罔水行舟什么生肖-什么水行舟成语

1.罔水行舟的典故

2.罔水行舟成语解释

3.刘晏的历史背景?.............急!

罔水行舟的典故

罔水行舟的典故如下：

春秋时期，晋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国家，位于今天的山西省和河北省地区。那个时候，晋国国君是景公，而介子推是晋国的大臣，他在晋国政治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故事情节：

有一天，国君景公突然想要出海游玩，于是他召集了大臣介子推和其他官员，宣布了他的计划。景公要求介子推给他准备好船只、船员以及所需的物资，准备出发。然而，介子推当时已经明白，出海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当时晋国并没有海上领土，也没有海上经验，而且晋地内陆，与大海距离较远。因此，介子推担心出海会带来灾难。

面对景公的要求，介子推不得不照办，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拯救景公的机会。他想到了一种巧妙的方法，为景公准备了一艘装得满满的大船，装载了大量的酒和饮料，还在船上设了华美的席子和乐队。景公非常高兴，因为他以为这将是一次愉快的出海之旅。

然而，当船只出发后，不久后，酒和饮料的供应就用尽了。景公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困境，因为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供他和船员们在大海上生存。于是，他问介子推，为什么没有准备足够的水和食物。

介子推答应他，并解释说：“罔水行舟，蓬莱将遗”。这句话的意思是，罔（没有）水行舟，蓬莱（传说中的仙境）将会被遗忘。这句话传达的是介子推的警告，他通过让景公亲身体验到出海时的危险，提醒他不要轻举妄动，以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景公听后非常后悔，因为他明白了介子推的深意。他回到了陆地，非常感激介子推的聪明和警告。从此以后，景公不再轻举妄动，也更加珍惜自己的大臣。

"罔水行舟" 这个成语源自这个故事，用来形容做事不谨慎、冒险行事或缺乏准备，就像出海时没有带足够的水一样，容易陷入困境。这个典故也提醒人们在行动前要深思熟虑，充分准备，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和损失。

罔水行舟成语解释

成语：罔水行舟

拼音：wǎng shuǐ xíng zhōu

　简拼：wsxz

　解释：罔水：无水。没有水而在陆地上行船。比喻行为违背常理。

　出处：《尚书?益稷》：“罔昼夜頟頟，罔水行舟。朋*于家，用殄厥世。”

　示例：河、汴自寇难以来，不复穿治，崩岸灭木，所在廞淤，涉泗千里，如～。 《新唐书?刘晏传》

　近义词：推舟于陆

　语法：作谓语、宾语、定语；用于比喻句

顺接：舟中敌国 舟水之喻 舟车之利 舟车之苦 舟车劳顿 舟车楫马

顺接：白鱼入舟 白鱼登舟 不系之舟 敌国同舟 敌国通舟 风雨共舟 风雨同舟 覆舟载舟

　逆接：惛惛罔罔

　逆接：罔上欺君 罔上虐下 罔所顾忌 罔有孑遗 罔极之哀 罔极之恩 罔水行舟 罔知所措

刘晏的历史背景?.............急!

刘晏（718－－780），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字士安。开元时以神童授太子正学，天宝年间办理税务，因政绩显著，官至侍御史。唐肃宗时，先任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后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度支、铸钱、租庸等使。唐代宗时，为京兆尹、户部侍郎，兼御史大夫，领度支、盐铁、转运、铸钱、租庸等使。不久，提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身居宰相地位，仍领使职。广德二年（764）贬为太子宾客，很快又进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大历时，先与户部侍郎第五琦分管全国财赋，后与户部侍郎韩晃分领关内、河东、山东、剑南道租庸、青苗使。升为尚书左仆射，重登宰相之位。唐德宗即位后，刘晏总领全国财赋。建中元年（780），因杨炎所陷被害，家中所抄财物唯书两车，米麦数石而已。刘晏一生经历了唐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长期担任财务要职，管理财政达几十年，效率高，成绩大，被誉为"广军国之用，未尝有搜求苛敛于民"的著名理财家。

刘晏管理财政的时期，是唐代政治混乱，经济衰弊，人口流亡，府库匮竭，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期。安史之乱后，由于藩镇割据，"贡赋不入"，国家的赋税来源大为缩小，只剩下东南八道，"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则四分有一"。由于均田制的崩溃，国家主要的赋税制度租庸调无法继续实行，租调征收无几。战乱之后，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土地荒芜，社会经济处于百业俱废的状况。但是，国家财政支出却与日俱增。军队增加到70余万，官僚队伍膨胀到一万余人，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战费、统治阶级的奢侈费和其他各种费用，国家财政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刘晏审时度势，从加强管理入手，对财政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有效地扭转了财政的亏空局面，在不加重人们负担的前提下，重震国家财政，实在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刘晏对唐中期国家财政的管理措施是很值得重视和研究的。

改革漕运管理

隋唐时期，由于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经济重心日益南移。但唐代建都长安，关中虽称沃野，因土地狭小，所产不足供京师。财政调拨成为一件举足轻重的事。但是，唐代的漕运却存在着许多弊端。一是危险多。特别是黄河三峡，水急路险，经常翻船，人粮沉，造成极大的损失。二是费时间。由于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四大水系的气候与地理环境不同，水流量的高涨和枯竭也各相异，致使漕船多有滞留，形成很大的浪费。三是费劳力。漕运租粮要征派大量的劳动力，开元二十一年（733），"天下输丁，约有四百万人，"几乎占开元二十二年（ 734）全国人口"四千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一百六十一"的十分之一。征派的劳动力都是无报酬的，充役期间的费用自备。而且，还要受船头的百般虐待，敲诈勒索，"人不堪命。不仅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产，又损伤了漕丁的积极性。四是损失大。租粮经过长途转运，装卸无常，耗散极大，一石至京最多有八九斗。五是费用高。由于管理不善，加之漕河峻险，使费用不断提高，几乎用斗钱运斗米。唐代漕运的诸多弊端已达到了非解决不可的程度，否则中央所需要的粮食就不能及时得到调拨。

开元二十一年（733），唐玄宗命裴耀卿对漕运的管理曾进行过一次改革。改长运发为节级法，解决长运法费时、费力、开支大和效率低的弊病；罢陆运为水运，以避三门水险。裴耀卿对漕运的管理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以上的弊端并未能得到全部解决，还有的问题仍然解决得不彻底。更严重的是安史之乱后，裴耀卿的改革成果不但前功尽弃，而且漕运沦为瘫痪状态。"河汴自寇难以来，崩岸灭木，所在 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东垣、底柱、绳池、北河之间六百里，戍逻久绝，夺攘奸究，夹河为薮"。为了使唐代中后期国家的财政命脉正常运转，刘晏对唐代的漕运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整顿和改革。

对赋税制度的改革与管理

安史之乱以后，均田制彻底破坏，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租庸调制也随之瓦解，国家主要的税收很难征收起来。于是，原来的副税即地税和户税成为主要的赋税来源。地税即原来的义仓税，贞观时就有之，亩税二升，贮于州县义仓。唐高宗时，改为按户征收，"上上户五石，余各有差"。与地税并行的户税，在武德时就已开始，当时全国户分三等征收。贞观时改为九等。天宝中，仍按九等征收，"通以二百五十为率"。这是安史之乱以前唐代户税和地税的实行情况。

安史乱后，统治阶级对户税和地税格外关注，并通过加强管理增加财政收入。唐代宗大历时，刘晏主管财政，在户税和地税的管理上进行了整顿和改革。刘晏对地税的整顿有两点：一是对地税的征收额有所提高。大历四年（769），规定："京兆来秋税，宜分作两等，上下各半，上等每亩税一斗，下等每亩税六升，其荒田如能佃者，……一切每亩税二升。"次年，优诏京兆府百姓地税，但比唐前期还是高。"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二升。荒田开佃者，亩率二升"。刘晏之所以提高地税，是由于唐中叶均田制破坏后，占有少量土地的个体农民的数量减少了，而大土地私有者迅速发展起来。加重地税是为了让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多负担一些国家的租税，尽快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虽然一般百姓的地税额也随着有所增加，但和大土地私有者相比损失不大。因为贫困农民大多沦为地主的佃户，他们是不交地税的，即使有土地的农民也不会有很多的好田，绝大多数是下等地。二是规定大土地私有者的田庄每处都要交纳地税。如大历四年（769）敕："数处有庄田，亦每处税。"（《旧唐书·食货志上》）这是为了防止大土地私有者逃避地税，因为他们的田庄分散在各地，有的甚至在其他州县，因此特别制定了这条规定。

刘晏对户税的管理也有不少改革。一是加重了官僚的户税。大历四年规定："天下百姓及王公已下，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上上户四千文，（以下每等减五百文）……下下户五百文。其现官，一品准上上户，九品准下下户，余品并准依此户等税。若一户数处任官，亦每处依品纳税。"（同上）户税的提高，也是对国家赋税负担的一种调节，加重官僚的户税即是对一般百姓户税的减轻。上上户虽定为4000文，但大部分都是官僚富户。一户数处任官者，指一户有好几人在各处作官，这样的情况不能一户纳税，而要各处根据官品交纳户税。二是加重寄庄户的户税。"其寄庄户，准旧例从八等户税，寄住户从九等户税，比类百姓，事恐不均，宜各递加一等税"（同上）。寄庄户和寄住户多是官僚上层阶级，原来和普通百姓交纳一样的户税，为了使户税达到合理负担，对这些户递加一等税收。三是整顿各种浮客户的户税。规定："其诸色浮客及权时寄住户等，无问有官无官，各所在为两等税收。稍殷有者准八等户，余准九等户。"（同上）这一条是针对流亡他乡的一般民众，两等税收指八等和九等。可见，一般百姓的户税与官僚地主相比还是比较轻的。四是减轻了商贾的户税。"其百姓有邸店行铺及炉冶，应准式合加本户二等税者，依此税数勘责征纳"（同上）。大历四年以前，商贾规定在原来 的户等上再加二等征收，刘晏废除了此制，他们从此按照大历四年规定的户等交纳，不再在本户上加等。刘晏减轻商贾的户税，是为了促进商业经济的发展，扩大财政的来源。刘晏在整顿与改革中，充分发挥了国家财政调节财富分配的职能，使地税和户税既扩大了征收面又趋于合理负担，既加强了管理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效果甚佳。