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为中用是谁提出的-洋为中用指什么生肖

1.西方管理学思想的适用性分析---如何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2.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

3.改革开放是谁提出来的

4.美国在中等教育改革中，研究和讨论了哪些问题

5.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

西方管理学思想的适用性分析---如何古为今用 洋为中用

一、继承与重建精神文明

我曾应邀到美国，继而日本，后又到台湾从事研究与讲学，颇多见闻，感触也极深。一般说来，东方文化讲究精神文明，中国精神文明更是源远流长，而现代西方人则偏重追求物质文明，至今已是弊端百出。但我回国后却产生了一种古怪的感觉：我们现在物质文明发展很快，而对精神文明的重视还赶不上西方及日本和新加坡。当然，西方精神文明早已存在堕落趋势，很多海外有识之士呼吁用东方文明来补救西方文明，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用于西方精神文明的重新构建。

重建中国适合时代潮流的人文主义，应是当务之急，是关系民族命运的头等大事。我曾到沿海开发区去看过，坦率地讲，我们的文化氛围和品味并不比西方强，某些方面甚至更差。西方有基督教文明，这是传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渗透在很多方面。有人把宗教等同于迷信，这是对中世纪宗教的传统看法。现在基督教已有了很大变化，美国很多人把它看作传统文化，宗教色彩已逐渐淡化。

武汉电视塔（曾是江城人民引以为荣的塔）上面曾经出现的洋烟广告让人看不顺眼。若这类广告出现在巴黎埃菲尔铁塔上，会引起民众公愤。对香烟广告一般有限制，何况在这样代表民族精神象征之处。即使在香港，堂而皇之的香烟广告下面，也要注明香烟有害的文字。关不久，有关部门来检查，洋烟广告才撤了下来。

社会风气不好，主要是百姓水平低，还是某些导向出现偏差？我觉得是后者。某些地区有人说：“革命时期靠红色娘子军，开放时期靠**娘子军。”某些地方甚至出现“无娼不盛”，用孔老夫子的话说，真是人欲横流。我讲这些的目的是说新的人文主义重建刻不容缓。有人说这是经济发展必须付出的代价。将来社会发展了，“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总有一天，会促进精神文明的。香港曾被称为文化沙漠，后来经济繁荣了，对文化教育也非常重视。但我们不能采取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的态度。我们应该大声疾呼，提醒社会与政府的注意，并尽自己的力量投入重建。

我在台北有两位朋友，都是著名的中国近代史学家。今年夏天到武汉访问。参观了武昌起义博物馆，看了以后很难过，说红楼被小摊贩糟踏得不成样子。作为武昌起义纪念馆名誉馆长，我很难为情。向管理人员转达这个反映，并提出文化遗址品味亟待提高，对小摊贩要加强管理。管理人员却说：“他们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这话耐人寻味。但他们也有说不出的苦衷，一是无权管理商贩，二是资金严重不足，不创收连日常工作都难以开展。听说西安和其他地方的遗址也有类似情况，真让人担心。

二、正确对待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社会上曾有种错觉，即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截然对立起来。现在情况明显变化了，提倡传统文化的呼声日益增强，但对两者关系的正确处理应作深入理解。

辛亥革命前期，当时老讲“中体西用”，严复就不同意，认为“体”和“用”是联系在一起的，譬如牛体有牛用，马体有马用，决不能“牛体马用”。辛亥革命时期有人提倡革命是为了反抗精神权威，批判祖宗，甚至要革“天”命。五四时期人们在政治革命迭遭挫折之际，又从文化寻找根源，这在当时的社会效应有正负两方面。为了推翻旧的政治权威，必须从理性上批判，但批判的结果往往有两种。其一，健康地、批判地传统文化；其二，粗暴地、片面地否定传统文化。后者是一种“左”的思潮，发展到极致，就带来深重的文化灾难。它已给社会造成了不良影响，经常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只要现代化过程中出现一点问题，就马上归咎于传统文化。好比现今一个人患了艾滋病，却怪祖宗不正经，可笑又可怜。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全党越的鸿沟。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对文化在传统大部分是保留的。日本、新加坡发展了，但它们把传统文化保存得很好，中国文化也保存了很多，因为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已溶合到他们的民族文化中。利用传统文化中的有用的东西来促进现代化，这是很聪明的做法。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决不意味着与传统文化彻底决裂。

北京本是历史名城，但现在已被钢盘水泥淹没了。巴黎、柏林的老建筑保存得很好。法国古老的拉丁区至今风貌依旧。而中国摧枯拉朽地拆毁了老建筑，这的确是一个民族文化素养、精神境界问题。

现在重游西湖已很难认出旧貌。西湖周围违章建筑太多，把原有景观弄得元气大伤。在庐山，牯岭已完全变了样，牯岭公园已看不到原有的湖光山色，只看到一片乱七八糟的房子。这个优美的风景区，单靠小小一个庐山管理局怎么行。它应该属国家级，像美国的国家公园一样严格管理，不允许任意破坏。

提倡精神文明重建，发扬中国固有的优良传统，包括新民主主义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要吸收西方人文主义的优秀成分，再加上今天新的创造，三点结合起来，以我为主，以今为主，就可以做得更好。长期以来由于对传统文化的偏见，使我们不能正确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

三、传统文化的多元性及变迁性

前人说过，不要把传统文化看作绝对的好，或绝对的坏。不要看作简单纯粹的板块，要看到中华文化的多源头和多元性。因为，从地区上讲，中华文化虽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也有非主流文化，如荆楚、巴蜀、吴越和兄弟民族等各种各样的文化。所以我们今天在继承传统文化的精粹时，绝不能反单源化、单一化。

光从文化的源头来讲，中华文化有好多个。现在崇敬黄帝、炎帝，我们常把它们作为中华民族源起的象征，但绝不能过分夸大，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近代，黄帝是被“炒”热的，辛亥时期不仅有黄帝纪元，还有黄帝肖像，那是为了革命宣传。现在不宜再作情绪化的简单处理，应深层地理性思考，研究如何更完善地处理历史文化源头，来增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否则会出乱子。

中国是多民族国家，许多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源头，而且在中华民族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相互渗透融合，都有自己的贡献。我们应在“炎黄”热、“华夏”热中保持清醒的头脑，看到某些简单片面的宣传中的负面效应。

如果强调文化的多元性，反过来设想，假如荆楚文化成为中化文化的主流，中国现在也有可能很强盛很活跃。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不同，它粗犷、奔放、充满浪漫色彩和丰富的想象力。当然里面有很多鬼神，鬼神不能看作迷信，它也是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是人类与自然交往沟通中想象的产物。这种想法似乎荒诞不经，但目的是提倡中华文化的包容性，要有更广阔的胸怀，不能“定于一尊”。

我们一讲传统文化，就觉得似乎《四书》《五经》才是传统文化，这不对。姑且不说远古文化的多元性。到了汉代的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儒家文化才逐渐占统治地位。再到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外来佛教文化逐渐繁荣，中国文化又有了很大变化，非常丰富，更具生命力。其后宋明理学的兴起，从学术上讲有进步意义，但它同君主专制主义结合起来，成了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其末流更是畸形发展，给民族的发展造成严重障碍。

今天再看传统文化，不能再用定于一尊的正统眼光，更不能用单一的价值观来评价。这样才能古为今用，推陈出新。

四、用超越的心态对待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

历史上曾有两种片面观点：一种是把传统文化当作现代文化的障碍，恨不得把传统文化彻底消灭；另一种是对传统文化的顶膜拜，把传统文化神奇化。

在当前对外开放贸易中，有些地方***认识水平的低下简直惊人。譬如，公开宣称：“外资就是上帝。”与此相对应的，就是把传统文化庸俗化，这实际是帮倒忙。如磨山（武汉东湖）楚城景观的建设，充满楚文化情调，有较高文化品位。把早年手书《离骚》刻在巨大的石壁上，有气魄。但也有败笔，如楚市的花轿，非常浅薄粗俗。我们需要的是精品，而不是市侩。台湾对文化的传承，相对比较重视，但在商品大潮的冲击下，也有走向粗俗的倾向。表面上，连街道名称都是忠孝路、仁爱路，好像很尊重传统文化，讲究传统道德，其实有此事很可笑。就说讲孝道吧，我有个台湾亲戚，我们相约为舅父扫坟。他太太问我大陆和美国祭墓有什么习惯，我说来束花和花圈就行了。但后来上坟时还是带了香烛、纸钱。烧的纸钱不仅有新台币，还有美元。想得挺周到，但很可笑，据说还有烧信用卡的。在台湾，父母后通常要大办丧事，有条件的还请和尚念经，有些听着热闹，其实是录音，据说日本还有机器人和尚念经。你看，科技发展竟使丧事也“现代化”起来了。

当然，这些情况大陆也有，但不如他们“讲究”。所谓“慎终追远”，到了这种地步就虚有其表。传统文化极端商业化、粗俗化，变成了市侩文化或伪劣的民族文化。在台湾有些地方，哭丧竟成为一种职业。有位职业哭丧**把者弄错了，办丧事的人家的是父亲，母亲还在，她却哭成“我的妈呀！”丧事成了吵架大会，这岂非对传统文化的亵渎。当然大陆也有类似的笑话，有家老太太后，乐队竟吹奏起《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也许我把消极的现象讲得太多，但目的是强调要正确对待文化，要在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发扬优良部分，扬弃糟粕。千万不可盲目赶潮流，一提倡文化革命便横扫一切，把孔庙的碑统统打断，一提倡重视传统文化，又简单重复，用市侩的口味来重复。在建设精神文明的过程中，应具有健康、强壮的心态，积极发掘古今中外各种文化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我国是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大国，经济、文化、科技已有举世瞩目的发展，我们再也不是“东亚病夫”，“一穷二白”，因此，在文化上应该和在经济、政治、外交上一样，无需顾虑重重，怕这怕那，要有勇气实行“拿来主义”，把古代、近代、外国、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中的东西，凡对我们有用的都拿来，统统为我所用，加以吐纳、吸收，以重建世界上最优秀的精神文明。

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

改革开放是谁提出来的

现在流行的提法是邓小平同志最先提出的改革开放，但从历史文件中可以看出，早在1956年1月20日，在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讲话，用对联形式批评闭关自守现象时说：“中国人发明，外国人学习，：‘用夏变夷’，没有问题；外国人发明，中国人学习：‘用夷变夏’，就有问题。”显然，此联倡导中为洋用、洋为中用，是建国后最早提出改革开放政策的例证。

1957年2月27日，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一切国家的好的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在办公厅秘书室1964年9月5日编印的《群众反映》第79期《对中央音乐学院的意见》一文中批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不仅是文艺方针，而且是解放思想，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号召。

最有力的例证是与英国、法国、日本及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建交，从而真正打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而不是80年代才开始的所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我认为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首倡者、总设计师。

美国在中等教育改革中，研究和讨论了哪些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期，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不仅激发了世界强国之间的科技竞争，而且引发了世界范围的大规模的教育改革运动。在激烈的竞争与频繁的改革中，美国的教育改革尤其引人注目，并对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当代美国教育的发展脉络及其所呈现出的特点，不难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美国教育从时间上看，虽然至今只经历了半个多世纪，但改革周期转换的速度之快、改革内容变化之大是美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出现过的。其中一些改革方案或改革建议及其实施策略往往呈现出平行进发且在某些方面又相互矛盾之态势。也正是这些改革推动了美国教育的科学化和人本化进程。本着“洋为中用”的原则，考察与分析当代美国教育改革的发展与变化及其所呈现的突出特点，无疑会对新世纪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深化与路径选择有所启示。

第一次改革浪潮：“新课程”运动

在美国教育发展史上，教育改革一直就没有停止过。而且，进入50年代以后，改革周期在不断加快。考察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改革史。正如约普利曼和詹姆斯－范帕滕所说的：“美国的历史，从肯尼迪和约翰逊的政权到里根、布什和克林顿的政权，均受社会改革运动所左右”。241伴随着国家政治、经济的改革，教育改革也是一浪接着一浪。考察自“二战”以来美国的教育改革运动，不难发现，当代美国教育改革的第一次大的浪潮是伴随着前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而揭开序幕的。1957年前苏联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使美国政府为之震惊，而公众则把目光投向了公立学校的教育质量上，责备美国的宇航技术落后是学校教育质量下降所致，进而认为这是进步主义教育偏废基础性、系统性，降低学术标准所造成的恶果。正如丹妮－里威奇教授在《走在十字路口的美国教育：1954—1980》一书中所描述的：“政府官员一再表示了对科技领域研究人才缺乏的关注。另外，他们批评进步主义教育忽视了基本的学术科目——英语、历史、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是追求高标准的不同结果的标志……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并不是因为俄国多么的先进，而恰恰是因为美国的落后所致”。208于是，美国政府很快就将国防建设与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并于1958年颁布了《国防教育法》，确立了以培养高科技人才为目标的教学新体系。该法案拨专款资助科学、数学和现代外语三门“新三艺”课程的研究和改革；提供相关教学设施；推进引导、咨询和测试计划，特别重视发现和培养天才儿童。158很快，新数学、新化学和其他新的修订版本被引入学校教学，暑期学校则为教师提供了新教材和新教法方面的培训。此后，学者们进一步提醒人们充分认识：“教育是我们的第一道国防线”。208正如佳斯特斯－华伦在最高法院的建议案中所指出的：“今天，教育或许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最重要的功能。义务教育的立法和给教育大量的投资，均可说明我们已经认识到了教育对一个民主的社会是多么的重要。”209

第二次改革浪潮：促进教育机会平等运动

当代美国教育改革的第二次浪潮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伴随着民权运动而开始的。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促进教育机会的平等。1954年5月27日，美国最高法院驳斥了自1850年以来一直被认为是正确的，从理论上将黑人排除在白人学校之外的、所谓的“尽管分离但地位是平等的”的论调，并决定要在学校废止种族隔离。但是，最高法院的决策并没有在实行种族隔离的学校产生即刻的反响和效应。尽管一年以后最高法院下令加快废止学校的种族隔离，可是许多学区仍然反对黑人儿童与白人儿童一起就学。甚至，有些学校还成了抵抗最高法院决定，坚持实行种族隔离的“战场”。正如乔－斯普林所说：“尽管最高法院和联邦政府一直在强调反对学校的种族隔离，但学校里的种族隔离现象依旧存在。一些学校尽管实行了不同种族儿童的同校制度，但事实上在学科学习和学校活动方面仍然采取了不同的做法”119

除了废止学校中的种族隔离，促进教育机会平等运动的另一策略是通过立法大力资助弱势群体。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初、中等教育法案》。该法案要求根据各学区贫穷儿童的数量分配资金，通过为小学、初中学生提供课本、器具和实物来确保贫困生有足够的学习资料，资金由各州和地方政府控制，到1966年，这项计划的投入总额达120亿美元。1968年，国会又通过了另一补充法案《双语教育法案》，主要是为那些英语能力较差的低收入儿童提供联邦资助。该法案没有详细说明双语教育的含义而是解释说，法案为地方学区提供资金用来发展和实施新的、理想中的初等及中等学校计划，以满足非英语背景学生的需要。210在整个60年代，社会改良派在呼吁课程改革方面表现突出。他们主张的课程是为少数人和穷人更多平等地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做准备。在他们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变为消除贫困和种族歧视，新科学和数学课的讨论让位于补偿性教育和基础课程的提议。这些课程上的变化为贫困儿童提供了平等的受教育途径以促进他们基本技能的发展216-217

第三次改革浪潮：“恢复基础”运动

20世纪70年代，世界的持久和平尚未实现，美国政府的公信度在水门事件后持续减低，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增加了未来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这10年间，美国出现了诸多教育问题，例如，入学人数减少，考试成绩下降，公众信任降低以及促进全民平等教育的进步政策的变化。其中，学术能力测验成绩持续下降被认为是教育诸多严重问题的标志。人们开始反思到底应该怎样教育儿童对付能源危机、城市拥挤、犯罪增加以及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学校和教育者应该为他们的行为负责，担负起培养具有胜任力和适应性的学生。那些对众多学生低水平的学术表现不满的家长、市民团体、政客联合发起了恢复基础运动和教师责任运动。211这场运动重视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要求减少选修课，增加必修课，恢复教师的主导作用。恢复基础运动强调阅读、写作、数学及学生的口头交流。408

在70年代，促进教育机会平等仍然是美国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联邦的法案为那些处于教育体系边缘的人们带来了成功和鼓舞。1972年，国会通过了禁止性别歧视的《教育修正法案》。1975年，由福特总统签署了《全体残障儿童教育法案》，以保证残障儿童接受免费、适当教育的权利。213

第四次改革浪潮：学校重建运动

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开始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工业生产劳动从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提高教育质量和公民的科学文化水平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而近年美国学生SAT成绩的下降，17岁以下人群的高文盲率等不良表现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忧虑、重视。1983年4月，美国国家高质量教育委员会发表了《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告，美国社会再次掀起了与“恢复基础”性质相近的学校重建运动。重建“意味着规则、角色、关系体系的改变，以致于学校更有效地服务于现存的目的，或者一起服务于新的目的”。30

1983年，恩斯特－鲍尔在为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所著的《高中：美国中等教育告》中要求强化高中学术课程的建议被广泛采纳。1987年底，美国教育部的秘书威廉－本奈特提出为所有高中生开设严格的学术性核心课程，这时高中课程优异化达到了一个高潮。在美国教育部的宣传册《詹姆斯－麦德森高中：为美国学生的课程》，本奈特描述了一个理想高中的课程体系：英语、数学、科学、社会研究、外语、自然，还有一个学期的艺术和音乐史。其中25%的课程计划可供学生选择。正如阿德米罗－里可弗指出的，“以3R为基础的真正的通才教育理想应该回归，这种教育能够铸造流利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清晰的书面表达能力。强迫的学术课程必须给予选择的优先权”。415

这些国家告在80年代横扫全美，对美国教育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告中的许多建议已被执行或在地方组织被热烈讨论，学校委员会、校长、教师、公众等热切关注这场改革。可以说，《国家处于危险之中》以及80年代其他相似的告引导了这个时代的教育改革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各州制定了较高的毕业要求，统一了课程的管理，增加了对教师和学生双方的考核，提升了对教师的资格要求。全国各学区进一步强调计算机知识、家庭作业和基本技能；制定了参与运动的最低标准；延长了在校时间和学年长度。167

第五次改革浪潮：教育选择与国家标准运动

美国教育改革的第五次浪潮是伴随着“2000年教育目标”的出笼而掀起的，其着眼点是强调教育的国家标准。众所周知，美国历来没有国家统一的教育制度，也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而国家有关部门或机构所提出的教育目标和标准在实践中并没有受到普遍的认可和重视，也根本无法起到实际的指导作用，各州有各州的要求，各校有各校的做法。到了90年代，教育质量的参差不齐已经成为美国教育的一个突出问题。1991年和1993年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分别公布了指导整个美国教育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这两份文件吹响了美国教育标准国家统一化的号角。《2000年目标》继续确认了布什政府制定的六项“国家教育目标”，只是其中第三项目标引起了较大争议。新的第三项目标鼓励许多专业组织鉴定评价的标准和方法。同时，它提高了四年级、八年级、十一年级学习方面的严格程度，所规定的较高的标准也影响了各年级的水平。在内容标准上，除了强调知识，还强调批判性思维和解决问题技巧的运用。而建立这些标准的机构是像国家科学教师协会和国家社会研究委员会这样的专业组织。此外，美国教育部为制定标准的专业团体和机构提供资金支持。272这场国家标准运动是美国政府参与塑造教育机构的范例，特别是它影响了教什么、如何去教、学什么、如何评价的问题。273然而，当《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引起全国大范围的讨论和关注的同时，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赞成。一些人认为目标提升了国家课程，也代表了政府对教育的过多“侵犯”。争议虽然存在，但同时，除了弗吉尼亚和新汉普郡以外，其他州都选择接受了2000年目标的联邦资助，以建立具有挑战性的课程内容和绩效标准。272

20世纪90年代，尽管美国学生的学术能力测验成绩逐渐稳定，但教育改革和学校重建运动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人们开始强调文化的多样性，联邦政府在建立统一国家标准的同时，鼓励学校选择成为90年代教育改革的突出特点。1990年，布什总统在《美国2000年》法案中明确支持择校入学这一新的教育实践。具体地说，家长有权根据学生的兴趣以及各校的教学情况为学生选择合适的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而不受学生家庭所在地的限制。州政府则将学生的学费以券票形式直接付给所选学校或父母手中。这种通过券票形式分配资金的做法为家长提供了择校的后盾支持，促进了教育机会的平等和校际之间的办学竞争。然而，这种选择具有一种市场价值取向，它冲击了美国以公立教育为基础的教育体系，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286

第六次改革浪潮：学校教育与工作需要相结合运动

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第六次教育改革浪潮已经初显端倪。当时改革的基点是在工作场所的需要和条件下重新设计学校教育。这次运动的教育目标包括学生从学校到工作场所顺利过渡、信息技术的培训以及强调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能力、决策能力、团体合作的课程设置以及雇主认为今日、未来雇员应有的技能等方面。29在美国，家长、社区与企业参与教育的热情日益直接和广泛，他们在参与教育的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所有学生来说，掌握阅读、写作和计算等基本技能已经远远不够，学会学习、创造性思维、个性化思考、自我管理、目标制定、就业能力、人际关系协调能力、团体合作等技能愈显重要。这些技能反映了社会工作需要的转变和学生职业发展的要求。大量显现的趋势已经为扩展学校课程提供了有说服力的论证，职业教育计划成为普通教育的一部分，它的目的是使职业教育面向所有学生而不仅仅面向工作中的人们。学校需要改变课程结构以反映工作中的科技变化。因为科技、团体工作表现、合作学习、运用交叉学科而不是单学科的概念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已被置于重要的地位，而且未来10年需要新的人际交往技巧。因此，学校课程和教学实践需要强调交流形式的多样化，不管是语言上还是非语言上的。5612005年1月14日，总统布什公开强调需要为高中学生的未来做更多的准备。他认为教育要保证每一个高中毕业生具有在大学和全球性竞争的工作场所取得成功所需的技能。

对洋务派兴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先做出比较完整表述的是

是冯桂芬。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中体西用”，是清末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主张以中国伦常经史之学为原本，以西方科技之术为应用。学习西方的长技用以抵制西方的侵略道路。

最先提出中体西用这一思想的是洋务派思想家冯桂芬，他于1861年在《校邠庐抗议》一书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数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他以“本”“辅”的主从关系来处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的主张对洋务派有很大影响，被资产阶级维新派奉为先导。

从“制洋器”起步，提出“采西学”将学习内容从西方的坚船利炮加以拓展。主张在传统文化的“法后王”后加上“鉴诸国”，不仅要从历史眼光，更要从世界意识的维度开展变法。特别是其六不如夷说，在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扩展资料

洋务派的指导思想初由冯桂芬提出 ，后由张之洞系统阐述。在张之洞思想观点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张之洞早在1883年的山西巡抚任上就提出了“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为了自救、自强，必须变法。

张之洞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主张学习西方法律，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他与刘坤一合上《采用西法十一条折》的具体措施，早在清末修律正式开始之前，张之洞就主张“择西学之可以补我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他认为这样做是“有其益而无其害”。

1898年张之洞在其代表作《劝学篇》中确立了学习西方的基本原则，即“西艺非要，西政为要”。张之洞所言的“西政”不仅有史志、官制、学制、法律等，还包括农政、矿政、工政、商政、兵政、船政等“实用”科目。

百度百科-冯桂芬

百度百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