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句话的意思是：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民众信任朝廷。”
原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译文：
子贡问怎样治理政事。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民众信任朝廷。”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些，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迫不得已，要在剩下的两项中去掉一项，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都是要死的，如果没有民众的信任，那么国家就站立不住了。”
出处：《论语·颜渊篇》
文本解读
在这里，孔子提出了“取信于民”的观点，即从政者要获取人民的信任，这是儒家思想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谓“信”就是信任，可以理解为出于相信而敢于托付。因为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只有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人民愿意把统治的权力赋予你，统治才能长久，***才能稳定，决策才能顺利推行。
这并不否认领袖人物推动历史进步的重大作用，但是也要知道，历史发展不是单靠领袖人物一己之力推动的，这些成功的领袖，无一不是靠人民的信任和支持，凝聚最伟大的力量，最终做出伟大业绩的。
1、译文
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办法。孔子说：“备足粮食，充足军备，百姓就对***信任了。”子贡问：“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项，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
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又问：“如果迫不得已还要去掉一项，在这两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孔子说：“去掉充足的食物。自古以来谁都会死，但如果没有百姓的信任，就不能够立足了。”
鲁哀公问有若说：“遭了饥荒，国家用度困难，怎么办？”有若回答说：“为什么不实行彻法，只抽十分之一的田税呢？”哀公说：现在抽十分之二，我还不够，怎么能实行彻法呢？”有若说：“百姓富足了，您也就富足了。百姓不富足，您跟谁富足呢？”
2、原文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扩展资料：
一、赏析
孔子认为，为政要讲经济建设，要讲国防，还要让老百姓信任他，只有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牺牲国防、经济，也要让百姓信任。可见取信于民，在孔子眼里是很重要的。
这一章反映了儒家学派的经济思想，其核心是“富民”思想。鲁国所征的田税是十分之二的税率，即使如此，国家的财政仍然是十分紧张的。这里，有若的观点是，削减田税的税率，改行“彻税”即分之一税率，使百姓减轻经济负担。
只要百姓富足了，国家就不可能贫穷。反之，如果对百姓征收过甚，这种短期行为必将使民不聊生，国家经济也就随之衰退了。这种以“富民”为核心的经济思想有其值得借鉴的价值，文章强调的观点是民无信不立。
二、强调观点
对一个国家来说，军备是重要的，财富也诚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上下一心，互相信任。只要有了这一条，兵器、粮食都可以创造出来；没有这一条，即使兵器充足，粮食充盈，国家也是危险的。
百度百科－子贡问政
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有其自成体系的政治思想。通观《论语》，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四者相联系，“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领导阶层的素质提高是“德治”、“仁”和“礼”具体实施的前提。
一 、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要想了解孔子的政治思想，首先就要看看孔子所处的政治环境。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政治上混乱、军事上诸侯国互相征伐。自从周平王东迁后，周王室衰微，地位一落千丈，实际上和一个中等诸侯国差不多。各国为了在众多的诸侯国中得到一块生存之地，互相攻伐，战争持续不断，小国被吞并，大国不断崛起，先后出现“春秋五霸”。各国内部，卿大夫势力强大，时有发生，弑君犯上现象屡见不鲜。
在这种情况下，周代从文王武王及周公等人时期传下来的礼乐制度也随之崩溃了，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①]这段话中孔子所说的“天下无道”的情形就生动地描绘出了春秋时期混乱的政治局面。
随着礼乐制度的崩溃，人们的道德也逐渐沦丧。春秋是一个讲究实力的时代，凡是讲实力的时代，道德都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样混乱的社会，孔子作为一个对社会负责任的人，提出了一系列改造社会的政治思想。
二 、孔子政治思想的具体内容
为了实现“天下有道”的政治理想，恢复文武时代的统一局面，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了以下四点内容。
一、要建设优秀的领导阶层。
孔子很注重政治生活中领导阶层的作用，他要求领导者必须首先在道德和修养上作出一定的成绩，否则就无法领导下层的民众。同时，孔子把社会上的人分为两个阶层，即“君子”和“小人”，这里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君子”和“小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孔子这里讲的“君子”和“小人”实际是分别有两层含意，第一层含意是指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君子”指领导者，“小人”指被领导者；第二层含意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道德低下的人，“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例如：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②]这里的“君子”就是指领导者。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③]， 这里的“君子”也是指领导者，“小人”则指被领导者。而大部分时候“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下的人。而这两层含意也是有着联系的，孔子认为领导者就必须有道德，即在道德上也应该是君子。道德低下的人即“小人”就应该被道德高尚的人即“君子”所领导，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④]。这些在《论语》中是没有明确表示的，需要我们在读《论语》的过程中细细斟酌。那么，领导者应该怎样做呢？
首先是要道德高尚，必须“以德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⑤]“共”通“拱”，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孔子用天象比喻政治生活，领导者如果实行德治，民众就会像众星围绕北极星一样自动围绕着你转。在这里孔子强调了道德对政治生活的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而孔子本人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有人问孔子说：“子奚不为政？”孔子说：“《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⑥]孔子就是用道德来感染众人的，因此，孔子虽然没有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但在精神上却是一个领导者，孔子也正是希望那些在世俗政治上拥有权力的领导者也能像他一样，通过高尚的道德来领导民众。
其次，领导者要带头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作用。鲁国贵族季康子曾经向孔子请教治国的方法，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⑦]领导者本人带头走正路，那么还有谁敢不走正道呢？另外，季康子担忧***，问孔子怎么办，孔子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⑧] 领导者自己不贪图财利，即使奖励偷窃，也没有人偷盗。季康子还把自己所认为正确的治国之道告诉孔子，他建议“如杀无道，以就有道”[⑨]，而孔子却说：“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人小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⑩]这里的“君子”指有道德的领导者，而“小人”指被领导者，从这三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季康子是一个行为不端正，贪得无厌，并且政治头脑简单的人，他虽然居于君子之位，却没有君子之德，而孔子通过批评季康子提出了领导者应身先士卒走正道，为民众做表率，方能治理好国家的道理。
二、孔子提出了领导者治国的正确方略——“以德治国”。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11]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不同的治国方针——以政令和刑罚为核心的“法治”与以道德和礼仪为核心的“德治”。孔子在比较这两种治国方针后认为法治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德治”比“法治”更有优越性，因为德治能使民众有知耻之心，从而在心中树立一个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的荣辱观，这样民众在做某件事之前就会先用自己的荣辱观去衡量这个行为，从而得出一个正确的符合礼法的决定。通过德治，民众不仅明白了是非，而且也会了解到领导者的用心良苦，从而达到“有耻且格”的目的，这就是孔子的德治思想，具体来说有两个方面。一是要取信于民。子贡曾经问孔子如何为政，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又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回答：“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2]孔子认为“信”是治国的最基本的因素，是高于经济和军事的，他这番话说明了“取信于民”在以德治国中的重要性。二是要教化民众，孔子认为，如果人民在经济上得到富足，就会追求安逸的生活，而人之所以为人，不仅要有物质上的欲望，更要有精神上的提高，这也是领导者进行“德治”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必须对民众推行教化政策。冉有曾经陪着老师孔子到卫国去， 孔子说：“庶矣哉！”冉有问老师：“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说：“富之。”冉有又问：“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说：“教之。”[13]古时候由于地广人稀，诸侯国君们大都实行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人口多寡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实力大小的重要指标。人口多了，那自然是首先让民众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在物质生活需求上得到满足之后，就要进行孔子所谓的“教”，即教化，使民众在精神上有一定的提高，其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从而达到“以德治国”政治理想。
三、孔子所提倡的“德治”的精神内涵是“仁”
孔子讲领导者要以德治国，而以德治国的方法是贯彻以“仁”为核心的政治理念。“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4]可见，“仁”是离我们不远的，而且，似乎一伸手就可以够得着，但他有同时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15]孔子又不是仁者了，他一会儿有“仁”，一会儿又没有“仁”，这是这么回事呢？我们仔细品读《论语》后，方才恍然大悟，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16]中有一个十分关键的但很容易被忽略的字——“欲”，而在“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中孔子说他只是“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也是一个“欲”的意思，这样，我们就理解了孔子的“仁”，这个“仁”不是一个头衔，说某某人是个仁人，而是一种心理欲望和实际行动，这也是孔子“仁学”中最关键的，正如公西华所言“正唯***不能学也”[17]。孔子对“仁”的解释，最精彩的莫过于对子贡、颜渊、仲弓、司马牛、子张和樊迟这六个学生的讲解。子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8]颜渊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9]仲弓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20]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21]子张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22]子张又问孔子“五者”是什么，孔子说：“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23] 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24]樊迟还有一次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25]由此可见，孔子的“仁”的核心是“爱”和“礼”，要以爱心对人，时常替别人着想，要以礼法克制自己，行为言语要谨慎，类似现代政治理念中的“以人为本”，孔子在这里看似是在教育自己的学生做人的方法，而实际是他的一种政治设想，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孔子讲的“君子”有两层意义，孔子教他的学生做有德之人，即“君子”，他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26]如果端正了自身的行为，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孔子认为这种人就应该走上领导岗位，而由这些拥有“仁”的君子来行政，就必然会实行仁政。[四、孔子政治思想中的治国工具是“礼”
孔子是一个十分懂得“礼”的人，据说他小时候就把礼器当玩具玩，《史记》中记载：“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27]可谓天赋异秉。他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28]孔子对于夏礼、殷礼都很精通，但他认为夏、商、周的礼仪是一代比一代进步的，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29] “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30]。可见，他认为周礼是最为完善的。
“礼”是周代典制的重要内容，“礼起源于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31]。也就是人类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的习惯法，这些习惯法在进入王政时代后，被领导阶级加以整理改造，形成比较系统的制度，于是，夏有夏礼，商有商礼，周有周礼，“礼”成了国家稳定的一个重要保证，而“礼”经过了夏商两代的改进，到了周代，经过周公的系统化，成为更加完善的一种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其主要内容见于先秦典籍《仪礼》之中。周礼的基本精神是“在各种典礼、仪式当中，不同社会地位的参与者都有各自不同的，严格的具体行为规范。通过这些行为规范区别尊卑、亲疏、贤愚等社会范畴，界定每个人在社会秩序中的具***置，协调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32]。到了孔子时代，周公所作的“礼”已经彻底崩溃了，社会进入了“天下无道”的时期，孔子在这样的社会里能够站出来，用一种“虽万人吾往矣”的勇气力图改变社会现状，这种精神是我们后世子孙们所应该敬仰和学习的。
孔子要用“礼”来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就是“正名”，子路曾经问老师：“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孔子说：“必也正名乎！”[33]子路觉得老师有些可笑，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要想“正名”确实是一件异想天开的事，他问：“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这“名”怎么正呢？孔子对子路解释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无所措手足。”[34]所以说，孔子认为“正名”是治国的首要工作。所谓“正名”，就是建立一个名实相符的社会，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心尽职，不得僭越。齐景公曾经问孔子为政的方法，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35]即做君主的要有君主的样子，做臣子的要有臣子的样子，做父亲的要有父亲的样子，做儿子的要有儿子的样子，孔子要建立的是一个秩序合理严谨的社会。因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秩序混乱、礼崩乐坏的社会，季孙氏曾经用八佾的规模在庭院舞蹈，古时一佾八人，八佾就是四十六人，据《周礼》规定，只有周天子才可以使用八佾，诸侯***.bfblw*** 为六佾，卿大夫为四佾，士用二佾。季氏是大夫，只能用四佾，他用八佾是典型的破坏周礼的***，对此，孔子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发出一句响彻古今的名言：“是可忍，孰不可忍！”[36]可见，当时礼制的破坏程度有多么厉害，也正因此，孔子才提出“正名”的主张。
其次，除了“正名”之外，孔子还提出要以“礼”为行为规范的思想，即“齐之以礼”的思想。“礼”的实行有两条缺一不可的途径：一是自下而上的途径，孔子在教导他的学生子贡时说为人要“富而好礼”[37]，在教导他的学生颜渊时说要“克己复礼”[38]，在教导他的儿子孔鲤时说“不学礼，无以立”[39]，这就是说民众自己本身要以“礼”为自己的行为准则，要求人们做到“非礼勿视，非礼无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40]；二是自上而下的途径，即领导者要以“礼”治国，即孔子所说的“上好礼，***易使也”[41]，“上好礼，***莫敢不敬”[42]。领导者以“礼”为行为规范，民众就会效法，国家就会稳定，从而达到“天下有道”的理想社会。
三、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将孔子的政治思想概括为四大块：首先，要提高领导阶层的素质，要让那些有德有才的人去领导民众，而不是让像季康子那样的人居于领导岗位；其次，在治国方略上要以德治为根本原则，而不是一味地以严刑峻法来统治人民；再次，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以“仁”为精神内涵；最后，要以“礼”为国家和公民的行为准则，反对越礼的行为。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而且这四点是联系的，德治是实现“仁”和“礼”的前提，“仁”是德治和“礼”的精神内涵，“礼”则是德治和“仁”的具体形式，而这三点的实行都有赖于领导阶层的素质的提高。
孔子虽然已经逝去两千多年了，但他留下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后世子孙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我们应当继承祖先的优秀文化并予以发扬光大。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期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译文
子贡问怎样治理国家。孔子说，“粮食充足，军备充足，老百姓信任统治者。”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去掉一项，那么在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军备。”子贡说：“如果不得不再去掉一项，那么这两项中去掉哪一项呢？”孔子说：“去掉粮食。自古以来人总是要死的，如果老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么国家就不能存在了。”
评析
本章里孔子回答了子贡问政中所连续提出的三个问题。孔子认为，治理一个国家，应当具备三个起码条件：食、兵、信。但这三者当中，信是最重要的。这体现了儒学的人学思想。只有兵和食，而百姓对统治者不信任，那这样的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下去了。
孔子的社会理想,我们可以分成以下数点.第一,人民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这番话,其实体现出理想和现实两个层面的论点.我常说：“对于一个即将饿死的人,馒头远比维他命显得更重要.”因为从现实的观点来看,如果人生要体现任何道德精神,其生活的基本需求都必须先受到保证和满足,否则一切只能沦为空想.足食和足兵,都是为政者建立民信的首要条件.如在二者之间择一,则必以“足食”为重.孔子十分清楚,“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老百姓在基本需求方面得到了满足,社会才会变得安定及和谐.至于孔子后面的答复,是从现实生活提升到理想层次.从理想方面出发,人生的价值,必须以满足道德的要求为优先.孔子言谈中的“信”,就是属于道德范畴之一.如在足食和民信之间作一选择,则应以民信为重.因为孔子更加明白,倘若为政者不信守承诺,其所连带的影响范围,将不局限于基本需求一项.如果为政者能信守承诺,尽心履行德政,那么老百姓的基本生活要求,自然能得到保证和满足.在同一篇中,孔子的****有若也对“足食”的主张,做出了补充说明.有若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种“藏富于民”的政治思想,是建立人道社会的主要方针.第二,对于财富分配必须均衡.孔子在《季氏篇》开篇即说道：“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对于国家和社会而言,财富的分配不均衡,绝对是一种大患.想要达到绝对的均衡,是不可能实现的,孔子的意思是,只要在尽量平衡的原则下,老百姓即使贫穷,其心情既较能够忍受,其生活也较能够相安.为政者不需为了增加人口而征战不休,而是应该依据现有的国力,尽心去建立一个公正且均衡的理想社会.第三,教育的普及和重要性.孔子认为,如果人民一旦富足,自会尽力追求安逸的生活.这和禽兽的生活又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一旦富足,还必须对老百姓推行教育政策.在《子路篇》中,孔子清晰的说明这一点.“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古时候因为地广人稀,有的诸侯们曾政策性的鼓励增加人口.人口多了,那自然是让其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这里的“富”,是指基本需求和生活需求.孔子所谓的“教之”,是指学习礼仪.而其最终的目的,当然是希望每个人都保持自身的品德,进一步达到“天下归仁、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
以上三点,是既按照孔子的理念,也按照百姓的需求而设立的.从第一点的“足食”,就是满足基本需求（衣、食、住）,进一步伸展到财富均衡,最终将教育普及化.孔子理想中的“人道社会”,基本上已经通过这三项,概略的给描绘出来了.孔子的政治主张和社会理想虽然创建于两千多年前,但我们可以发觉,它丝毫也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今日所追求的社会,俨然是孔子心目中的“人道社会”.而更重要的是,它给生活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带来了明确且真实的讯息.
政者正也
孔子治国的根本理念，是一个“正”字。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子路曰：“卫君待子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臣、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君臣父子的关系遭破坏，天子大权旁落，不再能号令天下；诸侯国扩张势力，相互争夺；大夫僭越专权，陪臣执国命；子弑父，弟弑兄的事层出不穷。正名，就是针对这种“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情况提出的；就是要改变这种不正常状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使社会秩序归于正常。这也是孔子的基本目标。
《子罕》篇又有“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以各得其所释“正”。“正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就是要使君臣父子各得其所。程子说：“万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则安，失其所则悖。圣人所以能使天下顺治，非能为物作则也，唯止于各于其所而已。”理正社会秩序，使各方各得其所。这是传统治国理政的根本理念。
孔子当时所追求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秩序，有其鲜明的时代内容，是为了恢复西周的礼乐制度。这个要求早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然而在正名的具体主张中包含的各得其所的思想，则有着重大的意义。承认差别的前提和基础上求各得其所，指示了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危机的方向。今天我们深化改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外交上实行和平外交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可以说也都是求“万物各于其所”。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统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求其各得其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也要求其内部各因素、各方面，如***和市场之间，各种经济成分之间，以及城乡，东、中、西部，贫富之间等等，各得其所。可以说改革就是调整各方面、各部分的关系，以达到各得其所的目标；各得其所是改革的目标和实质。市场经济运行中的契约，国家治理中的法制，根本的精神都在于求各得其所。民主的精神和实质，也是在于调整***与公民以及各部分人之间的关系，使各方面各得其所；民主是达到各得其所的一种形式。各得其所的概念，是把个人放在社会群体中来处理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包含保护个***利和尊重他人、尊重社会以及***权力等方面的要求；对个人的要求包含了权利和义务、责任两个方面。和单纯以***、自由、平等为基础相比，更为全面，更有利于正确理解和运用民主，维护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对国际社会来说，中华文化的贵和思想，也指出了处理冲突和危机的方向。单边主义，暴力恐怖威胁、经济制裁，以至战争等等，只能加剧矛盾冲突。只有承认差别，互相尊重，平等协商，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各得其所，才是解决冲突，促进和平发展的正确途径。
为政以德
正名，恢复社会秩序正常，关键在正人。为达到“正”的目标，孔子主张为政以德。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治国理政是依仗强力还是德教？是当是当时对立的治国主张。孔子用“免而***”与“有耻且格”八个字概括说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的不同特点和功能：法制刑政依靠的是强制，它的作用是惩罚犯罪，使人不敢做坏事，却不能使人为善；道德礼教依靠的是教育和自觉，它的作用是使人知耻，不愿做坏事，预防犯罪。通过这样比较，他论证了“为政以德”的正确和必要，强调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基础，把社会秩序的稳定建立在人们道德自觉的基础之上。恃德不恃力，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的重要传统。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孔子“为政以德”思想的概括说明。道之以德是提高其道德自觉，齐之以礼是规范其言行举止。德是礼的内在的精神基础，礼是德的外在表现和落实。德是灵魂，礼是形式。德和礼是统一不可分的两个方面，二者的结合、统一，构成孔子为政以德的思想。
正人中又有两方面：正人和正己。“正人先正己”。不只是对百姓进行道德教化，首先是要求在位者自身要正。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对百姓的教育是重要的，但身教重于言教；在位者不能以身作则，对百姓的教育就不会有效。
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民风之正，在于君子之风。君子之风正，***风正；君子之风不正，***风衰。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位者自身不正，下面的风气自然就歪。
如此可见，孔子有救世之志，而他救世的理念，由正名开始。为政之本在正名，正名之本在正人，正人之本在正己，最后落到人的“正”。孔子、《论语》的中心思想，落到了为人之道，做人的道理上。
由此，孔子十分重视教育，把教育看作为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一定程度上孔子对法制刑政也有所忽视。
子曰：“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庶、富、教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这是孔子的政治纲领，第一要使人口增长，第二使人们富裕，第三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在当时，地广人稀，生产力低下，物产匮乏的情况下，要富国强兵，抵御外来的侵犯，首先要增长人口，有足够的数量。这是一切有见识的政治家共同关心的问题。墨子说：
“天下贫，则从事乎富之；人民寡，则从事乎众之；众而乱，则从事乎治之。”
他提出的富、众、治三点，前两点与孔子所说富、庶相同，不同的是后面这一点，一个主张教，一个主张治。
在富和教的关系上，富在教之前，先富后教。《论语》里孔子对这一点没有进一步作具体的发挥。但是《论语》中有很多地方谈到对民生问题的重视和关心。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鲁国遇到灾荒，国家的财政出现问题。哀公问有若怎么办？有若建议把田赋制度改一下，从征收二分之一的赋税改为收十分之一。哀公说，现在我都不够用，怎么你还要我减少到十分之一呢？有若回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如果老百姓富足了，你国君就不用发愁；如果百姓都不够用，你从哪里去征收呢？有子是着眼于让百姓能够富裕。民富国强，民富是国强的基础；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
还有，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应该是“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均”，一般人常常解释为平均，说孔子是主张平均主义。其实未必如此。朱熹注说：“谓各得其分。”董仲舒则解释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春秋繁露·度制》)这些解释，都以为孔子所说的“均”不是平均，而是要调节各阶层的收入，使贫者富者都能“各得其分”，不至于过富和过贫，以求社会的安定。也是体现了各得其所的意思。所以这一章的大意就是不怕财富不多，只怕分配不合理；不怕人口稀少，而怕境内不安。也反映了孔子关心民生的思想。
民无信不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足食，粮食很充足，或者经济很发达；足兵，有充足的军备；还有就是老百姓对国家或者对***的信任。有这两条，百姓就信任***了。如果迫不得已，三者必须去掉其一，先去哪条呢？孔子说去兵。如果迫不得已在剩下的足食和民信这两条中还要去一条，去哪个呢？孔子说“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去掉粮食。自古以来谁都免不了死亡，但是一定要保持民信；如果人民对国家没有信任，国家是不能立足的。
前面说要先富后教，而这里说在食和民信二者中先去食，这两章说的是不同的问题。第一，庶、富、教是说为政的次序。庶为第一要务；富与教之间，先富后教。民富，百姓无后顾之忧，才乐于接受教化；所以为政必先富后教。庶之，富之，教之乃为政次第三步骤。去食、去兵，民无信不立，则是讲的国家稳定的基础、根本何在？民信重于足食、足兵。民信为本；足食、足兵为末。前者所说是先后，后者所说在本末。第二，庶、富、教说的是正常情况下的安排，去兵、去食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处理。正常情况下，应守先后次序，按庶、富、教的次第施政；特殊情况下，则应以维护根本为要，宁可去兵、去食，不可失信。
这说明，当政者能否得到百姓的拥护，能否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孔子最为关注的一件事情。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
为政的目标是要取得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心悦诚服，自动来投奔。オ
“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
取信于民是使用民力的基础和前提。
这反映孔子一个重要思想，即把***巩固的基础放在百姓的信任上。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中重要的一点。以后孟子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荀子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君民舟水关系论，继承发挥了这一思想，形成了古代政治思想中的一个传统。
“民无信不立”，“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的巩固，最重要的不是靠足兵，国防和军事；也不是靠足食，经济的发展；而是靠民心，得到百姓的拥护和信任。这个道理，已经为古今中外全部历史所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一切当权者必须时刻牢记在心，不可须臾忽视和忘却的。
孔子“政者正也”，“为政以德”,“”庶、富、教“，”民无信不立“的思想，反映出一种重要的治国理念：为政的目标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正常稳定，百姓的安定富足；治国的实质不是管制，更不是镇压，而是”正“；治国的手段主要不是强制，而是教化，恃德不恃力；社会的安定、国家的稳固，基础在人，在民心，不在物。这是一种以人为主体，立足于人的完善的思想。它从人出发，为了人的完善；又依靠人的完善，把治国平天下的希望建立在人们”有耻且格“的基础之上。这是真正以人为本的思想。
同时，这也是整个儒学的核心思想；全部儒学，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在于人的提高和完善。正如《大学》所概括的：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孔子、儒家这一思想，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途径。人的发展是一切发展的基础；世间一切问题，都在于人；一切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在于人自身的提高和完善。在这一思想影响下，在中国和广大儒学文化圈，培育形成了重教育、重道德的优良传统，对这一地区社会文化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这个道理也不断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所证实，愈来愈为人们所认识。当今人类所面临的重大问题，如和平、环境、气候、金融危机，以及疫病、贪腐、***等等，究其根源，无不在于人的贪婪、自私、放任……。”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的思想，对于人类持续长远的发展无疑有着特殊的意义。
或有人质疑：此等理念不现实。一切取决于人的自觉，道理很对；但现实中自觉的能有几人？所以靠自觉只是理想，实际还是没有用。此话不无道理。人类社会，距离***自觉还很远。但孔子关于法制刑政与道德礼教所做”免而***“与”有耻且格“的比较和评论，是基本正确的，并且包含有极高的智慧。就如反贪腐，也有让人不敢、不能和不愿三种可能的情况。用法制手段严厉制裁，只能使人不敢；制度改革和完善，也只能使人不能；根本的解决是提高人们的自觉，使人们不愿。但治本的目标不可能一步达到，改善只能从治标入手。《大学》：“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後，则近道矣。”
首先，从两人的人格来看。孔子偏向敦厚，而孟子则偏向愤世疾俗。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自然要以身作则，要别人大气，自己就得是个敦厚的儒者长者。这与孔子的人生经历有关，孔子早年家贫，作过吹鼓手，也放过牛羊，他是自学成才，因而他自然就养成了谦逊的性格，他向长者请教时也总是恭恭敬敬。成材后，他也将这种恭敬的习惯一以贯之，所以才有“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要让年轻人少走弯路，对年轻人的教诲总是不厌其烦。他是老师，也是长者，所以，脾气暴躁的子路都会受他的影响，并拜他为师。宽恕始终是他的人生信条，如在陈国，被别人形容为“丧家之犬”，他都不生气。但在原则上则义正词严，毫不妥协。当他发现鲁国国君的臣子享受了不该他享受的音乐时，他也会说“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孔子的敦厚中是蕴藏着凛凛正气的。
孟子则不同，孟子更偏向愤世疾俗。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在那个时期内诸侯们交相攻伐，仁义早被抛诸脑后，“兴灭继绝”的传统也烟消云散，然而，神仙打仗，凡人遭殃，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孟子把个人与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他以解民倒悬为己任，自然是看不惯诸侯们的那一套的，百姓的血流在他的眼中，哀号回荡在他的心中，这更激起他的愤世疾俗。孔子也愤世疾俗，只不过他最大的愤怒也就是“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孟子则不同，他是“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孔子的愤怒是出世，孟子的愤怒是入世，是一股豪迈之情，自信之气，他越愤怒越要入世，正如孟子所说“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所以，从对后世文人的人格的影响来看，孟子的影响超过了孔子。
第二，从他们对“仁”的看法来看，孔子是大厦的奠基者，孟子是大厦的建立者和完善者。孔子针对 “春秋无义战”提出了“仁”思想，他并没有将“仁”的思想形象化具体化，“仁”还只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孟子则在“仁”的基础上将其形象为“不忍之心”，并建立“性善论”来对其进行论述，进而提出“仁政”的概念。由“仁”到“仁政”是一种从社会道德到社会政治的一个飞跃，这种飞跃将能更好的巩固“仁”的观念，并能更好地施行“仁政”。
第三，从具体的施政来看，孔子的施政纲领比较简单原始，孟子的施政纲领则详细具体的多。孔子治理天下，不外“礼乐”二端，他的礼就是不僭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的乐就是“浴乎沂，风乎舞雩，沐而归”，简单说来就是简政施仁。孔子也赞同发展经济，他很赞同管仲，他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他也赞同用适当的刑罚来惩戒，不过，他不赞成滥施刑罚。孟子则不同，他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可诛杀“独夫”，虽多了点杀伐之气，却表现出其朗朗正气；他认为乐也当用来治理国家，“古之乐犹今之乐”，为君者当“与民同乐”，以此来教化百姓。孟子不赞同刑罚，只因战国时期各国刑罚太甚，他认为施刑是“罔民”，他倒赞同教化“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而他最赞同的是发展经济“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无夺其时，十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的经济就是“教养” 二大端，毕竟“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