福冈县）的背振山，后移植于畿内山城的拇尾山。荣西还写了《吃茶养生记》2卷（公元1211年）。平安时代是茶道的产生期，到镰仓时代才逐渐流行于一般武士之间，成为进行社交礼仪的一种学问。
教育与学术
平安时代以前日本只有官学，中央是大学，地方是国学。空海在唐朝学习时，看到长安每坊有间塾，每县有乡学，教育机构完备，对日本没有私学感到遗憾。于是回国后于828年开创综艺种智院，培养人材。于此稍前，和气广世创立弘文院（9世纪初），后来公元821年藤原冬嗣创立劝学院，公元850年桔嘉智子创立学馆院，公元881年在原行平创立奖学院，私人讲学之风兴起。
平安时代***组织专人撰写史书，陆续修成《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文德***实录》和《三代实录》，这五种汉文历史著作与奈良时代的《日本书纪》合称《六国史》。
除以上编年史外，还编纂分类的历史。醍醐***时菅原道真奉救编写《类聚国史》，把从《日本书纪》到《文德实录》的历史按事实类别编成205卷，公元892年完成。
服饰与器具
平安时代的女***饰，基本上有三种：礼装、正式服装、亵服。顾名思义，礼装当然是公式仪式时所穿的盛装，正式服装则为后宫女官平素穿的服装，亵服是家居服。正式服装俗称十二单衣，在宫廷或贵族宅子服侍的女官、女侍，因必须接待来客，平日都穿十二单衣。十二单衣上加裙带、领巾，头上再戴宝冠、发钗，便是礼装。亵服是家居服的一种，后宫众后妃及皇女，平素只穿亵服，而女官只在夜晚回自己厢房睡觉，或生病请***回娘家时，才有机会换穿亵服。无论十二单衣或亵服，下半身最里层均是裤裙，而非长裙。
对外关系
平安时代日本与中国有非常紧密的交往，在日本儒学得到推崇，大乘佛教得到发展。
孙子字武，是齐国人。他以所著兵法求见于吴王阖闾。阖闾说：“您的十三篇我已全部拜读，可以试着为演一番吗？”孙子说“可以。”阖闾问：“可用妇女来操演吗？”孙子说：“可以。”于是答应孙子，选出宫中美女，共计一百八十人。
孙子把她们分为两队，派王的宠姬二人担任两队的队长，让她们全部持戟。命令她们说：“你们知道你们的心口、左手、右手和背的方向吗？”
妇女们说：“知道。”孙子说：“前方是按心口所向，左方是按左手所向，右方是按右手所向，后方是按背所向。”妇女们说：“是。”规定宣布清楚，便陈设斧钺，当场重复了多遍。然后用鼓声指挥她们向右，妇女们大笑。
孙子说：“规定不明，申说不够，这是将领的过错。”又重复了多遍，用鼓声指挥她们向左，妇女们又大笑。孙子说：“规定不明，申说不够，是将领的过错；已经讲清而仍不按规定来动作，就是队长的过错了。”
说着就要将左右两队的队长斩首。吴王从台上观看，见爱姬将要被斩，大惊失色。急忙派使者下令说：“寡人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但寡人如若没有这两个爱姬，吃饭也不香甜，请不要斩首。”
孙子说：“臣下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国君的命令有的可以不接受。”于是将队长二人斩首示众。用地位在她们之下的人担任队长，再次用鼓声指挥她们操练。妇女们向左向右向前向后，跪下起立，全都合乎要求，没有一个人敢出声。
出处：《孙子吴起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原文如下：
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可以小试勒兵乎？”对曰：“可。”阖庐曰：“可试以妇人乎？”曰：“可。”于是许之，出宫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孙子分为二队，以王之宠姬二人各为队长，皆令持戟。
令之曰：“汝知而心与左右手背乎？”妇人曰：“知之。”孙子曰：“前，则视心；左，视左手；右，视右手；后，即视背。”妇人曰：“诺。”约束既布，乃设鈇钺，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妇人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
复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妇人复大笑。孙子曰：“约束不明，申令不熟，将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斩左右队长。吴王从台上观，见且斩爱姬，大骇。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将军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愿勿斩也。”
孙子曰：“臣既已受命为将，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遂斩队长二人以徇。用其次为队长，于是复鼓之。妇人左右前后跪起皆中规矩绳墨，无敢出声。于是孙子使使报王曰：“兵既整齐，王可试下观之，唯王所欲用之，虽赴水火犹可也。”
吴王曰：“将军罢休就舍，寡人不愿下观。”孙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实。”于是阖庐知孙子能用兵，卒以为将。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扩展资料
《孙子吴起列传》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创作的一篇文言文，收录于《史记》中，是中国古代三位著名军事家的合传，作者着重写了孙武“吴宫教战”，孙膑以兵法“围魏救赵”、马陵道与庞涓智斗，以及吴起在魏、楚两国一展军事才能，使之富国强兵的事迹，以下对另两位军事家的故内容做介绍说明：
1、孙膑传：
孙武死后，过了一百多年又有孙膑。孙膑出生在阿城、鄄城一带，是孙武的后代子孙。孙膑曾经和庞涓一起学习兵法。庞涓在魏国做事以后，当上了魏惠王的将军，但自认为才能比不上孙膑，便暗中派人把孙膑找来。孙膑到了魏国，庞涓害怕他比自己贤能，忌恨他，就***借罪名砍去他的双脚并施以墨刑，想使他埋没于世不为人知。
齐国使者到大梁来，孙膑以刑徒的身份秘密拜见，进行游说。齐国使者觉得此人不同凡响，就偷偷地用车把他载回齐国。齐国将军田忌赏识他并像对待客人一样礼待他。田忌经常与齐国诸公子***，设重金赌注。
孙膑发现他们的马脚力都差不多，可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下大赌注，我能让您取胜。”田忌相信并答应了他，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胜。
比赛即将开始，孙膑说：“现在用您的下等马对付他们的上等马，拿您的上等马对付他们的中等马，拿您的中等马对付他们的下等马。”三场比赛完后，田忌一场不胜而两场胜，最终赢得齐王的千金赌注。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威王向他请教兵法后，就把他当作老师。
2、吴起传
吴起是卫国人，善于用兵。曾经向曾子求学，奉事鲁国国君。齐国的军队攻打鲁国，鲁君想任用吴起为将军，而吴起娶的妻子却是齐国人，因而鲁君怀疑他。当时，吴起一心想成名，就杀了自己的妻子，用来表明他不亲附齐国。鲁君终于任命他做了将军，率领军队攻打齐国，把齐军打得大败。
鲁国就有人诋毁吴起说：“吴起为人，是猜疑残忍的。他年轻的时候，家里积蓄足有千金，在外边求官没有结果，把家产也荡尽了，同乡邻里的人笑话他，他就杀掉三十多个讥笑自己的人。然后从卫国的东门逃跑了。
他和母亲决别时，咬着自己的胳膊***地说：‘我吴起不做卿相，绝不再回卫国。’于是就拜曾子为师。不久，他母亲死了，吴起最终还是没有回去奔丧。曾子瞧不起他并和他断绝了师徒关系。吴起就到鲁国去，学习兵法来奉事鲁君。
鲁君怀疑他，吴起杀掉妻子表明心迹，用来谋求将军的职位。鲁国虽然是个小国，却有着战胜国的名声，那么诸侯各国就要谋算鲁国了。况且鲁国和卫国是兄弟国家，鲁君要是重用吴起，就等于抛弃了卫国。”鲁君怀疑吴起，疏远了吴起。
这时，吴起听说魏国文侯贤明，想去奉事他。文侯问李克说：“吴起这个人怎么样啊？”李克回答说：“吴起贪恋成名而爱好女色，然而要带兵打仗，就是司马穰苴也超不过他。”于是魏文侯就任用他为主将，攻打秦国，夺取了五座城池。
选天下之贤者而治的人才民主思想
1．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
墨子主张民主制度，他说：“明乎民之无正（政）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无领导）。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尚同》，第87页、93页）天子，不是上天之子，只不过是天下之贤能者，经民主选举而立之，这种选天下之贤能者而治的思想是十分可贵的。不仅天子由民主选举产生，各级官员也都由民众选举产生。他说：“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之以为正（政）长。正长已具，天子发政于百姓，言曰：闻善而（与）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皆必是之，上之所非，皆必非之。上有所过，谏之，下有善，则旁荐之（广泛推荐）。”“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天子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之治也”（《尚同上》，第88页）。国君只有集中天下之同义，即集中全民意志，国方得治。
“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万民以法天子，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尚同中》，第***页）“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学习）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尚同中》，第95页）墨子认为除了选举好天子之外，还要重视基层***建设。乡长要选举乡之贤能者，而且要广泛听取民意，按照乡里大多数人的意见利益行事，“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集中统一全乡正确的意见），是以乡治”（《尚同中》，第95页）。
墨子进一步指出，设置各级机构和官吏，不是使其***厚禄，养尊处优，而是要为乡人国人办实事，谋利益，他说：“立正（政）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逸）而错（设置）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贵贫寡，安定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若此，今王公大人之刑政则反此。”（《尚同中》，第101页）
尚同，上下必须同义，民主集中，就是统一指导思想，同一法制，同一奋斗目标，同一政策政令，同一善恶是非标准，实现最佳效益，墨子说：“苟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沮（阻）暴……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于众得非，则是虽得上之赏，未足以劝乎？”（《尚同中》，第101页）
2．集中民意，上下同义
《尚同》集中阐述集中民意，上下同义，这些见解，可以说就是民主集中，上下一心，共同去实现奋斗目标。墨子说，在原始无 *** 状态下，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滋众，则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也”（《尚同上》，第86页），所以要有领导。以乡为例，“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乡治”（《尚同中》，第95页）。民主集中，必须从基层做起，主持民主的人，必须是贤能者，***各言其义，最终统一为一义，也就是集中大多数人的正确意见。
治国理政，必须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发扬民主，集中民意，墨子说：“察国之所以治者何也？国君唯能壹同国之义，是以国治也。国君者，国之仁人也。”壹同天下之义，就是从基层起，各级充分发扬民主，集中全国人民的意志，国家才能得治，“唯能壹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尚同上》，第88～89页）。
墨子认为，要实现尚同，全国必须上下一致，集中各方面的正确意见，对于正确的方针政策，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也就是“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首先是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执行中确实发现问题，则“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谏之”（《尚同上》，第88页）。如实反映情况，提出批评建议，总结新的经验，统一领导，上下结合，有错即改，达到“尚同”的境界。
3．尚同为政者，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
墨子重视法制，他说：“天下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法制准则），无法仪而能成事者无有也。虽至士之为将相者，皆有法。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正以悬……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国，而无法度，此不若。”（《法仪》，第21页）
尚同，在政策制度等方面，必须是同义统一的，同时必须要有同一的法制来推行，建立制度，推行法制，要像天一样大公无私，“天之行广而无私，其施厚而不德（不自以为有功德），其明火而不衰……天之欲则为之，天之所不欲则止……天必欲人之相爱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恶相贼也……今天下无大小国，皆天之邑也，人无幼长贵贱，皆天之臣也”（《法仪》，第23～24页）。墨子提出天下国无强弱大小，人无长幼贵贱，皆应平等相处，兼爱互利，“故曰爱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恶人贼人者，天必祸之。……是以天欲人相爱相利，而不人相恶相贼也”（《法仪》，第24页）。要实现尚同，天下同义，兼相爱，交相利的目标，必须有所赏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尚同为政者也……是以赏当贤，罚当暴，不杀无辜，不失有罪，则此尚同之功也”（《尚同中》，第105页）。要做到尚同，必须上下同义、团结一致，实现共同目标。墨子说：“今此何为人上而不能治其下，为人下而不能事其上，则是上下相贼也。何故以然？则义不同也。”（《尚同下》，第110页）所谓上下同义，就是统一思想认识，统一政策法令，所以，“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天志上》，第226页）。
4．助之视听者众，上下知情，以往知事，反对天命
墨子很强调兼听多视，善择左右，他说：“故古之圣王治天下也，其所差论（选择），自以左右羽翼皆良，助之视者众。故与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先誉令闻，先人发之。”古者有语焉曰：“一目之视也，不若二目之视也。一耳之听也，不若二耳之听也。一手之操也，不若二手之强也。”（《尚同下》，第116页）决策要广泛听取意见，重视参鉴历史经验，“则以往知来，以见知隐（从现象到本质），谋如此，可得而知也”（《非改中》，第162页）。
墨子反对天命，他极力批判儒家的天命思想。子墨子言曰：“执有命者杂于民间者众，执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则富，命贫则贫，命众则众，命寡则寡，命治则治，命乱则乱，命寿则寿，命夭则夭，虽强劲何益哉……以阻百姓之从事，故执有命者不仁。”（《非命上》，第305页）有命者认为：“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定数），人之知（智）力，不能为焉。”墨子批判说：“群吏信之，则忽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导教），是贱天下之人者也。”（《非儒下》，第334页）“安危治乱，在政之发令也，则岂可谓有命哉？”“执有命者，天下之厚害也。”（《非令中》，第316页，第319页）
认识决策方面，墨子提出“三表”，或者说“三法”。“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对事物要追求其本源），有原之者（事物发展的缘由），有用之者（下察百姓耳目的现实情况）。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非命》，第305页）做任何决定或决策都要坚持“爱民谋忠，利民谨厚”（《节用中》，第196页）。
正确的决策要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和群众的需求，墨子将之概括为义。他说：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天志上》，第226页）执行正义的决策，必须有坚持正义的人才，墨子说：“义人在上，天下必治。”（《非命上》，第307页）尚同的关键就是上下同义，必须上下知情，协调一致。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必治，不得下之情必乱……上之为政也，不得下之情，则是不明于民之善非也。苟不明于民之善非，则不得善人而赏之，不得暴人而罚之。善人不赏而恶人不罚，为政若此，国众必乱。”（《尚同》，第107页）
《管子·第6七法2为兵之数》诗解
题文诗:
王道至正,至正至义,用兵以义,为兵之数:
积财畜物,久而不匮;存乎工器,伐而不费;
存乎选士,赏罚分明,人不侥幸,勇士劝之;
存乎政教,教以正义;存乎服习,练兵备战;
存乎遍知,知己知彼;明于机数,明机应动,
正义不变,以应万变.器成卒选,气正神清,
遍知天下,审御机数,精诚一心,所向披靡.
所爱之国,我独利之:所恶之国,而独害之:
令行禁止,圣王贵之.胜一服百,天下畏之;
立少观多,天下怀之;罚罪赏功,天下从之.
成功立事,必顺礼义,至礼合意,至义真情,
情真意深,不得不胜,不胜而胜.王道情真,
真情不废,至情至神,敌莫敢窥,举如飞鸟,
动如雷电,发如风雨,真情所至,通无化有,
非前非后,知前知后,非出非入,能出能入.
正文：
（胜道）为兵之数
兵之数，存乎聚财，而财无敌；存乎论工，而工无敌。存乎制器，而器无敌；存乎选士，而士无敌；存乎政教，而政教无敌；存乎服习，而服习无敌；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
故兵未出境，而无敌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财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财盖天下，而工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工盖天下，而器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士盖天下，而教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教盖天下，而习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习盖天下，而不遍知天下，不能正天下；遍知天下，而不明于机数，不能正天下；故明于机数者，用兵之势也。大者时也，小者计也。王道非废也，而天下莫敢窥者，王者之正也。衡库者，天子之礼也。是故器成卒选，则士知胜矣。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则独行而无敌矣。所爱之国，而独利之；所恶之国，而独害之；则令行禁止，是以圣王贵之。胜一而服百，则天下畏之矣。立少而观多，则天下怀之矣。罚有罪，赏有功，则天下从之矣。故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春秋角试，以练精锐为右；成器不课不用，不试不藏。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故举之如飞鸟，动之如雷电，发之如风雨，莫当其前，莫害其后，独出独入，莫敢禁圉。成功立事，必顺于礼义，故不礼不胜天下，不义不胜人；故贤知之君，必立于胜地，故正天下而莫之敢御也。 （管子6七法）
译：用兵的方法，一在于积聚财富，而要使财富无敌；二在于考究军事工艺，而要使工艺无敌；三在于制造兵器，而要使兵器无敌；四在于选择战士，而要使战士无敌；五在于管理教育，而要使管教工作无敌；六在于军事训练，而要使训练工作无敌；七在于调查各国情况，而要使调查工作无敌；八在于明察战机和策略，而要使明察战机和策略无敌。这就是说，军队没有调出国境，就已经保证八个方面无可匹敌了。
因此，要征服天下，财力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财力压倒天下，而工艺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工艺压倒天下，而兵器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兵器压倒天下，而战士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战士压倒天下，而管理教育工作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管教工作压倒天下，而军事训练不压倒天下，不能征服；训练压倒天下，而不普遍了解天下的情况，不能征服；普遍了解天下情况，而不明察战机和策略，还是不能征服天下的。 所以，明察战机和策略是用兵的关键。 首要的是掌握作战时机，其次是作战***。所以，兵器制成，士兵选定，勇士就有了取胜的信心。普遍了解天下的情况，精心掌握战机与策略，那就可以所向无敌了。对于友好的国家，要给予特殊扶持；对于敌对国家，要给予特殊惩罚。这样就发令能行，言禁能止。因此，英明的君主很重视这种作法。 战胜一国而威服百国，天下都会畏惧；持植少数而影响多数，天下都会怀德；惩罚有罪，赏赐有功，天下也都跟着服从了。 因此，要聚集天下最好的物材，研究各种工匠的兵器；春秋两季进行比试，精锐的列为上等。制成的武器，不经检查不使用，不试验合格不入库。再聚集天下的豪杰，拥有天下的勇将。这样就可以做到举兵如飞鸟，动兵如雷电，发兵如风雨，无人能在前面阻挡，无人能从后面伤害，独出独入，无人敢于限制了。 但是， 成功立事，一定要合乎正理与正义 。无理的战争不能取胜于天下，不义的战争不能战胜他人。 贤明智慧的君主，总是站在必胜的立场，所以能征服天下而无人敢于抗拒。?
选阵?若夫曲制时举，不失天时，毋圹地利，其数多少，其要必出于计数。故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後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胜，攻之自毁也。是故，张军而不能战，围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实，三者见一焉，则可破毁也。故不明于敌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于敌人之情，不可约也；不明于敌人之将，不先军也；不明于敌人之士，不先陈也。是故，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击不能，以教卒练士击驱众白徒。故十战十胜，百战百胜。（管子6七法）
译：关于部队作战的时机，应该不失天时，不废地利。军事上数字的多少，其主要项目一定要根据***。所以，凡是攻战的原则，都要求***必须先定于国内，然后再举兵出境。***没有事前确定于国内而竟举兵出境，这是战之自败，攻之自毁的。因此，摆开阵势还没有确定打仗，包围城邑还不能确定攻取，得了土地还不能确定据守，三种情况有一种，就是要被毁灭的。所以，事前不明了敌人的政治，不能进行战争；不明了敌人的军情，不能约定战争；不明了敌人的将领，不先***取军事行动；不明了敌人的士兵，不先摆列阵势。只有保证以众击寡，以治击乱，以富击贫，以能用兵的将帅击不能用兵的将帅，以经过教练的士卒打击临时征集的乌合之众，才可以十战十胜，百战百胜。?
（胜道）故事无备，兵无主，则不蚤知；野不辟，地无吏，则无蓄积；官无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朝无政，则赏罚不明；赏罚不明，***幸生。故蚤知敌人，如独行；有蓄积，则久而不匮；器械功，则伐而不费；赏罚明，则人不幸；人不幸，则勇士劝之。故兵也者，审于地图，谋于官日，量蓄积，齐勇士，遍知天下，审御机数，兵主之事也。 （管子6七法）
译：所以，战事没有准备，部队又没有主事的统帅，那就不可能预先掌握敌情；荒地没有开发，农业又没有专管的官吏，那就不可能积蓄粮草；官府没有常规，工匠抱怨上级；武器就不会精良；朝廷没有政令，赏罚很不分明，民众就侥幸偷生。 因此，先知敌情，才能够所向无敌；积蓄粮草，才能够久战而不贫困；武器精良，打起仗来才能顺利；赏罚严明，人们才不会 侥幸偷生； 而人们都不侥幸偷生，勇士也就努力了。 所以，用兵这件事情，一定要详审地理情况，掌握天时，计算军需贮备，教练勇士，普遍掌握天下的情况，认真抓好战机和运用策略。而这些也正是统帅的本职。?
故有风雨之行，故能不远道里矣；有飞鸟之举，故能不险山河矣；有雷电之战，故能独行而无敌矣；有水旱之功，故能攻国就邑；有金城之守，故能定宗庙、育男女矣；有一体之治，故能出号令、明宪法矣。风雨之行者，速也；飞鸟之举者，轻也；雷电之战者，士不齐也；水旱之功者，野不收、耕不获也；金城之守者，用货财、设耳目也；一体之治者，去奇说、禁雕俗也。不远道里，故能威绝域之民；不险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国；独行无敌，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国救邑，不恃权与之国，故所指必听；定宗庙、育男女，天下莫之能伤，然後可以有国；制仪法，出号令，莫不响应，然後可以治民一众矣。?
译：军队有像风雨一般的行进，就不怕路途遥远；有像飞鸟一般的举动，就不怕山河险阻；有像雷电一般的进攻，就所向无敌；有像水旱一般的摧毁效果就能够攻人之国，救人之城；有像金城一般的设防固守，就能够安定宗庙，繁育人口；再有浑为一体的统一政治，就能够发布号令，明定法制了。这是因为：风雨一般的行进，就是要作到快速；飞鸟一般的举动，就是要作到轻捷；雷电一般的进攻，就是使敌兵不及布阵；水旱一般的摧毁效果，就是使敌方土地无收、耕种无获；金城一般的据守，就是要收买敌人，派出间谍；浑为一体的政治，就是要禁止邪说和奢侈风俗。而军队不怕路途遥远，就能够威慑远地的臣民。不怕山河之阻，就能够征服依险固守的敌国。所向无故，就必然令行禁止。攻人之国，救人之邑，又不依靠盟国，就必然是军队指向哪里，哪里就得听从。安定宗庙，繁育儿女，无人敢于伤害，然后就可以巩固***。立法定制，发号施令，无人不来响应，然后就可以治理人民和统一百姓行动了。
左右仆射三品，中书令和侍中***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
附：唐朝中央官制
唐代的官制基本是沿袭隋制。《新唐书·百官志》云：“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
以皇帝为首的封建国家体制，在唐高祖武德时期就比较完备地建立起来。皇帝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操有对一切臣民生杀予夺的大权。法律和法令都以皇帝的名义颁布，皇帝有权修改法律和法令，并可以不受法律和法令的约束。在皇帝之下，有三省、六部、九寺、五监等职官体系。在中枢机构中，制令机关、封驳审议机关与行政事务机关是分工而又合作的。政务机关和事务机关的职责是很分明的，监察机构也很完备。此外，还有一套比较完备的品阶勋爵制度。《新唐书·百官志》说：
其辩贵贱，叙劳能，则有品、有爵、有勋、有阶，以时考核而升降之，所以任群材、治百事……方唐之盛时，其制如此。
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和政治形势的变化，唐代的职官制度也发生了变化。“使职差遣”逐渐侵夺了原来职官的权力，新出现的一些使职，使得原来的一套官僚体系发生了紊乱。他们占据了中央与地方的大部分权力。当时的局面，正如李肇《唐国史补》所说的“为使则重，为官则轻”。这种现象对宋代官制也有一定的影响。唐代的中央官制大致有以下几个系统：
一、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与政事堂
唐代初年，以中书***官中书令、门下***官门下侍中、尚书***官尚书令共议国政，都是宰相。宰相是辅佐皇帝总领天下大政的官员。《新唐书·百官志》说：“佐天子总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后来，因为唐太宗即位前虽曾任过尚书令，臣下避而不敢居其职，便以仆射为尚书***官，与门下侍中、中书令号称宰相。据《册府元龟·宰相总序》说，自隋代以来，就有“或以他官参掌机事及专掌朝政者，并为辅弼”。唐代也因宰相品位尊崇，人主不肯轻易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职，并***借他官之称。如唐太宗时，杜淹以吏部尚书参议朝政，魏征以秘书监参预朝政，其后，或称“参议得失”，或称“参知政事”等等，名称不一，都是宰相之职。《旧唐书·李靖传》载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中书令（《百官志》作仆射）李靖因足疾上表“乞骸骨”，其言辞极为恳切，唐太宗为之感动，说：朕观古往今来，身居富贵，能知足者甚少。纵然才能不堪，身患疾病，犹自强居职位。公能识大体，精神诚可嘉。于是，太宗除下优诏，令其在家调养外，又命其疾小愈，两、三日一至中书门下平章事。贞观十七年（公元633年），太宗以李绩为太子詹事（东宫百官之长），并特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衔，使其与侍中、中书令一样参预宰相职事。从此之后，就有“平章事”与“同三品”的衔号，就是品级再高的官，也不例外，否则，就不能行使宰相的职权，只有三公、三师及中书令不加，永淳元年（公元682年），以黄门侍郎郭侍举，兵部侍郎岑长倩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自此以后，“同平章事”也成为宰相的衔号。***以后，为仆射者例不加“同平章事”，结果就不能参与宰相机务，而被挤出宰相行列。
安史之乱以后，宰相名号又有了变化。由于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升中书令和门下侍中为正二品，所以就废除了“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衔。与此同时，中书令和门下侍中基本是藩帅兼领，几乎不单独作为宰相来设置，因此，唐后期的宰相名号基本上就是“同平章事”了。
唐代初年，三***官在门下省议事。这个议事地点称为政事堂。《文献通考·职官四》说：“中书出诏令，门下掌封驳，日有争论，纷纭不决，故使两省先于政事堂议定，然后奏闻”。其后，高宗时的裴炎自侍中迁中书令，乃徙政事堂于中书省。玄宗***十一年（公元723年），张说为中书令，又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并且列吏房、机务房、兵房、户房、刑礼房五房于后，“分曹以主众务。”至此，政事堂已从“议事”之所变成宰相的办事机关了。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是因为唐玄宗以前，宰相都是三***官***的（因三***官尚有本省常务），他们上午在政事堂议事，下午就回本省办公，因此，不必要另立宰相的办公机关。玄宗***以后，宰相数量少了，其职位更为尊崇，基本上是专职的（杨国忠虽身兼四十余职，但也以相职为主），于是就有必要设立一个固定的宰相办事机关，并列五房以处理日常行政事务。
政事堂会议是协助皇帝统治全国的决策机关。军国大事经政事堂会议商定，奏请皇帝最后裁决；机密大事以及五品以上官员的升降任免，只在政事堂议论，他官不得预闻。在政事堂（或中书门下）议事的几位宰相中，有一位是首席宰相，称为“执政事笔”。唐玄宗时，李林甫、杨国忠为相，他们之所以能专权用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长期窃居了“执政事笔”的职位。安史之乱后，肃宗鉴于相权集中而造成个人专断之弊，乃“令宰相分直政事笔、承旨，旬日而更”。宰相十天一秉笔的制度，到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才改每日一人轮流秉笔，其用意显然是在于防止宰相专权，但德宗以后，这个制度并没有沿续下去，如穆宗、敬宗时的李逢吉，武宗时的李德裕都是独秉国政的。宰相权力的大小，都是取决于皇帝（还有中晚唐时期的宦官）的态度的。
二、三省六部
唐沿隋制，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同样是国家最高的政务机构，分别负责决策、审议和执行国家的政务，同时把原尚书省诸曹正式确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部下有司，部的首长称尚书，副首长称侍郎，各司正、副负责人称郎中、员外郎。
隋唐三省六部制的确立，是秦汉以来封建国家中央官制不断变化的结果。其组织较完备，分工较明确，是封建社会发展至成熟阶段的一个标志。这些一直沿续到清代，基本上没有改变。但有一点与明清不同的，唐代的尚书省有一个总机构，名为“都省”，都省之中以左右丞及左右司郎中、员外郎分管吏、户、礼左三部，兵、刑、工右三部。左右丞处于行政监督地位，而左右司则兼有总务管理的性质。
唐代中书省（隋因避讳作“内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它们合称为两省或北省（尚书省称为南省），长官为中书令、侍中，***时皆为正三品（代宗时升为正二品）。中书省与门下省同秉军国政要，中书省掌制令决策，门下省掌封驳审议。凡军国要政，皆由中书省预先定策，并草为诏敕，交门下省审议复奏，然后付尚书省颁发执行。门下省如果对中书省所草拟的诏敕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凡中央各部、寺、监及地方各部门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须通过尚书省交门下省审议，认可以后，方送中书省呈请皇帝批阅或草拟批答，门下省如认为批答不妥，也可驳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
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
可见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中书省，置中书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书省为西台，中书令称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书省为凤阁，中书令称内史。***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书省为紫微省，中书令称紫微令。后复旧称。中书令为一省之首官，《新唐书·百官志》云：“中书令……掌佐天子执大政，而总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为中书令之副，参议朝廷大政，临轩册命，若四夷来朝，则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书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书省的骨干官员，掌侍进奏，参议表章、草拟诏旨制敕及玺书册命。因其所掌皆机务要政，故特规定四条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缓，禁违失，禁忘误。他们可以就省内所讨论的军国大政及报上的奏状，发表自己的初步处理意见，并签上自己的名字，谓之“五花判事”。省内的意见经中书令、侍郎汇集后，再交付中书舍人，然后根据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这个专门负责执笔草诏的舍人称为“知制诰”，其余舍人也要分别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选择一个资格最老的，称为“阁老”，负责处理本省杂事。舍人六人分押尚书省六部，并辅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议事处政事堂就有一个门通往中书舍人办公厅，宰相常从这个门经过，找中书舍人咨询政事。据《旧唐书·常衮传》载，代宗大历时，常衮为相，才把这个门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来”。肃宗时，常以他官知中书舍人事，《新唐书·百官志》说当时因“兵兴，急于权便，政去台阁，决遣颛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复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会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议：“台阁常务，州县奏请，复以舍人平处可否。”但这一制度在当时似乎未认真执行过。唐代的中书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职，所谓“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是跃居台***贰以至入相的一块重要跳板。此外，中书省的属官还有起居舍人2人，从六品上，《新唐书·百官志》云：“掌修记言之史，录制诰德音，如记事之制，季终以授国史”。通事舍人16人，从六品上，掌朝见引纳，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则导其进退，而赞其拜起、出入诸礼节。四方蛮夷纳贡，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进。军士出征，则受命劳遣，并每月慰问将士家属。又有主书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右散骑常侍2人，右谏议大夫4人，掌供奉讽谏，大事廷议，小则上封事。
门下省，置侍中二人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门下省为东台，侍中称左相，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称纳言，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门下省为鸾台。***元年（公元713年）改称黄门省，侍中称监，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左相。《新唐书·百官志》云：“侍中……掌出纳帝命，相礼仪，凡国家之务，与中书令参总，而颛判省事”。有门下侍郎2人，正三品，为侍中之副，龙朔二年改称东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称鸾台侍郎，天宝元年，又称门下侍郎。《百官表》云：“门下侍郎……掌贰侍中之职。大祭祀则从；盥则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赞献。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阙，则莅封符券，给传驿。”门下省的属官有左散骑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左谏议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谏诤得失，侍从赞相。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个名叫鱼保宗的，上书建议置铜匦以接受四方之书。武则天接受了这个意见，铸铜匦四个，涂以四方颜色，排列在朝堂：东方青匦，称为“延恩”，凡是告养人劝农之事者投之；南方红匦，称为“招谏”，凡是论及时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匦，称为“申冤”，凡是陈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匦，称为“通玄”，凡是告发天文或秘密谋反者投之。朝廷派谏议大夫、补阙、拾遗各1人为使者，管理四方铜匦；又派御史中丞、侍御史各1人为理匦使。天宝九载（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匦”声近“鬼”，故改理匦使为献纳使。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复旧称。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谏议大夫1人为知匦使。又有给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监察弘文馆缮写雠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审毕，则驳正违失。凡是诏敕有不便者，涂窜而奏还，谓之“涂归”。白居易在《郑覃可给事中敕》中说，给事中的职责是“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与侍中裁退之”。《旧唐书·李藩传》载，唐德宗贞元年间（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给事中，“制敕有不可，遂于黄敕后批之”。当时有人对他说，这是皇上的圣旨，应该把自己的意见另纸写上，那能随便拟在圣旨上？李藩说，如果用另纸写，便是文状，那能称为拟敕？李藩之所以敢于发此大言，就是因为制度规定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合适的诏敕上“涂窜而奏还”。白居易所谓“刑狱有未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就是《***六典·门下省》说的“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样。《新唐书·百官志》说，给事中可“与御史、中书舍人听天下冤滞而申理之”，就是指他们可以组成“三司”，越过执法机构，受理天下冤错案件，听其诉讼，这种制度称为“三司受事”或“三司详决”。白居易所谓“有司选补不当者，则与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书·百官志》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拟，则校功状殿最、行艺，非其人，则白待中而更焉。”这种制度称为“过官”。又有起居郎2人，从六品上，掌录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则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诏命，起居郎俯陛以听，退而书之，每季终了时交给史官。贞观初年，以给事中、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时，许敬宗、李义府为相时，为了防止泄密，上言减少预闻机密的人员，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后，与百官同出，不得与闻机务。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诏令起居郎、舍人于入阁之日，具纸笔立于螭头下，恢复贞观时期的制度。
此外，门下省还设有录事4人，从七品上；主事4人，从八品下；左补阙6人，从七品上；左拾遗6人，从八品上；典仪2人，从九品下。掌赞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门郎4人，从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宫殿诸门开关之节。符宝郎4人，从六品上，掌天子八宝及国家之符节，大朝会，则奉宝进于御座，天子行幸，则奉宝随从。凡命将、遣使，皆请旌、节。旌以颛赏，节以颛杀。
中书省与门下省还各有补阙拾遗，它们均分左、右置，“左”隶门下省，“右”隶中书省。左右补阙，从七品上；左右拾遗，从八品上，均是武则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创置的。据《旧唐书·白居易传》载，白居易于宪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过左拾遗，他说：“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弊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谏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见的机会，所以，官品虽低，也颇为时人所重。从理论上说，谏官的本职，就是建言讽谏，即使言辞激烈，也无可责难，白居易在任拾遗、补阙期间，曾尽其职而力谏，屡次上书言事，甚至当面和皇帝争执，据《通鉴》卷238记载：“白居易因议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赞善大夫，这是一个不得过问朝政而专门陪伴太子读书的闲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卢节度使李师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于义愤，首先上书“急请捕贼，以雪国耻”，而当时旧官僚集团却攻击他说“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并借机加以诬陷，把他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既说明了谏官有言事的特权，也说明谏官处境的艰难。
三、尚书都省
尚书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称东台，废尚书令，改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称文昌台，不久再改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称为都台，长安三年（公元703年）称为中台。唐代尚书省的办事机构设在长安皇城的承天门大街东侧，位于中书、门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别称南省或南宫。从中书门下发出的诏令制敕，均经由尚书省转发到中央各部门及地方各州县，或者根据诏令制敕的精神制成政令，下达到有关部门。《新唐书·百官志》说：
诸州计奏达京师，以事大小多少为之节。凡符、移、关、牒（按：皆公文名），必遣于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决者，皆上尚书省。这说明尚书省的权位相当重要，据《旧唐书·戴胄传》记载，唐太宗曾说：“尚书省，天下纲维，百司所禀，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这几句话就足以说明尚书省在中枢行政机构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说在三省中，尚书省才是行政的实际总汇。唐代的尚书省组织更加整齐严密，由隋之六曹固定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组织，则以隋之侍郎升为尚书的佐贰，在尚书左右丞下，每部有4个属司，共24个司。
尚书省的长官是尚书令，掌典领百官。因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职，故唐代例不复置。以左右仆射为本省的实际长官。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内日常事务，《新唐书·百官志》云：“掌辩六官之仪，纠正省内，劾御史举不当者”。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从五品上，员外郎各1人，从六品上，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诸司事务。唐高宗龙朔元年（公元661年），改左右丞为左右肃机，郎中为左右承务，诸司郎中为大夫。唐初，仆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为在中枢的职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师不单独设置，而正二品的尚书令又被废，只有从二品的仆射官阶最高，其他两省的副官如门下侍郎、中书侍郎以及各寺、监的长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会要》称左右仆射为“师长百僚，虽在别司，皆为统属”。据说仆射于都堂上书，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阶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罗拜阶下，仆射不答拜，可见其威权之重。自中唐以后，由于仆射被排斥于宰相行列之外，尚书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职差遣的冲击，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渐下降了。
据《唐会要》记载，贞观时，唐太宗曾规定：“尚书细务属左右丞，惟大事应奏者乃送仆射”。可见左右丞在尚书省内的权位也是相当重要的，其中左丞统吏、户、礼三部；右丞统兵、刑、工三部。六部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检后，方下达到有关部门。因为规定省内有大事才向仆射请示，其余细务均由左右丞处理。这样，左右仆射已渐被架空，都省的实权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执政官之一。
尚书都省所属的六部二十四司，负责处理全国军政、财文、兵刑、钱谷等一应行政事务。其中吏部掌文选、勋封、考课之政，下统吏部、司封、司勋、考功四司。唐代规定官员的选授制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亲自选授，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报皇帝御批，吏部听制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据其身材、资历、才能、功劳、德行、言辞、书判诸方面的优劣予以“注批”，并报请门下省审复后授职。四司官员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阶品，朝集、禄赐、给***告身、***使，其中有一人专掌选补流外官。员外郎二人，从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司封郎中，掌封命、朝会、赐予之级。司勋郎中，掌官吏勋级；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过、善恶之考法及其行状。若官员死亡后，史官要为其立传，太常要议谥，若要铭于碑者，则会同百官议其宜记述的事迹上报，然后考功郎中通报其家属。唐玄宗***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由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户部，掌天下财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钱谷、贡赋等，所属有户部、度支、金部、仓部四司。其中户部郎中、员外郎，掌户口、土地、赋役、贡献、蠲免、优复、婚姻、继嗣之事；度支郎中、员外郎掌天下租赋、物产丰约之宜、水陆道涂之利，岁计所出而支调之，与中书门下省议定上奏；金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藏出纳、权衡度量之数，管理两京市、宫市等交易之事，并供给宫人、王妃、官员奴婢衣服；仓部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库储、出纳租税、禄粮、食禀之事。礼部掌礼仪、祭享、贡举之政。所属有礼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礼部郎中、员外郎，掌礼乐、学校、衣冠、符印、表疏、图书、册命、祥瑞、铺设，及百官、宫人丧葬赠赙之数，为本省尚书、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国忌、庙讳、卜筮、医药、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员外郎，掌陵庙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员外郎，掌诸蕃朝谨之事。***二十四年玄宗诏礼部侍郎主持科举考试。这样，礼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选授、考课、主持武举，以及军令、军籍和中央一级的军训，但并不直接带兵。所属有兵部、职方、驾部、库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帐及武官阶品、卫府众寡、校考、给告身诸事；一人判簿籍及军戎调遣之名数。
员外郎一人掌贡举、杂请，一人判南曹，岁选解状。皆为尚书、侍郎之副；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地图、城隍、镇戎，烽候、防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蕃客至，鸿胪寺先询问其国山川、风土，然后制成地图上奏，并送副图于职方司，殊俗入朝，则图其容状及衣服样式通达于上；驾部郎中、员外郎掌舆辇、车乘、传驿、厩牧马牛杂畜之籍；库部郎中、员外郎，掌兵器、卤簿仪仗。刑部掌律令、刑法、徒隶并平议国家之禁令。其属有刑部、都官、比部、司门四司。其中刑部郎中、员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寺及天下上奏诸案件，为尚书、侍郎之副贰。凡是审理大案件，可用尚书侍郎之名义与御史中丞、大理卿组成“三司”，共同参议。国家发布大赦令，可代表刑部召集囚徒宣布赦免名单；都官郎中、员外郎，管理俘虏，奴隶的簿录，给以衣粮医药，并审理其诉讼***；比部郎中、员外郎负责通会内外赋敛、经费、俸禄、勋赐缺乏物资，以及军用物资、器械、和粮等事；司门郎中、员外郎，管理门禁关卡出入登记，以及各地上缴失物的处理。工部掌土木水利工程和国家农、林、牧（军马除外）、渔业之政，以及诸司官署办公所需纸笔墨之事。所属有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四司。其中工部郎中、员外郎，掌城池之工役程式，为尚书、侍郎之助手；屯田郎中、员外郎，掌天下屯田及在京文武官员之职田、诸司官署公田的配给；虞部郎中、员外郎，掌苑囿、山泽草木以及百官蕃客菜蔬薪炭的供给和畋猎之事；水部郎中、员外郎，管理河流过渡、船舻、沟渠桥梁、堤堰、沟洫的修缮沟通，以及渔捕、漕运诸事。
六部长官称为尚书，正三品，副官为侍郎，正四品下（吏部侍郎正四品上）。唐初以来，尚书的地位很高，据《通鉴》***二十四年的记载：“惟旧相及扬历中外有德望者乃为之”。正因为如此，尚书实际上成为***权臣的***，不能具体处理本部事务，这自然就被架空而失去实权。唐代六部尚书分为三行：吏、兵为前行；刑、户为中行；礼、工是后行。各部官员的迁转就是按照这个次序的，由后而中而前的，所以担任某部尚书，并不等于熟悉这部的职务，而只是由于资格的关系。因此，中唐以后，六部尚书基本上成为官员迁转之资，其官称只代表一种身分，而不一定说明所任的职务。这就是宋代六部等于虚设，而另以其他机构代替六部的由来。
四、唐代的监察机关——御史台
唐承隋制，置御史台，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设御史大夫1人，正三品。《新唐书·百官志》云：“大夫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唐会要·御史台》云：“正朝廷纲纪，举百家紊失”。在隋朝及唐初，御史台只管揭发，并且只要根据传闻即可奏劾，不需要什么证据，更不受理诉讼，这就是《通典·御史台》所说的“但风闻弹事，提纲而已”。唐太宗非常重视御史台的作用，他要求三省和御史台官员各尽其责，真正起到互相检查的作用。《贞观政要》卷1记载他对大臣说：隋朝所以二世而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皇帝“不肯信任有司，每事皆自断”，结果群臣有意见都不敢直言，“宰相以下，惟即承顺而已”。而他自己则要“择天下贤才，置之百官，使思天下事”，凡事都要交给有司商量，然后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才能上奏施行。他为了充分发挥御史台的监察职能，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规定：凡是中书、门下及三品以上官吏入阁议事，都要有谏官随同，有不当的随时进谏。御史台的地位由此提高，对于纠正官吏的违失起了一定作用。贞观以后，御史台也受词讼，并且设置了“台狱”，《新唐书·百官志》说：“凡冤而无告者，三司诘之。三司，谓御史大夫、中书、门下也”。“有制覆囚，则与刑部尚书平阅”。对于百司不法***，“大事奏裁，小事专达”。在纠举之前，往往要“推覆理尽，然后弹之”。
御史台的次官，唐初依隋旧制，称治书侍御史中丞，高宗李治即位，因避帝讳，改称御史中丞，正五品下。《唐会要》“御史大夫”条云：由于“大夫秩崇，官不常置”，故实际上以“中丞为宪台之长”。
高宗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改御史台曰“宪台”，大夫曰“大司宪”，中丞曰“司宪大夫”。武后文明元年（公元684年），改御史台为肃政台。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分左右台、左台知百司、监军旅；右台察州县，省风俗。不久，又命左台兼察州县。两台每年派使者八人，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廉察，以四十八条监察州县官员。唐肃宗至德以后，诸道使府参佐，皆以御史为之，谓之“外台”。东都洛阳设留台，有中丞1人，侍御史1人，殿中侍御史2人，监察御史三人；元和后，不置中丞，以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主持留台事务，而三院御史也不常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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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公文写作格式
参照《公文处理办法》及《公文写作培训读本》一、决定（一）、分类 1．部署指挥重要工作的决定2．处理具体事项的决定 3．表彰或处分的决定（二）、标题：发文机关名称、事由、文种。（三）、正文：写明发布决定的原因、目的、根据、背景或意义；写明决定事项的具体内容；简要提出希望或号召。< BR>（四）、落款：正文后右下角注明发文机关和成文时间。（五）、范文：关于表彰二ΟΟ四年度行风建设先进单位的决定局属各科（室）所、供电营业所、电力服务公司： 2004年，我局的行风建设以打造服务优质，提高社会满意率为落脚点，以农村供电营业所规范化服务活动为载体，强化队伍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充分发挥行风监督员评议监督职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我县行风建设测评中荣获第二名。同时，涌现出一批优秀的供电营业所。这些供电营业所工作特点是：领导高度重视行风建设，善于创新工作，注重日常管理，工作扎实有效，促进企业健康发展，深受各界好评。为肯定成绩，表彰先进，经研究决定，对先进供电营业所给与表彰，并奖励人民币五百元。奖励名单如下：塔山供电营业所高岭供电营业所王宝供电营业所叶家供电营业所高台供电营业所希望受到表彰的供电营业所，戒骄戒躁，继续努力工作，为全局的行风建设起到良好的带头示范作用。未受到表彰的供电营业所应以此为榜样，相互取长补短，积极查摆工作中的缺点和不足，在2005年的行风建设中作中再创佳绩。绥中县农电局二ΟΟ五年四月一日主题词：表彰先进决定抄报：两锦农电局葫芦岛市农电局绥中县农电局行政办公室二ΟΟ五年四月一日印发共印58份拟稿：核稿：校对：二、通知（一）、分类 1．指示性通知 2．告知性通知 3．发布性通知 4．会议通知 5．任免聘用通知（二）、标题：“通知”前要写明发文机关和事由。根据工作需要和行文目的，有的标题要写明紧急通知、重要通知或补充通知。（三）、正文：要交待清楚法文的原因、意图和目的，通知什么事情，有哪些具体要求和意见，受文单位应如何办理等。（四）、落款：正文后右下角注明发文机关和成文时间。（五）、范文：绥中县农电局关于XX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局属各科（室）所、供电营业所、电力服务公司：根据工作需要，经局长提名，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同意，决定聘任： XX同志为绥中县农电局XX供电营业所所长（兼）（试用期x年）。同时解聘： XX同志的绥中县农电局XX供电营业所所长职务； XX同志的绥中县农电局XX供电营业所副所长职务。局长：绥中县农电局二ΟΟ五年X月X日主题词：职务任免通知抄报：两锦农电局葫芦岛市农电局绥中县农电局行政办公室二ΟΟ五年x月x日印发共印xx份拟稿：核稿：校对：三、通报（一）、分类 1．表彰性通报 2．批评性通报 3．情况通报（二）、标题：通常由发文机关、事由和文种组成（三）、正文：写进正文的材料和***，务求真实、准确，实事求是，必须典型而具有普遍意义，具有针对性、指导性和教育作用。（四）、落款：正文后右下角注明发文机关和成文时间。（五）、范文：绥中县农电局关于对xx***的通报局属各科（室）所、供电营业所、电力服务公司： xx，19xx年参加工作，系xx科、现任xx职务。经调查核实，xx利用工作之便，(正文略),事后，本人认错态度较好，将***所得金额全部退回。为教育本人，警示他人，经局领导班子研究，决定对xx进行全局通报批评，下岗x个月,执行下岗工资，期间照常上班并完成本职工作。希望全局干部职工引以为戒，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增强法制观念，提高遵守局规局纪的自觉性，在今后的工作中踏踏实实，敬业爱岗，团结一心，尽职尽责，勤奋工作，推动我局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此页无正文）绥中县农电局二ΟΟ五年X月X日主题词：***通报绥中县农电局行政办公室二ΟΟ五年x月x日印发共印xx份拟稿：核稿：校对：四、请示（一）、分类 1．请求指示的请示。 2．请求批准的请示。 3．请求批转的请示。（二）、标题：通常由发文机关、事由和文种组成。不能把“请示”误为“请示报告”、“报告”或者“申请”。（三）、正文：简明扼要而充分的陈述请示的原因、依据，然后请求上级机关给予指示、批复、答复的具体事项，常用“妥否，请批示”、“特此请示，请予批示”、“请批准”、“请示”等惯用语。（四）、落款：正文后，右下角注明发文机关和成文时间。五、报告（一）、分类 1．按性质、内容分为工作报告、情况报告、答询报告。 2．按汇报内容的范围分为综合报告、专题报告。（二）、标题：通常由发文机关、事由和文种组成（三）、正文：缘由不分先概括报告事项的总体状况，事项部分分说有关内容，即成绩或损失、经验或教训、今后努力方向或对问题处理意见，最后以惯用结束语作结。（四）、落款：正文后右下角注明发文机关和成文时间。发文机关看情况可以省略。六、规定（一）、分类 1．党内规定 2．法规性规定（二）、标题：由发文机关、事由和文种组成（三）、正文：开头说明定制该规定的目的、依据；主体部分对有关问题做出
具体的规定，并说明违规的惩处办法，结尾要交待适用范围、解释权限，制定实施细则或办法的权限、生效日期等。（四）、落款：正文后右下角注明发文机关和成文时间。（五）、范文：绥中县农电局关于印发《综合奖考核实施细则》的通知局属各科（室）所、供电营业所、电力服务公司：绥中县农电局《综合奖考核实施细则》经局六届三次职代会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电力服务公司参照执行。附件：综合奖考核实施细则。绥中县农电局二ΟΟ五年X月X日主题词：综合奖考核通知绥中县农电局行政办公室二ΟΟ五年四月九日印发共印xx份拟稿：核稿：校对：七、函（一）、按照文面规格分类 1．公函：格式较为正规，按一般公文格式写上标题、主送机关、正文、落款，还要编上发文号。 2．便函：内容多涉及事务性的具体事项，格式灵活、简便、写法自由，可不写标题、不编文号。我局在公文处理暂行规定中明确统一了便函的使用格式，并设立了便函专用发文字号。（二）、标题：由发文机关名称、事由和文种组成（三）、正文：开头说明发函的目的理由，要交代的清楚明白、合情合理；主体部分对发函要办理的公务，要说的明确、具体、实在。（四）、落款：正文后右下角注明发文机关和成文时间。重要或比较重要的函邀加盖印章。（五）、范文：绥中县农电局便函绥农电便字[2005]第4号关于转发《2005年两锦农电局生产工作安排》的通知局属各供电营业所、变电所：现将《2005年两锦农电局生产工作安排》转发给你们，望遵照执行。绥中县农电局二ΟΟ五年四月二十七日主题词：转发生产工作安排通知绥中县农电局生产技术科二ΟΟ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印发共印xx份拟稿：核稿：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