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是好女色品行不佳，但好女色的同时，并没有忘记自己要做的事。
是人都有喜怒哀乐。肯定会有些自己的喜好啊。好女色也算其中一个。有的贪财，有的贪权。有的喜欢打牌。人性使然。
至于不弃马皇后。那说明明太祖有政治眼光。能区别出不同。知道有些只是用来啪的。这些没其他用处。而有的是能够各方面来帮他一把，还能帮他出出主意的。就像马皇后。
所以明太祖明白马皇后的重要性。
能做开国皇帝的。什么贪财贪权。或者其他什么喜好都不重要。但要有几个关键特质。
要有人格魅力。有号召力。这是做领导的首要特质
要有看人用人的眼光。一个好汉也要3个帮。用对自己有用的人来帮忙很重要
当机立断，心狠手辣。遇事如果犹豫不决。前有担忧，后有顾虑。早晚被灭。
能笼络民心。我党可不是用武力威胁借粮的。一开始是宣传马主义。可在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个个都有好多主义。主义多了。也就团结不了。然后去农村说马主义。穷山沟里人也不管什么主义。然后有了打倒土豪分田地。民众能拿到实惠了。得利了。这才支持我党的。然后再宣传马主义会多美好。民众支持了，自然就各方面支援我党了。（农村是有土地证的，一些抗拒强拆，就是说明土地的重要，当年我党就是用土地来得到民众支持的。现在反过来把土地收了搞投资。不能搞经济搞城镇化，就动农村的土地，农村的土地是国本不可轻动）
至于如今社会有很多发迹后弃糟糠不顾的情况。
家庭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2个人共同的事。想创造美好和谐的家庭生活。不是1个人努力能做到的。
如果发迹了。在外面彩旗飘扬，但回家后还是能顾家的。另一方还是要闹。那怎么办，只有分了。
如果另一方感觉只要回家后还能顾家。还是想着这个家的。那就还能过日子。就继续过下去。
人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家庭也是如此。
反过来说，如果对方即便外面没有彩旗飘扬，但却一直不顾家，从不为这家庭着想。那就坚决要分。这样的家庭没意义。家庭一定要2个人都着想。那才有过下去的价值。
元朝末年，蒙古贵族统治下的元皇朝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之中。农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各地，天下大乱，群雄乘势而起。在群雄中，朱元璋一系越来越强大，先后打败诸雄，并北伐中原，攻克元大都，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皇朝。朱元璋，原名重八，起兵后改名元璋，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至正十二年二月，定远人郭子兴与孙德崖等五人率众起义，自称元帅，攻占了濠州城。元廷派遣官军镇压，并烧毁了皇觉寺。朱元璋在友人“与其束手待毙，不如起而抗争”的劝说下，他于闰三月参加了郭子兴率领的红巾军。
朱元璋作战勇敢，从军不久，即脱颖而出，被郭子兴收为宗人，待同子弟。其后，郭子兴又将其义女马氏嫁给了朱元璋。从此，朱元璋便被人们称为“朱公子”，在红巾军中如鱼得水，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至正十三年（1353）六月，朱元璋奉命回家乡钟离召兵，扩大队伍。他以旧时伙伴和同乡徐达等二十余人为骨干，招集了七百余人入伍，朱元璋因而被任命为镇抚。朱元璋发现郭子兴暗弱，难以成就大业，“无足与共事”，乃决心发展自己的队伍。至正十四年六月，朱元璋将其率领的兵士交与郭子兴，仅带领徐达、汤和、吴良、吴祯、花云等二十余名心腹至定远。不久，即招编了张家堡驴牌寨民兵三千人，收编了横涧山缪大亨义兵二万余人，并用了近十天的时间加以整顿和训练，形成了一支基本队伍。朱元璋组建队伍后，即率军南下，攻占滁阳。经过妙山时，结寨自保的冯国用、冯国胜兄弟率众来投。冯氏兄弟“俱喜读书，通兵法”，有政治、军事眼光。朱元璋同他们讨论天下大势，冯国用从容献策：“金陵龙蟠虎踞，帝王之都，先拔之以为根本。然后四出征战，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足定也。”冯胜提出先占领金陵（今南京），建立稳固根据地，然后征战四方，夺取天下的方针，投合了朱元璋的心意，因此被任命为幕府参议，计议征伐大事。不久，定远人李善长也来到军营求见。李善长“少读书有智计，习法家言，策事多中”，是一位难得的人才，朱元璋委任他为幕府掌书记。朱元璋询问天下何时能平定，李善长回答说：“秦乱，汉高起布衣，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五载成帝业。今元纲既紊，天下土崩瓦解。公濠产，距沛不远，山川王气，公当受之。法其所为，天下不足定也。”李善长把朱元璋视作“天命所在”的“天子”，劝他以汉高祖为榜样，就可以平定天下。这使朱元璋十分高兴，更加信任李善长，不仅让他参与机密，而且让他协调文臣武将之间的矛盾，协助考察各种人才，量才委用。七月，朱元璋攻克了滁州。八月，郭子兴率万余人来到滁州。他看到朱元璋已拥有三万人的武装，且号令严明，军容整肃，十分高兴，升朱元璋为总管。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朱元璋建议攻取和州，解决军粮问题。郭子兴于是任命朱元璋总和阳兵，率张天祐、汤合等将士攻占和州。朱元璋令行禁止，雷厉风行禁止杀掳掠夺，因而他的部队更加得人心。同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成了这支义军的首领。这时刘福通在毫州建立了龙凤，朱元璋不愿受制于人，但自己势孤力单，只得暂时接受龙凤的领导，使用龙凤纪年，但“事皆不禀其节制”。是年五月，结寨巢湖的水军千余艘在廖永安、俞通海等人带领下，投靠了朱元璋，朱元璋因而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水军。这时，常遇春、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朱元璋势力大增，决计攻取金陵，建立自己的地盘。六月，朱元璋率部渡江，拔石，占太平。朱元璋大军进入太平时，李善长奉命将“禁约”榜贴于通衢，士兵入城后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城中肃然。儒士李习、陶安前来拜见朱元璋。陶安看到朱元璋，兴奋地说：“我辈有主矣！”又建议说：“方今四海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
然其志皆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世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朱元璋又询问夺取金陵妥否，陶安回答说：“金陵古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取而有之，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这一回答，与冯国用、李善长的建议相同，更加坚定了朱元璋夺取金陵的意图。朱元璋遂改太平路为太平府，以李习为知府；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以李善长为令史；登记乡兵，扩大队伍；修城浚壕，加强守御。这样，太平成了攻取金陵的根据地和桥头堡。七月，朱元璋令张天祐率军攻打集庆（南京），未克。九月，朱元璋再命郭天叙、张天祐攻打集庆，再次受挫，郭天叙、张天祐被俘杀。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亲自率军攻集庆，从太平出发，水陆并进。先破江宁镇，得降兵三万六千余人，再破集庆城，得军民五十余万。朱元璋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以廖永安为统军元帅。七月，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并建立了完整的统治机构。攻下集庆城以后，朱元璋信心大增，自视为拯民于水火的真命天子，发布告示说：“元失其政，所在纷扰，兵戈并起，生民涂炭，汝等处危城之中，朝夕惕惕不能自保。吾率众至此，为民除乱耳。汝宜各安职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居官者毋横暴以殃吾民，旧政有不便者，吾为汝除之。”不久，他又对身边将领徐达等人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民人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
朱元璋攻克集庆，信心大增，但并未盲目乐观。他清醒地看到张士诚在东南方、徐寿辉在西北方虎视眈眈；而“元将定定扼镇江，别不花、杨仲英屯宁国，青衣军张明鉴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徽州，石抹宜孙守处州，其弟厚孙守婺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当时的形势可谓群雄环伺，不容乐观。因此，攻下应天府以后，朱元璋即开始攻占周边城镇，巩固应天府的守御。至正十六年三月，即攻下应天府的当月，朱元璋即派徐达攻下镇江。六月，又派邓愈攻下了广德。至正十七年四月，朱元璋亲率大军攻下了宁国，俘获了朱亮祖等将士十余万人。与此同时，朱元璋遣使与张士诚通好，但张士诚拘留了使臣，且派兵攻打镇江。因此，朱元璋在击退进攻镇江之敌以后，又于至正十七年二月攻下张士诚占领的常州，其后又派耿炳文、刘成攻下了长兴，赵继祖攻下了江阴，徐达攻下了常熟。获得了这些城镇，即控扼了守卫应天府的军事要地，使张士诚“侵轶路绝”。稳定了应天府的形势以后，朱元璋开始向浙东发展，扩大势力。至正十七年七月，胡大海攻克徽州，十月常遇春克池州。至正十八年三月，邓愈克建德，十二月，朱元璋亲率大军克婺州（今浙江金华），改为宁越府，又改为金华府，置浙东行省。至正十九年初，胡大海克诸暨，九月，常遇春克衢州，十一月，胡大海再克处州（今浙江丽水）。这样，元朝江浙行省的西部地区大部分为朱元璋所有。这些地区的攻取，不仅为应天府提供了屏障，补充兵员和军事物资，而且还获得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如浙东地区著名文士叶琛、章溢、刘基等被聘广积粮，缓称王”之计，为朱元璋所纳。朱元璋不急于称王，而是利用有利时机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直到至正二十三年（1363），北方红巾军在安丰失败，朱元璋迎小明王韩林儿于滁州，具有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势力，才“张皇六师，飞旗角亢”。至正二十四年正月元旦，朱元璋在应天府即吴王位，公开树起了大旗。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请小明王至应天府，途中覆舟沉死小明王，翌年改为吴元年。朱元璋自此割据一方，势力日强，踏上了统一战争之途。
朱元璋的统一战争，是以扫平群雄开始，以北伐中原、攻下元大都（今北京）为结束的。这一战略是基于当时形势所决定的。朱元璋在应天府建立了，虽然夺取了周边重要城镇，势力有了很展，但仍处在几个割据势力的包围之中。其中东北方是张士诚，西南方是陈友谅，东南是方国珍，南方则为陈友定。这些割据，不仅限制了朱元璋势力的进一步发展壮大，而且还时时威胁应天府的安全，而张士诚财力雄厚，陈友谅兵力强盛，对朱元璋威胁最大。基于这样的形势，谋士刘基献计说：“士诚自守虏，不足虑。友谅劫主掠下，名号不正，地据上流，其心无日忘我，宜先图之。陈氏灭，张氏势孤，然后北向中原，王业可成也。”朱元璋纳了刘基的建议。这一建议亦成为日后朱元璋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灭陈友谅。至正二十年（1360），陈友谅即向朱元璋统治区发起了进攻，占太平，驻石，并联合张士诚夹攻应天府，但张士诚并未出兵助战。陈友谅挥师南下，朱元璋利用部将康茂才与陈友谅的故友关系，设计诱使陈友谅进入埋伏圈中，大败陈友谅，并乘势收复太平、安庆、信州、袁州等地。次年，陈友谅又发兵夺信州、安庆，又大败而回。朱元璋乘胜进击，再败陈友谅于江州。这样，陈友谅一再失利，到至正二十二年，龙兴（今江西南昌）、袁州、瑞州、临安、吉安等州县都被朱元璋占领，而陈友谅“疆场日蹙”。至正二十三年四月，陈友谅乘朱元璋率兵援救安丰红巾军之机，发兵六十万，巨舰数百艘，载其家属百官，空国而来，先后攻取了吉安、临江、无为州，进围洪都。洪都守将朱文正率领部众死守，坚持了八十五天之久。到七月，朱元璋与徐达、常遇春等主力部队二十余万人驰援。陈友谅被迫撤回，率众至鄱阳湖迎战。七月二十一日，鄱阳湖大战开始。经过连续数日交阵激战，陈友谅部损失惨重，左右金吾将军投奔朱元璋，军心逐渐瓦解。陈友谅无奈，率众退还武昌，又遭朱元璋截击。八月二十七日，陈友谅在混战中中流矢死，其子陈理率败将残兵逃回武昌称帝。
九月，朱元璋率军亲征武昌，十月围城，并占领了湖北诸境。次年二月，朱元璋再围武昌，陈理势穷计竭，出降，大汉亡。朱元璋设立湖广行中书省，分兵略鄂、赣诸郡及广东韶关、南雄，尽并陈友谅之地。平张士诚。朱元璋消灭了陈友谅以后，势力大增，接着就把矛头指向了财力最富的张士诚。至正二十五年（1365）十月，朱元璋发布文告，指责张士诚“元之命，叛服不常”，“启衅多端，袭我诸全，连兵构祸，罪不可逭”。接着派徐达总兵出征取“先取通、泰诸郡县，剪士诚肘翼，然后专取浙西”的策略，先后攻占了通州、兴化、盐城、泰州、高邮、淮安、徐州、宿州、濠州、邳州、安丰等州县，尽有张士诚江北之地，因而切断了张士诚与元廷的联系，绝其降元的阴谋。
至正二十六年（1366）五月，朱元璋顺利完成第一步战略任务后，准备大举扫平张士诚，发布了《平周檄》，历数张士诚八大罪状，劝谕张士诚文武部下弃暗投明，号召百姓安业不动。八月，朱元璋即以徐达为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众二十万讨伐张士诚。先后攻下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地，廓清了平江城镇，从四面八方包围了平江城。张士诚数次突围失败，只得困守孤城，坚持了十个月，城破自缢，大周被消灭。陈友谅、张士诚两大灭亡后，南方方国珍、陈友定等较弱的割据势力已成瓮中之鳖，惶惶不可终日。而朱元璋则挟其余威，双管齐下，一举消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九月，朱元璋以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讨平方国珍；同时命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取道江西进攻陈友定。两路大军旗开得胜，当年十二月，方国珍即被迫投降；次年正月陈友定被俘，这两个割据势力也被消灭了。至此，除四川明夏和广东何真两个小割据势力以外，南方大片土地全在朱元璋的掌握之中。因此，朱元璋有了足够的军力、财力北伐中原、统一天下。攻克大都。元朝在北方的统治，在红巾军的打击下已摇摇欲坠，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军阀混战，军事力量进一步被削弱。可以说，蒙古贵族的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已无力镇压各地的反抗，只能苟延残喘了。鉴于当时的形势，朱元璋在平定张士诚以后，以主力部队北伐中原，同时派两支部队讨灭方国珍和陈友定。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领二十五万大军，由淮河进入河北，开始了夺取中原的北伐。
对于北伐，朱元璋十分重视，专门召集谋臣将领讨论方略。最后，朱元璋提出了谨慎从事、逐步推进的战略：“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元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朱元璋为北伐中原制定了战略，并戒谕将士保持军纪，同时发布了檄文，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民族斗争口号；为了争取北方人民的支持，檄文中保证大军所过之处，“秋毫无犯”，对蒙古、色目人，也“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至此，北伐准备工作就绪了。
次年二月，北伐军平定了山东，接着分兵两路，水陆并进，夺取河南，先后攻克归德（今河南商丘）、陈州（今河南淮阳）、许州（今河南许昌）、汴梁（今河南开封）、河南（今河南洛阳）等地。四月，元梁王阿鲁温降，河南平。五月，冯国胜、康茂才等率军攻克了陕州（今河南陕县）、潼关，阻断了关陇地区李思齐武装集团与元朝的联系。至此，元大都已失去了屏障和外援，成了朱元璋囊中之物，指日可下了。五月，朱元璋来到了汴梁，从容部署了攻克大都的战斗。闰七月，徐达、常遇春从汴梁挥师北上，经彰德（今河南安阳）、广平（今河北永年），攻克临清。不久，又攻克德州，下长芦、直沽。二十七日夜，攻克通州，迫近大都。元顺帝闻报大惊，次日夜仓皇逃往上都。八月初二日，北伐大军克复大都，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宣告结束。朱元璋在北伐中原的进军途中，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正月初四日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府为京师。
●序
占者乡塾里闾亦各有史，所以纪善恶而垂劝戒。后世惟天于有太史，而庶民之有德业者，非附贤士大夫为之纪，其闻者蔑焉。世传笔谈、麈录、佥载、友议等作，目之为野史，而后之修国史者，不能不有取之，则野史者亦古闾史之流也欤？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今其列于史传者，盖可指数，而其存不存又有幸不车者焉。就其幸者，如佞幸、滑稽、货殖，皆得托良史以称于后世；而其不幸者，则鲁有大臣，史失其姓，壶关三老不少概见，其所遗失多矣。就其存者，则又有蔡邕之自愧，陈寿之索米，韩愈之谀墓，所传者又岂可以尽信？而所不传者，又岂可谓无其人哉？予生季世之下，不能操觚以选，论当代贤人君子之德业，而窃志其所与游及耳目所闻见者，叙而录之，自比于稗官，题曰《稗史集传》，以俟夫后世欧阳子择焉。或有位于朝法，当入国史者，此不著。
至正十年秋八月廿日福溪徐显克昭谨序
○王艮
王艮字止善，绍兴诸暨人也，少而颖特，如老成人。早游乡校，诸先辈皆折节与之交。既壮，游吴兴，遇凌公芝岩将赴淮东宪幕，辟公以行。既至，以岁贡士补淮东宪史。未几，南人例革，调转运司，授庐州录事判官，屡转为江浙检校、朝列大夫、广东市舶提举，未四月拜江西省左右司员外郎。时年六十八，即慨然谢事而归，朝廷从其请，以中宪大夫、淮东宣慰副使致仕。公耳目聪明，强健如五十许人，每小舟黎杖，自乐于山巅水涯，或遇胜景，数日忘返。至正已丑六月，自卜寿藏于暨阳之大岩，既穿穴，即卧疾而卒，年七十二。公慷慨有大志，喜论天下士，慕范文正公之为人，其在盐司漕府，皆有惠政。越人立碑以颂德，见于国子博士陈旅为之记。其检校中书，自顾而言曰：“王某止检校耶？”会松江民徐晋诣丞相府，告民有匿田不占于官者数万顷，丞相命公还，上议曰：“田实无有。此奸民欲以利啖官，渔民以市怨，宜勿听事。”遂得寝民，咸德之。其提举市舶，宝货山积，至者皆以贿败，公毫无所视。其归于乡，虽尊且贵，则犹服被如儒生。予以乡里故，获拜公于床下，因与予言初出乡时得见宋季之遗老，观其典型，莫若赵公子昂、邓公善之、杨君仲弘、杜君伯原，皆其相与。则公之成德，盖有所自。末岁，见世变之愈下也，叹曰：“吾于斯世不忍见矣，所求速化耳。”公没二年而四海变作。故杜君伯原志公之葬，有“才不尽用”之叹，其为世所推惜如此。所为诗文，有《王员外集》：二卷，虞公集为之序，藏其家。子仲扬以公荫任泰州如皋县主簿，卒于官次。仲庐今为南台掾，皆与子善。
论曰：韩愈氏以为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以予观公之风节凛然，使登于廊庙，岂让古人哉？而用事之臣方汲汲以南人为等第，故公才不尽用于世道，不大行于时也。及中原多故，亟擢南士使居宪职，以风厉天下，而罢愞不胜，为天下笑。然北方大夫士论南人之贤，必以公为巨擘，士犹赖之以盖其丑云。
○柯九思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也。父谦，由文学掾为江浙提举，九思以父荫补华亭尉，不就。遇文宗皇帝于潜邸，及即位，擢为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阁，特授学士院鉴书博士，凡内府所藏法书名画，咸命鉴定，赐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谦善教，锡碑名“训忠”，敕侍读学士虞集为文以旌之，宠顾日隆，由是言者见忌。公乘间跪白上曰：“臣以文艺末技遭逢圣明，而踪迹孤危，殒越无地，愿乞补外以自效，庶几仰报日月照临之万一。惟陛下哀怜幸甚！”上曰：“朕在，汝复何忧？”翌日，御史章入不报故事，谏臣言不行，则纳印请去。上重违谏臣意，而虑危公，召公谕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敕中书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辞出，而中书竟格诏不行。未几大行上宾，公因流寓中吴，予获从公游，语及先朝，则诵其所为诗，呜咽流涕。夫人情群居相聚则欢，相离则思，况以布衣获人主之知，抱乌号而无从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至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梦有炳义公招之者，且请予筮其吉凶，发蓍得履之乾，其谣曰：履虎尾不咥入，凶。谓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履虎尾”者，寅之末运也，夫子无用于时，不能咥人，而为命所困，殆将有忧乎？如应之，则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冲也，吾畏之；亥寅之合也，无所忌。”乙巳，公与临川饶旭及予出游于上方，移舟陆庵，暨临海陈基、吴人钱逵皆会丙午过灵岩，遂次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归，盖欲厌其梦也。辛亥丙夜，暴得风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公善写竹石，始得笔法于文同，尝自谓写干用篆法，枝用草书法，写叶用八分，或用鲁公撤笔法，木石用金钗股。古漏痕之遗意，虽其妙至不言，然其生意飞动，有龙翔凤翥之状，故四方大夫士争宝爱之。又善鉴识金石、鼎彝之器，时吴人陆友号为博物，亦叹以为不及，有《任斋诗集》四卷，虞集、陈旅为之序。公没后，皆散失不传，独有诗二卷藏于家。
论曰：唐郑虔以才艺遇玄宗，号称“三绝”，特置广文馆，命虔为博士。而晚节流落，君子惜之。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鉴书博士，其荣宠视虔等矣，而竟流滞以死，才之不可恃也如此。予尝读其《城南诗》，有“尺五城南，垦田能减漕海船”之句，当时盖尝言之，而不以为信。后二十余年，天子用大臣议，募江南农师，开燕蓟田数百万顷，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继，而公之言卒验。虽在上前或有封奏，公不宣泄，不能与闻。由此观之，则公之所陈，盖必有可裨益者矣。惜乎吾不得而知也。
○陈谦
陈谦字子平，平江人也。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候父母颜色，问起居，躬饮食寒暖之节。及长，读书不少懈，未尝一日远去其亲之侧。温温雅饬，言若不出诸口，而内行甚备。其师林公宽、龚公璛勉应乡贡。既入院，门卒有儒士衣索挟书者，乃叹曰：“是岂士所以致身之意邪？”遂趋出，不复就试。隐居教授，资***束修以为养。而甘旨之奉，必极为营致，每馔馈，进跪膝下以劝加膳，亲尽一食，则心为之喜，日以为常。及父母卒，居处葬祭悉遵礼制，哀毁逾瘠，犹疏食饮水以终其丧。初，父病重思鳜，因市以进，而父没，遂终身不忍食鳜。少多病，其亲忧之，后每读书至《论语》“父母惟其疾之忧”，则必废书而泣。奉其兄训尤极友爱，训字师敬，尝为盐运司史，以廉能称。及满考归，则甚窭，君养之如严父。未几，师敬复宦游于外，而君独留。常熟东始里人范某，筑室其里，延君与居，教其子。家东始者十年，***信从益众。及范君没，而所教之子亦卒，因还吴城。京口有士友孙子翼者，厚于君，而家甚贫，有女及笄，不能嫁，君尝许以资助。及闻子翼病且笃，瞿然曰：“吾与子翼约，其可食言乎？”即持资诣京口，访子翼，为毕嫁事。于书无所不读，而尤邃于太玄皇极之学，文章非古道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于理，浑浑不穷。其乐府歌诗，尤能追古作者，而其一篇出，人多传诵之。蜀郡虞公集、金华黄公溍、晋宁张公翥，咸所推重，尝欲论荐，君不屑也。晚岁注意于《易》，以为四圣之经，各有攸主，而同于象。于是分卦辞象、彖，会粹诸传以附其说，题曰《周易解诂》，别为《河图说》一卷，《占法》一卷，世莫得闻。至正丙申，师敬为江浙行中书省照磨，谒告还吴。适外兵薄城甚急，俄闻城陷，即呼其妻并与君诀曰：“吾虽位卑，尝为主臣，义不可辱，吾不可出。弟处士耳，宜往避。”语讫，即拔佩刀欲自刺，家人抱止，方共譬解。兵入，胁使拜不屈，遂刃其胸，君翼蔽之，乞以身代。众以君儒冠，掖之于门，复求入，见其兄已殪，伏尸号恸，因并见害，悉投于河。其嫂与老仆王皆自经死。君妻已先卒，唯一子十余岁，逃他舍得脱。明日事定，其门***范文綗亟告于主帅。而广陵成元章素善君，亦与言之。募人求其尸，得于筱桥下，兄弟犹相倚立水中，若抱持然，人咸以为异。官为给粟助之敛，访其子诏以棺属陈氏。文綗与诏奉二柩葬之。而求其所著书，皆散失，独得其《周易解诂》二卷，古体诗二十四篇而已。君尝与予讲《易》，故知君为深，时予居东城，濒危者数四，以幸而免。而君竟徇兄以罹祸，其命矣夫。
论曰：太史公谓“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积仁洁行而饿死，盗跖暴戾恣睢而寿终。天道之是耶，非耶？”予以为太史焉知天道，夫夷、齐让国而不居，耻粟而不食，求仁得仁，失于人者薄，得于天者厚矣。盗跖横行于一时，得于人者虽若厚，失于天者厚矣，安有一息之存哉！太史焉知天道，世多疑君德尊行修，而致无妄之祸，则以天道之不可信，而不知其兄死于忠，弟死于义，妻徇其夫，奴徇其主，忠义之节，萃于一门。使今徼幸富贵，而以君为疑。视君之死虽若少后，然世有知君如夷齐，则其全于天者何如也。或又谓其不能趋吉避凶，非知《易》者，是大不然。夫易者，变也；通塞者，时也；中正者，道也。?里之囚，陈蔡之厄，不死者，天耳。圣人岂不知易而致身凶危之所哉！《易》曰：艮其背，不获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君其知之矣。虽鲁西狩获麟，《春秋》以为终事。盖麟者，圣王之瑞，而为鲁所获，鲁不知其瑞而获之，岂麟之瑞哉？圣人盖伤吾道之穷，而哀麟之不幸也。呜呼！有能知予之言，则其知君也无惑焉。
○葛乾孙
葛乾孙，字可久，平江人也。生而负奇气，仪状伟特，膂力绝伦。未冠，好为击刺之术，战阵之教，百家众技，靡不精究。及长，遂更折节读书，应进士举所业，出语惊人。主司方按图索骏，不能识?斥弛之士，把玩不忍舍，置君亚选。君曰：“此不足为也。吾宁龌龊从谀，离析经旨以媚有司意乎！”遂不复应试。犹时时指授***，皆有可观。金华黄公溍尤奇其文，劝之仕，不应。世传药书方论，而君之工巧，独自天得，治疾多奇验。自丞相以下诸贵人得奇疾，他医所不能治者，咸以谒君，无不随愈。有士人患伤寒疾，不得汗，比君往见，则发狂，循河而走，君就摔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出之，裹以重茧，得汗解，其治他疾多类此。当是时可久之名，重于南北，吴人有之四方者，必以可久为问，四方士大夫过吴中，亦必造可久之居而请焉。其为人倜傥而温雅，慈爱而好施，故人无贤不肖皆爱敬之。至正壬辰，徽寇转掠江浙，吴人震恐。浙西廉访佥事李公仲善请与君图，君劝城之，因守以讨贼，仍请身任其事。李公壮其言，然其计，卒城之，而民赖以安。明年癸巳春正月，与予游佛舍，私与子言：“吾闻中原豪杰方兴，而吾不及预命也夫。”公云：“六气*厉，吾犯司地，殆将死矣。如期必于秋。”予曰：“何至是！”逾月果疾，予往视之，则犹谈笑无他苦。秋七月，沐浴竟，遂偃然而逝，年四十有九。其诗未及诠次，藏于家。其行于世者，有《医学启蒙》，又《经络十二论》。君既没，而朝廷聘君之命适至，已无及矣。
论曰：君少尚气节，故勇力之士，争言君之长于武；长而服儒，故逢掖之士，争言君之长于文；济人以医，故方论之士，争言君之长于医。斯各取其所偏长，而未睹其学之所至也。予幸识君于血气既定，资质既变之时，方将举圣人之道而修之，则凡前所称誉，皆君所厌弃而羞道者，予于是又病世人之知君者浅也。乌乎！使君早用于时，功业岂少哉！然则君之没，其必有所系也夫。
○潘纯
潘纯，字子素，庐州人也。少有俊才。游京师，一时文学之士、贵卿之家争延致之。每宴集，辄云“潘君不在，令人无欢。”闻其至，皆倒屣出迎，及谈笑大噱，一座为倾。尝著《衮卦》以讽切当世，其初之辞曰“出门即衮，永无咎也”。其上曰：“以衮受爵，亦不足贵也。”或以达于文宗皇帝，欲系治之。亡徙江湖间，遇有以君事为滑稽士解者，事乃得释。因客江南，值京师所与游者平章事吴公可堂、治书侍御史廉公亮、秘书卿达公兼善、廉访使干公克庄、御史中丞吴公元震、廉访副使杜公德常、廉访佥事鲁公志道等皆持节在外，遂往来诸公间，名声藉甚。而江南大姓慕君气势，望风承谒。于是挈妻子居东吴，日与诸贵人觞咏为乐，所赋诗音节精丽，李义山、温庭筠辈不能过也。至正壬辰间，兵起淮东西。淮南行省郎公曹公德照雅君言于上官，具书币辟参军谋事，君度不可为，谢遣使者，移家避地于越。时太尉高公为御史大夫，开行台于会稽，以君为上客，与参谋议。而大夫之子安为枢密院官判，掌兵柄。恃己为父客，以安事语大夫，公因召训戒。安忿惧，遂中君于法械，系以吏，送还吴郡。行次萧山道中，拉杀之，以暴疾闻。其子谷间走，窃得其尸，藏之会稽岳王坟。僧可观请于谷，葬君西湖岳王墓侧，大夫公不知也。
论曰：祸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祸不可避也。果不可避乎？孔子微服而过，有避之道矣。必也尽其避之道，然后听于天，斯可以言命也。君尝约予避地，予留以全，君往以毙，其故何耶？君知避其身不知避其言，岂独兵之能杀身也哉？日见太山不睹眉睫，祸所由来矣。昔马援恃故旧以致主疑，梁松挟忿怨而害父客，《易》曰“言行，君子之枢机也”，可不慎乎！
○陆友
陆友，字友仁，姑苏人也。姑苏为东南都会，富庶甲于天下，其列肆大贾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幼读书，稍能执笔识姓名，即教为商贾事，以故文学日少。友仁生市廛闹?之所，父以市布为业，独能异其所好，苦攻于学，邻里多窃笑之，虽其父亦不乐其子之习传也。及长，益亲贤士大夫，往来其家。邻里虽有大姓，贤士大夫不入也。于是复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陆君为法。君善为歌诗，长于唐人五言律，工汉八分、隶、楷。又博极群物，时海内治平，富家巨室皆以古器物相尚，凡三代以下钟鼎铭刻，汉唐以来法书名画，皆从陆氏鉴定真赝，一经品题，价遂十倍。尝观光上国，奎章阁鉴书博士柯公九思一见服其识，而侍书学士虞公集亦善其书，遂相与言于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职，君内顾无知己，乃与柯公南归吴，辟小室，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数竿，旁树湖石，峰峦秀异。室中左右图书，集古今杂录，前列乌几，上置天禄辟邪紫凤池、金铜镇纸，皆可爱玩。客至，出汉传，鼎爇古龙涎，汲虎邱剑池水，煮建溪小凤团，清坐竟日，自号“砚壮生”。著《砚史》、《墨史》。得卫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诸贤皆赋咏之。所为诗文，有《杞菊轩稿》，年四十八以疾卒。
论曰：大、小二篆，变为八分，汉世多用之，而秦隶人之书未行也。晋王右军善隶书，而八分之法隐，学者罕习焉。唐所传者韩择木、蔡有邻，李潮而已。今观其书，去汉远甚。近世洛阳杨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赵子期、吴彦晖，京兆杜伯原，皆著名当代而所尚不同，君独追踪石经，欲与蔡中郎、钟太傅相上下，可谓神于艺矣。杜公尝与予书杜子美诗一章，方正严重，如通经巨儒，进止有法。君亦为予书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见形迹，而刚劲之风，温润之质，望之俨然。今二书亡矣，而两君不复可见，故论著之，以慰怀思云耳。
○王冕
王冕，字元章，绍兴诸暨人也。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少即好学，长七尺余，仪观甚伟，须髯若神，通《春秋》诸传，尝一试进士举，不第，即焚所为文，益读古兵法，有当世大略。着高檐帽，被绿蓑衣，履长齿木屐，击木剑，行歌会稽市。或骑黄牛，持《汉书》以读，人或以为狂生。同里王公止善甚爱重之，为拜其母。王后为江浙检校，君往谒，衣敝，履不完足，指践地。王公深念，遗草履一■〈革两〉，讽使就吏禄，君笑不言，置其履而去。归会稽，依浮屠庑下教授***，倚壁庋土釜，爨以为养。人或遗之，不受也。时高邮申屠公■〈马冏〉新任绍兴理官，过武林，问交于王公。公曰：“越多传先君子，非所敢知。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于俗。公欲与语，非就见不可。”垌至，即遣吏以自通。君曰：“我不识申屠公，所问者他王先生耳。”谢不与见，吏请不已。君斥曰：“我处士，宁与官府事！毋扰乃公为也。”■〈马冏〉既重王公言，且奇其为人，进谒礼益恭，以白于其大尹宋公子章，具书币，制冠服，俱造其庐以请，君为之强起入爨舍，讲授岁余。会他官礼待不如意，乃为书谢申屠公，东游吴，吴人雅为君名。君又善写梅花竹石，士大夫皆争走馆下，缣素山积。君援笔立挥，千花万蕊成于俄倾。每画竟，则自题其上，皆图以见意。为歌诗，雄浑跌宕，以古豪杰自居久之。复游金陵，诸御史虽新贵，皆加敬待。遂北上燕蓟，纵观居庸、古北之塞，主秘书卿达公兼善家，翰林诸贤争誉荐之。君题写梅张座间，有云：“花团冰玉，羌笛吹不下来”之句，见者皆缩首齰舌不敢与语。至正戍子南归，过吴中，谓予言“黄河将北流，天下且大乱。吾亦南栖以遂志，子其勉之”。于是择会稽山九里买山一顷许，筑草堂，读书其中。服古衣冠，或乘小扁舟曰“浮萍轩”，自放于鉴湖之曲，好事者多载酒从之。岁己亥，君方昼卧，适外寇入，君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惊，重其名，与君至天章寺，其大帅置君上坐，再拜请事。君曰：“今四海鼎沸，尔不能进安生民，乃肆虏掠，灭亡无日矣。汝能为义，谁敢不服；汝为不义，谁则非敌？越人秉义，不可以犯，吾宁教汝与吾父兄子弟相杀乎？汝能听吾，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即速杀我。我不与若更言也。”大帅复再拜，终愿受教。明日，君疾，遂不起，数日以卒。众为之具棺服，敛之。葬山阴兰亭之侧，署曰“王先生墓”云。
论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君生于衰世之下，而能旁薄万古，傲睨一时，其言曰：“子房志于报韩，孔明志于兴蜀，志虽正而心则狭。志于生民者，其惟伊周乎？”论议诚高矣。虽其所见不逮所言，卒能使暴戾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气，至死不衰。其制行若不合于中行，斯亦一世之奇士也。
○王渐
王渐，字元翰，临江人也。少落魄不羁，日与酒徒剑客引满呼白，击剑拓戟以为乐，而家产益坏。其父兄患之，君于是聚书数千卷，谢常所往来者，闭户诵读，目数行下，一过终身不忘，虽ㄗ官稗史，皆可成诵。比三年，作为文章歌诗以示里中，诸先生始大惊，皆不信为君作也。君曰：“儒者之学，如斯而已乎？吾将纵观四方以适吾志。”遂北走燕蓟，南游金陵，登凤凰台，慷慨长啸，人无知者。金陵富豪王氏闻君善饮，白下有道士，亦素能引无算爵，为设席，邀道士与共酌以观其量。君升席，命赞者实酒置瓮中，起揖道士，捧瓮，若鲸吸川，一饮而尽。复命实酒酬道士，道士饮既，君再实酒如前，命道士先饮，道士强饮至半，跪谢不胜。君笑曰：“是何足与饮？”乃更酌大杯，尽一石，谈笑终席不至醉，王乃叹服。每麻履布袍，简绝礼法，至贤士大夫家，辄造堂上中席坐，不让，或不交一谈而去。大夫士知其才，皆畏敬之。留吴中，尝与客过阛阓，见官示律令数十事，约万余言，君与客俱览一过。归至所馆，呼酒共酌，问客以所览事，客不记一二。君即援笔引纸，书之阛阓如己出。比对读之，不误一字，其强记如此。常以世人龌龊，无足以当其意者，而其志欲将大有为，故其傲诞，下视一世如无人，郁郁之气久不得伸，遂疽发背，卒。无妻与子，其友人为殡僧舍中。后数年，前御史刘公廷干为海道万户，访其柩，为葬之。
论曰：士读圣人之书，将以变化气质，求合乎中庸之道也。君记诵诚富矣，吾知其所读者何书，岂昔人所谓“书储”者耶？夫通塞有时，用舍有道，虽以孔孟之贤圣，不能必行志于天下。而君之所抱负，乃若有幸变之心，则其殁也，盖亦有天道焉。予既惜其才，而又悯其不善用之，而竟落落以死也。乌乎！学者观于君，则亦可以得师矣。
○杨椿
杨椿，字子寿，平江人也，以尚书教授里中。尝战艺于有司，屡进屡屈于人，而志不少衄，益讲磨淬厉，期于必克，而文日有名，***日益进。其设教必月试季考，皆有程式。至正丙申，郡守将治兵，命有司藉民以守陴，君告子曰：“椿虽贱贡士也，即今有司不别择列予于编氓以守陴，岂国家所以重士意哉？子盍与我言之？”予即以告其参军谋事邬密公筠，署君，李司马宾客佐其军。时司马本以豫王傅留吴，而所募皆少年良家子。君入募之明日，外兵即附城，君戎衣，率其卒，昼夜独守一隅。比明，大官绾郡绂者皆已遁去，兵夺门入，君犹持弓矢督民伍接战，遂死城下。其一子年十六，亦死。其妻王氏闻之，被发徒跣，蹂于乱军中，不得见，循河而恸。忽一尸自水跃出，浮于河之面，乃君也，因载以归。抚其柩，昼夜恸哭，绝而复苏。三日，君附其妻坐，呼其二女曰：“吾为短兵所中，仆于地，敛身匍匐入林中求水饮，而民家畏吾***声，掖吾入水以死。汝一弟亦已毙，我不忍令汝母孤苦于世也，后三日，吾索汝母去，中堂有坐榻，可与汝母敛。”言讫遂仆。既觉，不记忆其何言也。如期果卒。他日子往过其门，吊之。二女出拜于予，泣诉如上云。
论曰：士幼而学之，壮而欲行焉。君之勤于艺也，盖欲用其万一以自见，故龃龉其身而不悔。及国家多难，君未尝食其一日之禄，而捐躯以赴之，使君立于其位，必不肯奉身鼠窜以求活也。然君可以无死，而不知变，岂亦死生之有命者欤？怪神之事，孔子不语，而君跃尸附妇，盖亦杞梁之妻之比夫妇一体判合，其精神有感通之理而致然也。君则已矣，而子死于孝，妻死于义，遂使杨氏一门，鬼绝其祀，哀哉！
○王德元
东门王德元，字仲德，东平人也，其先女，姓抹燃。德元少慕全真之教，遍游名山，始参铁牛定禅师。问师如何是道，师曰：“东山水上行。”德元不契，师以拄杖撞其口，流血淋漓，退坐松下，凝心竟究，忽闻人呼卖糖声，豁然有省，进以所得礼叩于师，随机响答，师大器异，遂为印可，即出宋穆陵所赐金襕法衣付德元，传信如达摩衣钵故事。德元受信讫，复游诸方，大阐其说。然不挽发，不异俗服，冠古冠，自号“东门子”。所至人多向仰之，呼为“东门”而不氏。其足迹所历，东极高丽，西逾川陕，南尽灾荒，北极沙漠。其受法者，上自王公后妃，下至卿相士庶，皆其***。其教人，必问其姓与名，其人曰某姓甲名乙，则斥曰：“我闻尔姓乙名甲。而诳我何欤？”其人疑愕，则诲之曰：“汝未生之前，岂有姓耶？且生于其家，则姓某姓，强名耳。汝执其强名者以为真姓，非汝姓也。”复问曰：“汝年几何？”曰：“某若干岁矣。”曰：“若干岁何处安身立命乎？所谓若干岁者，世以此约言之耳。其所以为汝者，自无始劫以来，不可以岁数也。”故其自赞曰“懵懂痴憨，白发老赘。一念万年，在世出世。不识不知，天地之外。”其所以为道而示人者如此。至元六年，特进神仙演道。太宗师完颜重其道，拟号“清玄”，诚微妙***、教门高士。充峄阳碧云宫山主，赠金襕紫服。德元为一，至其处，即去衣，其与人游处，不为崖绝之行，虽其***之家，亦亲与执爨，所食不择洁修，所居不求安逸。意有所适，辄飘然长往。年九十余岁，日行百余里，步履如飞。或云为李坛帐下卒，或云尝受学于容城刘因，通知《易》说，皆不果知其如何也。至正二十年四月，卒于京师，年一百岁。其子弟中，吴曹澹然与予游，因知东门之道，故传之。
论曰：圣人之道不传，一变而老，再变而佛，三变而全真。其教本于老，而其说犹禅学也。初世祖皇帝征方外士，丘处机至京师，为立其教，赐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全真之所由始。而德元立于其庭，乃服儒衣冠阐其禅说，其教之所被，可谓宠矣。以德元之自信如此，其笃天下之人信之如此，宜乎。向使移其心志以从事于圣人之学道，其有不行者乎？虽然，为彼则易从，为此则难入，此其所以为东门道也。
陶安，少敏悟，博涉经史，避乱家居。太祖取太平①，安与耆儒李习率父老出迎。太祖召与语。安进曰：“海内鼎沸，豪杰齐争，然其意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心。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太祖问曰：“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都，取而有之，抚形胜以临四方，何向不克？”太祖曰：“善！”留参幕府，授左司员外郎，进郎中。及聘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至，太祖问安：“四人者何如？”对曰：“臣谋略不如基，学问不如濂，治民之才不如溢、琛。”太祖多其能让。黄州初下，思得重臣镇之，无逾安者，遂命知黄州。宽租省徭，民以乐业。
洪武②元年，命知制诰兼修国史。帝尝御东阁，与安及章溢等论前代兴亡本未。安言丧乱之源，由于骄侈。帝曰：“居高位者易骄，处逸乐者易侈。骄则善言不入，而过不闻。侈则善道不立，而行不顾。如此者，未有不亡。卿言甚当。”又论学术。安曰：“道不明，邪说害之也。”帝曰：“邪说害道，犹美味之悦口，美色之眩目。邪说不去，则正道不兴，天下何从治？”安顿首曰：“陛下所言，可谓深探其本矣。”
安事帝十余岁，视诸儒最旧，御制门帖子赐之曰：“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时人荣之。御史或言安隐过。帝诘曰：“安宁有此？且若何从知？”曰：“闻之道路。”帝大怒，立黜之。 （节选自《明史》列传第二十四）
注释①太祖：朱元璋。太平：今安徽当涂，宋置太平州，明清改称府。②洪武：朱元璋称帝后的年号。
这是原文吧 。。。 翻译我叫不准。。
昔日汉高祖刘邦建立巍巍汉朝，手下文臣不仅有张良，还有萧何、陈平、王陵、曹参等人，都是一世人杰。而唐太宗李世民随父亲李渊建立唐朝时，李世民帐下也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谋士。元朝灭，明朝立，朱元璋麾下的谋臣除了刘伯温和李善长外，其他人知名度并不高。本文我介绍一位鲜有人知的重要谋臣，在朱元璋创业时期立下大功，朱元璋登基那年就去世了，朱元璋称评价他为：国朝谋略无双士，翰苑文章第一家！此人，名叫陶安。 历史学家吴晗先生曾说过，朱元璋麾下一共有4大谋士，分别是刘伯温、李善长、朱升、陶安。刘伯温已经广为人知，而李善长作为朱元璋的「 ”萧何”，长期为朱元璋筹备粮草、军械等后勤工作，是为勤勤恳恳的文臣。朱升的名气，也十分响亮，当年朱元璋攻打徽州，亲自请朱升出山，朱升向朱元璋提出了「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9字方针，奠定了朱元璋的霸业。而第四位谋臣，名叫陶安，此人名气最低，但作用也很大，因为他为朱元璋选定了都城——南京。 朱元璋从濠州（古凤阳）起兵，大概的发展线路是：凤阳、定远、滁州、和县、太平（位于江南），在朱元璋占领滁州和和县之后，朱元璋的首要目标，就是渡江，继续往江南发展。但朱元璋缺乏水军，从凤阳跟着朱元璋来的这些草莽英雄，大多都不善水战。这时，有三支队伍慕名来投奔，第一位是年轻将领邓愈带来万余人，有步兵，也有水军，邓愈当年才16岁。第二位来投奔的人名叫俞廷玉，他带着三个儿子（俞通海、俞通源、俞通渊）和手下2000巢湖水军来投奔朱元璋，第三位来的人名叫廖永安，他带着弟弟廖永忠和近千名巢湖水军来投奔，此时，朱元璋的队伍不仅声势浩大，而且有近1万名水军，然后开始策划渡江。 朱元璋经过分析，优先选择了石矶位渡江的目标，此战，这帮水军们大显身手，操舟若飞，在常遇春、花云、邓愈等猛将的参与下，攻下石，然后进攻太平（安徽当涂）。元朝3万多军队，被打得仓皇而逃。在朱元璋进入太平城之后，让李善长立即张榜，不准士兵烧杀抢掠，否则立斩。这样的队伍进城后，让百姓眼前一亮，纷纷拥护。《明史纪事本末》记载： 初，太祖之发石也。先令李善长为戒饬军士榜，及入城，揭之通衢。一卒违令，立斩之，城中肃然。耆儒陶安等率父老出迎。 这是谋士陶安第一次出场，陶安，字主敬，太平人。他本来是城中德高望重的儒者，看到朱元璋军纪严明，所以他带领父老乡亲们来迎接朱元璋。并且陶安对自己的乡亲们说： 「 ”方今四方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拨乱安民，救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 这句话是他的肺腑之言，因为陶安认为，元朝末年天下大乱，各路枭雄都是为了「 ”子女玉帛”而战，并不是为了拨乱安民，只有朱元璋为了民众二战，是真正的明主。 陶安帮朱元璋稳定了太平民众，朱元璋任命陶安为幕府参军，此时，陶安给了朱元璋一条极为重要的建议：夺取金陵（南京）！陶安建议朱元璋，如今东有张士诚盘踞苏吴、西有徐寿辉（陈友谅上司）占据汉沔，朱元璋若想立足，必须占据南京。因为： 「 ”金陵帝王之都，龙蟠虎踞，限以长江之险。若据其形胜，出兵以临四方，则何向不克！” 是的，因为是南京地势险要，水系发达，拥有长江之险，朱元璋若想站稳脚跟，必须拿下南京，以此为根据地，才能平定天下。朱元璋听完陶安的建议，非常心动，按照陶安的建议逐渐谋图南京。（我注：元朝末年，南京名为集庆，朱元璋占领南京后，改名为应天。） 此时，朱升和刘伯温还没有投奔朱元璋，朱元璋麾下出名的文臣，仅仅有一个李善长。陶安在此后，帮朱元璋出谋划策，招揽人才，稳定民心，功不可没。朱元璋称帝后，命陶安、刘伯温、李善长三人制定大明律令，并且让陶安领导东阁文臣。 可惜，陶安很快病重，当年九月病逝，朱元璋追封他为姑孰郡公。第二年，谋士朱升也辞官回乡，从此，朱元璋的四大谋士，只剩下刘伯温和李善长了。从结果上看，先离去的陶安和朱升得以善终，而留下的两人，结果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